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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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章 方生未死(1)

53被审视的黑匣子

1957年,曾长期是历史遗留在岁月汪洋里的一只黑匣子。

中国改革的最伟大意义,在于它使中国摆脱了自我孤立状态,进入了现代文明主潮。越来越多的人,在寻找各种各样的钥匙,期待打捞这只黑匣子。

1989年以前,国内关于当年右派分子个人命运的回忆和传记在报刊上并不鲜见,如张贤亮的《绿化树》、徐铸成的《阳谋亲历记》、丛维熙的《走向混沌》和《冬天的往事--背纤行》……以1957年去开展情节,以右派分子作为主人公的影视作品,如影片《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一度还是个时髦。

虽然对“文革”研究,尚处于“失语”状态,但因为在这个舞台上过往的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林彪、“四人帮”、陈伯达、康生、谢富治……都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直接涉及到他们,或者有可能将罪责归之于他们的材料,其实,并没有绝对地被锁进保险箱。叶永烈先生能够写出厚厚的几本《江青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就是证明。

此外,当今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亲身经历过“文革”,他们从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对于“文革”的记忆,也共同丰富着一般人对这场千古浩劫的整体认识。或许,正是“失语”的结果,这认识在有些人那里显得偏颇、乃至可笑,比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听过有上小学的孩子将其概括为“坏人打好人,学生打老师”。尽管如此,这依然是一种整体认识。

与此相比,反右运动迄今已经五十多年了,关于它在中央高层的档案材料,仍像深宫里的佳丽,未能像世人展露自己的姿影,研究者们大抵没有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渠道。

外国学者虽写出一些对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有所分析论证的著作,前些年国内也有学者出版了有关1957年的专著,如朱正先生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邵燕祥先生评价为“孜孜,数易其稿;广搜博览,严格依据已经公开发表的资料,事事有来历,句句有出处,力求在最大程度上让历史得以本来面目出现”,但它们,自然更包括本书在内,很难说已经对反右运动作出了正确而又准确的总体把握。

或许,还没能够深入打开这只黑匣子。但没有深入打开,却并不妨碍人们久久地审视它。

亲身经历了反右运动的人们,无论是当年整人的,还是被整的,是打成了右派的,还是作了漏网之鱼的,只要面对历史时灵魂有过一阵阵战栗,而且,能在这战栗中冒出一簇新芽,就能从中获得或多或少的理性雨露,并因此生长为一种新的人格气象--

1981年3月19日,北京全国政协礼堂。

在浦熙修含冤去世整整十年后,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民盟中央的领导及新闻出版界人士共几百人,怀着沉痛、肃穆的心情,伫立于浦熙修的遗像前。

应袁冬林女士的请求,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主持了追悼会,1957年反右运动中,康克清曾公开表示浦熙修不是“右派”的意见。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许是因久病在床,请人送来了花圈。

民盟中央副主席萨空了致悼词。悼词里称浦熙修:“具有一个优秀新闻记者的品德和才华。她富有正义感,为人正直。她新闻敏感性强,文笔质朴犀利。她工作勤奋,忠诚于自己的职责。她疾恶如仇……她不仅用墨水,而且是用鲜血写新闻……她是我们党的忠实朋友……”

悼词经徐铸成、温崇实、石西民等生前好友几易其稿,征求家属意见后,再经修改,交民盟中央、中央统战部推敲、通过,又报中央书记处备案,再一次上下通气、接受后,才最后定稿。袁冬林注意到,定稿中最显著的改动是,原悼词里有一段话:“她虽身处逆境,但对党的信心不变,热爱党的感情不变,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积极为党、为人民工作,以达到她多年来期望入党的夙愿”,这段文字的最后一句,在定稿中被删去。

在这天的追悼会上,浦熙修的亲属收到了两封亲笔道歉信。

一封是陆定一写来的。内称:“……1957年,她遭到了打击,这一点我至今深为遗憾。现在给她平反,是完全应该的。”

从1966年5月8日至1978年12月2日,他被囚禁了近十三年,其中多是以“68164”的囚号,作为一名特等囚犯,关在北京秦城监狱。现在他病残之躯仍未康复,住北京医院治疗休养。

眼下,多少老干部在轰轰烈烈、声泪俱下地控诉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仿佛受尽了人类一千年以来的苦难。这时,陆定一却想起要写这样一封信。日后,谢蔚明来医院看他,问道:浦熙修被打成右派,与你并没有什么关系,你怎么想起要写致歉信?

他回答说:当时我是中宣部长,全国那么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我当然有责任,我应该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我应该向浦熙修的亲属致以歉意。

另一封信,是由治丧办公室转来、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写的。在反右斗争时,他画了幅浦熙修的漫画,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题为《犹抱琵琶半遮面》,意指她欲承认未承认,欲揭发未揭发,内心世界还挂在“章罗联盟”的犄角上没有下来。

谢蔚明至今还记得,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在北京日报社开浦熙修批判会的那天,开完会他和华君武出来,两人同了一段路,后者的神情颇是气愤,问谢蔚明看没看《人民日报》7月1日的社论?

