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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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章 权作后记(1)

1980年12月

《人民日报》刊出穆青、郭超人、陆拂为三先生的长文《历史的审判》,文中一段文字,未点名地涉及到林昭--“……司马迁身受腐刑还能公开地著述历史,哥白尼虽遭迫害尚可自由地观察星辰,可是,在全国专政下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却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地下活动!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在中世纪被判火刑烧死的犯人无需交付柴火费,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电椅处死的犯人也未交过电费,唯有在林、江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

1981年1月

1980年8月2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但对她的遗体的下落不作交代。林昭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稿、日记、血书等书面材料,这些材料记录了她的思想轨迹及狱中生活受难的真相,这些材料也如她的遗体一样,也是下落不明,不予交还。

林昭先后就读过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北京大学、人民大学部分师生,于上年末为林昭举行了悼念会之后,于本月以悼念筹备组的名义,向未能出席悼念会的林昭生前的老师、同学、好友、亲属,发出了一封信,内称: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我们的同学林昭在上海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杀害了。事过十二年之后,冤案终于获得了平反昭雪。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林昭生前的老师和同学在北京举行了悼念会。

悼念会场庄严肃穆。林昭同志的遗像簇拥在由菊花和翠柏编织的花圈之中。像片下抄录了林昭在狱中用血写的诗:“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他日红花发,认取血痕斑。媲学嫣红花,从知渲染难。”

由于林昭殉难后家属无法得到骨灰,桌上的白塑料盆内,存放着她生前留下的一束头发……

会场四周陈列、悬挂着鲜花和挽联,以及题为《她曾经和我们在一起》的一组学生时代的照片。

上午十时,在《光荣的牺牲》的乐曲声中,全体肃立,向林昭的英魂致哀……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北京大学的部分师生,还集资为林昭母女在苏州灵岩山麓西侧的安息公墓里建墓。林昭被枪杀后,尸体由上海的慈善机构送火葬场焚化,骨灰自然不会保存,此墓只是一座衣冠冢--只有林昭的一缕长发,一套旧衣,一张照片。墓碑后刻着的便是上面这首五言律诗。

1996年9月-11月9月20日,先父胡正谒,在走下家里房门前的台阶时不慎摔倒,导致左股骨错位,卧床不起,先送医院又回家中,再送医院。因褥疮严重而渐至脏器功能全面衰竭,于11月9日下午2时42分大归,享年79岁。

父亲1940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厦门大学、江西师范学院、江西大学任教。28岁上,晋升副教授,34岁上,建国后高校第一次评定职称时升为教授。

因“法律”一说,在五十年代便日暮途穷了,父亲按组织安排,自己也决意要跟上新时代的步子,在1957年前开过《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课程,并被任命为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63年后上过《中国古典文学》、《马恩列斯与毛主席论文艺》,又一人重开了《逻辑》。直到1982年后,才像一名几十年都在客串的演员,终于回到自己的本行来。在担任江西大学法律系主任的同时,也在江西的高教史上第一次讲授《刑法》、《刑事诉讼法》。

1957年反右运动中,父亲在鸣放已近结束、省委召集的最后一次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发言。拿他的发言与傅鹰先生比,后者真是真刀真枪干了,他不过是像小孩使着喷水的玩具手枪,从枪管里下那么一点点毛毛雨……

他被打成右派,与父亲同在师院工作的母亲,习惯了他努力跟党走,也被党欣赏的样子,接受不了他被党所唾弃的现实,宛如现在的股市一旦由牛转熊,解套便成了头等要务,趁次年春的干部上山下乡热潮,她急着申请去了下面县里的垦殖场。接着父亲被下放监督改造,一个家,顿时像一块布哗啦一下撕成了各奔东西的布条。

1961年端午节前,日头毒得厉害,母亲背着大包小包自己省下来又通过关系买一点的食物,匆匆奔走于五个孩子和父亲所在的县市之间。赶回所在单位,先进办公室,喝了一口凉水,人就昏厥在地上……死得突然,身边又没有一个亲人,便草草埋在了附近一戴姓的祖坟山下。

