书城文学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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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章 千古浩劫(9)

1975年,面对来访的尼克松女婿--朱力·艾森豪威尔夫妇,好似卜者在吐露某种谶言,他小声、神秘地说:“党内将有斗争。”

这年隆冬,他发布一条格言:“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在次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里,他又发出一条令举国为之震动的指示:“安定团结并不是不要阶级斗争”;

他变得有几分宿命。

他告诉来自菲律宾的漂亮的女强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你地位越高,就越会有人向你扔石头。

他对泰国总理克立说:几乎每一位来见我并招我喜欢的人,回国后就遇到灾难。他一口气讲了他曾见过的7个国家的领导人--尼克松、田中、恩克鲁玛、希思、苏加诺、威特兰、西哈努克。他们回到国内,或是被卷进丑闻弹劾下台,或是碰上了流血政变……

他又变得散淡而邈远。

他接见基辛格时,后者提到自己在哈佛大学当教授时,曾经指定学生阅读他的著作。他的回答是:“我的这些著作算不了什么,我写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教益。”

他会见尼克松时,后者赞美到:您的著作,已经推动了一个古老的国家,也改变了二十世纪的历史。他沉默片刻,半合上眼睛,声音低了下去:我一直没有能力去改变世界,我顶多只能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区……

一代豪雄,今日行也颤颤,坐也岌岌,连从沙发上站起来,都得要由张玉凤、孟锦云两人搀扶。他说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他不愿理发、刮胡子,似乎也不愿见外人,常常一人在书房里坐卧、转悠。

与他的意志和热情期待拥抱的那个“彼岸世界”越来越远相反,他感到自己的躯壳离死亡的门槛越来越近……

进入七十年代,他多次谈到要去见马克思、见上帝。

1975年4月18日,他在会见金日成时,对此说得最具体,也最苍凉:董必武同志去世了,总理生病,康生同志也害病,刘伯承同志也害病……我今年82岁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上帝请我去喝烧酒……

周恩来没有坐卧、转悠的功夫,如在炭火上烤馒头片一样,他在为中国烤干自己的最后一点精血。

1973年他住院的日子长达72天,在其余的日子里,他照样废寝忘食地工作,平均每天工作16到18个小时。而从次年的1月1日到6月1日,这住进医院前的五个月,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治疗,他总共抱病工作139天。这139天里,工作达18小时以上的有130天,剩余的九天,无一不超过10小时以上……

周恩来忍受着巨大的肉体痛苦。在他住院前的五个月,每日大量便血,多的时候能达到上百CC,就像直接在便血水。在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之后,他又发生缺氧症状,他常常是一边输血吸氧一边便血,坚持着一个正常人也无力承担的工作量。

1973年6月,他和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和政府总理范文同会谈,仿佛越南人成了老子,而老子又为儿子承担了几个世纪的苦难,对方一阵又一阵的抱怨,一个比一个更苛刻的要求,致使会谈从子夜谈到东方欲晓。

其间,周恩来不断地喝茶,不停地请服务员送来湿毛巾,他擦额头、眼窝、脸颊、脖颈,在擦去一串串豆粒般涌出的虚汗的同时,他仿佛还在用毛巾拼命挤压自己最后一点残剩的心力……

他一再小声嘱咐:再热些,要烫的。

最后,每隔10分钟,便送上一次开水涮过的毛巾。会谈结束后,两名服务员压抑已久的哭声,顿时灌满了服务室,她们不是为自己手指和掌缘被烫起的一串晶明透亮的水泡而哭,是为周恩来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哭。当时在场的十几个人,也无不潸然泪下……

周恩来更忍受着精神的巨大痛苦。他的名字和他身上所体现的文化形态,在林彪覆灭之后突然留下的权力真空里,让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不安,从1974年的批林批孔、尊法反儒,到75年、76年的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始终未让他得到安宁。