眼下虽混迹于批判他人的革命群众队伍里,但自感大祸难逃的谢蔚明自然看了,社论里有一段阐述了党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政策。

华君武说:像浦熙修这样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我看这社论里给的政策太宽大了……说得谢蔚明的心里似触到了刀尖猛地一颤!

也许这句话,华君武早忘记了,可他的记忆,在中国人里还是惊人的。

在这个国家几十年来每一个运动都要制造的千百万吨笔墨的垃圾里,诚如朱学勤先生所说:在缺乏原罪意识的东方文化里,现实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增长,难见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他却“此事久压心头”,尚能在24年后勾索起当年的那一块豆腐干般大的漫画……

巴金先生则不但从自己的记忆里,而且还要努力从一个民族的记忆里,作出这样的勾沉索隐。

翻开他的五本《随想录》,他总难以忘怀1957年。

冯雪峰遗孤的造访,让他顿然回到那年在首都剧场由中国作协党组召开的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的大会;看了包括傅雷绝笔在内的“傅雷家书墨迹展”以后,他一下想起自己在反右时期写过文章批驳知识分子“不可辱论”;朋友转来的一封信件,让他翻检起旧作,一篇写在1934年题为《月夜》的散文,在1961年10月出版的《巴金文集》第十卷里虽还保留着,但是关于“朋友Y”的整个一段被删去了。“Y”正是他三十年代的一位朋友,一个在闽南扎根默默办教育的青年,名叫叶非英,57年被打成右派,60年死于劳役和饥饿中。从此,一年来,一张被亚热带的阳光与风雨鞭打着的清瘦、粗糙的脸,总浮现在巴金的脑海……

在帕金森氏综合症和左腿摔坏的折磨中,在一次次住进医院的间隙里,连移动一支圆珠笔,也觉得十分吃力的巴金,就这么慢慢地将笔往后移。有时,纸上出现不了字迹,他几乎得使上全部生命的重量来写,一天能写上两百个字,他便感觉自己的心脏衰竭得好似一只被子弹折断了翅膀、就要从空中掉下来的鸟……

然而,他的笔在那些年颤抖着,却始终握在手上,他思想的翅膀也一直在云端里高翔: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前讲过:“今天谁被揭露,谁受到批判,就没有人敢站出来,仗义执言,替他辩护。”倘若有人揭发,单凭这句话,我就可能给打成右派。这二十二年来,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话,它好像针一样常常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责备我自己。我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喝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

--《纪念雪峰》我们口口声声说是为“新社会”,可是这“新社会”,越来越不被我们理解,越来越显得可怕,朋友们一个接一个比我先掉进黑暗的深渊……

过去的事,也只好让它过去,有人不想旧事重提,有人不能不旧事重提,我属于后者。因为记住过去的教训,我才不怕再次上当。只有承认每个公民的权利,才能理直气壮地保卫自己。

--《二十年前》只是全国解放以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一次接一次的学习,仿佛把我放进一个大炉子里烘烤,一切胡思乱想都光了,只剩下一个皮包骨的自己。我紧张,我惶恐,我只有一个念头:要活下去……

错划了的右派分子,也得到改正了。什么漏网右派,什么摘帽右派,什么帽子让别人拿在手里的右派,什么戴着帽子进棺材的死硬右派,等等等等。右派分类学有了这样创造性的大发展之后,大家不得不承认一个新的事实:那么多、那么多的人给错划成了右派。于是不得不一件冤案一件冤案地平反昭雪。

--《怀念非英兄》我不是为了病中消遣才写出它们;我发表它们,也并不是为了装饰自己。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我在“随想”中常常提到欠债,因为我把这五本《随想录》当作我一生的收支总帐,翻看它们,我不会忘记我应该偿还的大小债务。能够主动还债,总比让别人上法庭控告、逼着还债好。

--《无题集·后记》

持有巴金先生这样“欠债”心理的人,在知识界不会太多,却也不少。

提起“范用”这个名字,人民出版社的老人,无不知晓这是一个几十年来在阶级斗争之“纲”上翻腾的典型。多半日子,他意气风发地站在“纲”上整别人,尤其反右运动里,他对王莹丈夫谢和赓的那番穷追猛打,几近可与当年蒋介石要在江西铁桶般围剿红军相媲美;自他1963年当上该社副社长兼三联书店总编辑以后,他也没少蓬头墨面、枯瑟如槁地站在“纲”下,被他人一块块地从精神上加以肢解……

1990年,早已退休在家的他,忽一天接到社里来信。这是一封约稿信,人民出版社即将迎来自己建社四十周年的纪念,社里决定隆重推出一本纪念文集。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大抵在这种时候,谁不想在这纪念文集里有一个清丽如星辰的名字?而且,在四十年的变化更迭里,总能找到几分美好,几缕温情。

范用却“美好”不起来,“温情”不起来,坐在书桌前,那紧蹙的眉头,箭镞打下似的皱纹,恍若他要完成的是对一个世界的审判。他的笔下,渐次出现了这样一篇文字,它们不像世人已经看得太多的那类从流水线上下来的文字,而更多的像一个油尽灯枯的老者,在向后死者交代遗嘱:下面,抄录一节我填写在1985年整党时共产党员登记表上的话:

“入党四十五年,最痛苦的回忆,最深刻的教训,莫过于在‘肃反’、‘三反’、‘反右’、‘反右倾’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盲目追随‘左’倾路线,虽无害人之心,却有保护自身的私念,唯恐组织上说我右倾,宁‘左’勿右,‘文革’中挨斗,胡乱认罪,‘活学活用’又作违心之论,是我的最大弱点,也是我一生中的污点。今后加强党性,首先是要加强政治上的坚定性,提高识别上的能力,对来自‘左’的或右的错误,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予以抵制。任何时候,都要讲真话,抛开个人得失,以党的利益为重……”

写下了存入档案,又在建社三十五周年纪念会上当众讲了这番话,这样做,不是为的检讨,也不单是忏悔,更无意用这种方式评论历史,只是借此机会向同志们作一个交代。

一位共事多年的老领导这样说过:这种事个人并无责任,应该让组织处理。这是他的看法,也许有他的道理,事实上组织确也作了处理。但我认为,各有各的帐,个人自不必替组织认帐,倒是多年来从未有人算过我的帐,提都不提。正因为如此,更需要自我解剖,净化灵魂。在人生归途,不能不想想做人如何?欠帐多少?

纪念既往,我们更珍惜未来。人民出版社四十岁了,如果说前几十年不更事,在历史的大风浪中曾经随波逐流,而现在它成熟了。但愿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同志们,不必再承受那种难以忍受的负担,轻装前进,从而一心一意做好出版工作。

作为一个过来人,在暝目之前,我要一说再说:

让我们永远告别吧,“七斗八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斗!

我还必须写到周扬。

至今文艺界的老人们还记忆犹新:

“文革”前的那十几年,周扬正值壮年,一口湖南乡音,滔滔不绝,即便是两、三个人谈话,他也条分缕析,一丝不苟,言必马列,言必工作。到了真开会时,他更是汪洋恣肆,声势夺人。有人看到他,便会想起鲁迅先生当年在文章里骂以他为首的“四条汉子”,西装革履,坐在咖啡馆里谈革命的情景,并在心里鄙薄他……

1957年5月,刘宾雁在上海采写《上海在沉思中》一文时,有感于党委宣传部门与作家的关系不正常,致使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与五十年代的情况相差无几,都似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一头冷时,他几乎未加任何思索,便在此文里写了这样一句话:这是“因为再没有一个可以和周扬相抗衡的鲁迅。”更多的人则敬畏周扬。

无论是鄙薄他的,还是敬畏他的,无不从骨子里感到,他是中国文艺界的红色沙皇。批俞平伯,反胡风,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反右斗争……在每一个席卷文艺界大大小小的政治风浪里,他无不站在高高的奥林匹斯山上,主宰着每一个人的生杀予夺……

1978年,周扬复出,被安排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

当人们再见到他时,他神态龙钟,步履踽踽,慢慢移射过来的目光,像有几分呆滞,几分茫然,宛如它的主人从来未曾有过巨大的权力,也未曾有过惨烈的痛苦。

如果仔细注视他一对甸甸下垂的眼袋的眼睛,便能发现在那最深处藏有一种寒冷的压抑与孤独。与在“文革”中被打伤致残一条腿,又因为延误治疗而失明了一只眼睛,性格却依然开朗而刚烈的夏衍比起来,他更像是一位从肉体到精神都在加速衰弱的老人。

然而,这又是一位思想上并不需要拄拐杖的老人。

1979年春天,《文艺报》在北京召开文艺理论座谈会。周扬借在这个会上作报告的机会,向首都文艺界被错划为右派的人逐一点名赔礼道歉,其中还包括当年在新闻界划成右派、与他并无干系的刘宾雁。他提到在那场反右斗争中,他如果不执行,自己必然会首当其冲被打成右派的身不由己的过程,讲得诚恳而又沉痛,泪光一度泻满那张烙满历史风尘的面孔,宛如黎明时,灰白色的雾气覆盖的一片湖泊……

次年,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一个现实主义的研讨会上,周扬明确指出:胡风的问题,至多也不过是一个学术思想问题,却被我们党弄成了解放后第一个严重的“文字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