当毛得知他大肠里出现了肿瘤,不到24小时,便同意他进行手术。但是,他报告自己病情的一封信,却被毛搁置于一边,读了这封信的韩素音这样写道:“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读来使人心如刀割。这是一种悲哀的呼唤,恳求对方能作出一种姿态,承认悠久的伙伴关系……”

毛泽东不愿意作出这种姿态,在1975年里,虽步履维艰却还未丧失走动能力,直到次年还接见了好几位国家元首的毛,却没到医院看过一次他奄奄一息的总理……

这是两个几乎纠缠了一生,而且,折磨与被折磨也几乎一生的老人。

这是两个愈觉死亡昏冥、冰凉的气息扑面而来,而愈是彼此牵肠挂肚又彼此揪心扯肺的老人。

这是两位谁都害怕对方死去,可在潜意识里,又害怕对方不走在自己前面去见马克思的政治家……

1975年7月1日,在周恩来会见了泰国总理克立之后,陪护人员提出要跟他合影,也许清楚这是他最后一次与人合影,工作人员赶忙为他换了一身郑重的灰色中山装。摄影师精心调好焦距和光圈,连按几下快门。拍完后,有了一阵静默,现场凝滞着一股说不清楚是喜悦还是感伤的气氛。

周恩来打破了这一静默,他往众人的脸上扫视了一遍,用仿佛是开玩笑的口气说:

“照片是照了,但将来你们可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啊……”

次年元旦,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两首诗词公开发表,从昏迷中醒来的周恩来,恰好在广播里听到了这两首诗词。

他要工作人员拿来当天的报纸,并为他读这两首诗词。当念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他灰黄如败絮的脸上,绽开几丝霞光般明亮的笑纹,隐隐的笑声后,他讷讷地念叨: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在这最后一次的合影和最后一次的微笑之间,周恩来的情感世界里,一定翻腾着一只巨大、凶猛的蓝鲸!

他却对妻子缄口不言,对天天来看望自己的妻子,只说过这么一句:

“小超,我有好多好多的事,没有告诉你……”

时刻守护在身边的工作人员,奉叶剑英之命,时刻准备了纸和笔,用以记录他的政治遗言。他依然嘴角紧闭,没能在那纸上留下半点浪花,一曲微澜,似乎他满腹的心里话,就像危险的核废料,必须无声无息地密封于铅桶之内,永远地沉没于海底……

然而,周恩来最终向他为之奋斗了大半个世纪的祖国,向他挑选来继承自己事业的同事,交代了自己的遗嘱。

清癯、羸弱的周恩来,身着已经过于宽松的灰制服,在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一篇近两万字的报告,对于晚期膀胱癌患者,要站在讲台上近三个小时,不啻于是对生命极限的挑战。

他常常戴着面具的人格,似乎到了假面舞会散场的时候,露出他并不一定要委曲求全的面容:

他压抑了多年的热情,勃勃穿透“文革”坚硬的石灰岩,呼拉拉长出一片青葱的竹林;

他身上若明若暗、若即若离的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犹如叶落归根,江河注海,终于发出了火焰腾空前最壮丽的一闪!

在这篇为中国未来的进步作出全面规划、并表明中国将向世界开放的报告里,他宣布:

“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讲完话时,他累得双手颤抖,但在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他依然身架挺直地离开讲台。据说,这天晚上,他的小便里几乎全是血……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舞台上,“文化大革命”,将农民的文化形态对于工业文明文化形态的压榨,表现得最为惨烈,然而,就是在这铅汁一般浓稠的中世纪黑暗中,后者无声地吸吮民族的耻辱,几代知识分子的血泪,缓缓蠕动起来,蠕动似天边一点点发出鱼肚白的曙色,并在这微微的曙色之中,有了爬起来和前者作出短兵相接的信念与勇气。

这时,毛泽东还活着,尽管他茕茕独立,大气长喘,可在他头脑里,那接踵而至的形形色色思维与幻象的断片,大抵上,还是剥落自他终生未能走出的农民文化形态的古老土墙……

1973年12月,他有过一次典型的“意识流”谈话--……还有辽宁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也有人发议论,说是不对的。后来不是在《人民日报》登了吗?也说是不对的。我看,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目要他们考。他们总是看不起学生。现在好多人又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

牛长角干什么呢?无非是斗嘛。我们革命也是斗啊,和蒋介石斗,和帝国主义斗,和修正主义斗。这么大的国家,七亿人哪,不斗行吗?人家打上门来了,要杀你的头,不斗行吗?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我就斗了几十年。

现在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你们也要准备打仗呢,不要怕什么核战争,核威胁。人家的导弹打几千公里,一个氢弹就把北京消灭了。不过,他有个大使馆在这里,也要消灭呢。我估计,他不会打北京。美国打日本,选了两个小城市打,一个是广岛,一个是长崎。东京、大阪这样的大城市,他不打。一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当皇帝的。总之一句话,要准备打仗……

请注意,这个时候,乃至上溯到六十年代,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似法拉利赛车迅猛掠过全球之时,欧洲、北美、亚洲,尤其是中国周边的众多国家和地区,变幻如一个失去了控制的万花筒,在给世界以经济恢宏冲击的同时,也给人以眼花缭乱的文化晕眩。

这一切,正来自于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除了还呆在那个巨大的蚕蛹里出不来的大陆中国人,几乎全人类都在惊呼这加速度的残酷与多情:

它犹如一根不可逼视的魔杖,能叫罗马文明、古希腊文明、乃至辉煌的盛唐气象,一下变成只有萤火虫般的光亮,即便是二十世纪初期、中期,由战争这个怪物恶性怀胎出来的林林总总的军事发明,此时在魔杖下一点,不过也几近成了孩子们玩的游戏;

它又犹如一对紫铜般饱绽的臂膀,将二十世纪推向了一个神圣的标识--

人类历史的子午线由此贯穿而过!

1976年1月8日9时25分,周恩来溘然长逝。

毛泽东知道了这个消息时,他什么话都没有说。

当天晚上,在看电视里发布周的讣告时,他掉下了眼泪……

1月11日,周恩来的遗体,由一辆普通的公共汽车送往八宝山火化。他生前留下遗嘱:不要留下骨灰,将其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尽管事先未作任何宣布,还有百万首都市民肃立20多里长的街道两侧,在凛冽的寒风中挥泪为他送行……

4月4日,丙辰清明,细雨纷纷。

天安门广场上是诗文的海洋,花圈与挽幛的群山。

次日下午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加以断然镇压。两天后,周恩来挑选的继承者邓小平,被称作躲在后面煽风点火的“纳吉”,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7月底,一场空前猛烈的大地震,将河北唐山市夷为平地,死亡人数近25万。

北京在冲击波的震撼下,毁房3万多间,大约2000人死亡。

一时间,各地纷传将要发生地震,各种流言,好似雨后森林里疯长的野菇:鄱阳湖里的乌龟变得烦躁不安,四川的熊猫抱头尖叫,东北的虎豹感到了大地的微震,像吃了迷幻药一样,纷纷躺倒在地上……

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撒手人寰。

同床异梦、纷争不止的最高层,暂时搁置起纷争,以最快的速度通告了全国和世界之后,人人红着眼睛,去大会堂里轮流守灵,准备隆重举行他的丧事。

长期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政治的罗斯·特里尔注意到:“全国各地都降了半旗。多年来,人们又第一次带上毛主席像章。平时从来不耐烦读《人民日报》千篇一律文章的数以万计的人们,纷纷来买报纸,以便了解详情,北京报纸的发行量是往常的九倍。

“然而,首都的气氛平静如常。全国其他地区更是如此。全然没有像斯大林死时笼罩苏联的那种惊恐不安。群众中没有出现自发的场面,人们像往常一样上班,料理家务……”(罗斯·特里尔《毛泽东的后半生》)

时值金秋,碧空明洁如湖,远山黛蓝似海。

黎明的果园里,到处溅跳着思想猩红色的果实;

夕阳正缓缓辞行的群山上,升起淡青山岚一样默默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