父亲原想等几年尸身都化为了泥土,可以拣出骨头烧成灰后,再携回南昌重新安葬。岂料没有几年太平日子,便是让父亲自顾不暇、虽保住了一条命却塌了一层皮的“文革”,而且,“文革”后期,不但母亲的原单位似泥牛入海,那一带还建了一个玻璃厂,地形地貌变化很大,她的坟竟无处可寻了……

父亲的右派问题改正后,不久即被省委调到原江西大学(现与原江西工业大学合并为南昌大学)筹办法律系。他的忙碌,认真而又执着,俨然是党国要人,一如1957年前。只是到了1988年退休后,他才闲了下来。

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在书房兼卧室里像一尊菩萨一样端坐,任凭窗外射进的光线,在身上由一片明晰走到一片模糊。他沉湎于抽屉里的那些日记、材料和影集,有时超然得像靠着南墙晒太阳、“闲坐说玄宗”的白头宫女,在看别人的故事;有时,三十多年来一个鳏夫在生理与心理上的凄凉,在身上涌起一阵寒噤,这才回过神来,“此身虽在堪惊”,原来这布满箭镞与耻辱、蒺藜与忧伤的故事高原上,跋涉着的其实正是自己……

有一次,父亲晚上做梦,梦到了一包绿色的“红塔山”香烟,可此烟没有绿包装的。还梦见一张纸上,写了这几个字:“跑不脱,总躲得脱”,颇有些怪异。次日,他分析家里只有我老抽“红塔山”,一天三四次地叫我到他身边,要我说清楚这些日子发生了什么大事,而儿子在瞒着父亲。

我说:“没什么大事,一切很好,国家安定,人民幸福,改革开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他说:“你不要跟我胡扯,我说的是什么事情,你一定知道!”

我说:“你就是将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讲不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的脸一下黑了下来:“好了,我不跟你讲了,你在封锁我,对我进行政治迫害……”

父亲的目光如雾,常常是空朦朦的,好像暗合着人生本质上什么大相无形的东西;又好像什么也没有留住,宛如一只小虫,吭哧、吭哧地使力,几乎要挤出比自己身子还要大的汗珠来,可还是一脚滑下上了发蜡的鬓发……

我总感觉,那里面有些酸楚的意味。

父亲弥留的最后几天,证实了我的感觉。

这时,他除了发出痛苦的呻吟声,幻象中的谵语声,诸如:“怎么还不通知我去上课?”“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了,要学习中央文件了”“你知道你是一个黑五类分子吧”……大抵已经不能讲话了。

倘若,他神态没有糊涂,我们总会握住他已经肿得似个面包的手,他也侧过脸来,久久地盯住坐在病榻一边的某个子女,好几次,我看到那被皱纹密密包裹的眼眶里,泪光泫然一闪……

父亲远行后,有几日我久久地坐在他坐过的旧藤椅上,打开书桌的抽屉,一一摩娑着似乎还留有他手温遗泽的东西。一个个牛皮纸的大信封里,装着他写于各个年代,几经动荡,终于得以保存下来的写在信纸上的部分日记,以及读书札记和唐诗摘抄。最让我注意的是,两个纸质已经发脆泛黄,廉价得像是中学生用的笔记本里,留下的是写于“文革”期间的若干“自我批判”、“请罪书”、“检查与交代”的底稿,每一份前均有编号,虽然没能全部保存下来,但现存的最大编号是(23)。

父亲从不提及自己写于1957年前的那些为配合形势与各种学习任务而写的文章。八十年代后,他在《法学研究》、《争鸣》、《江西社会科学》和本校学报上,发表了十余篇有关法学方面的论文,它们加起来,可能还编不了一本书。我将它们与前面一类文字作了比较,两者的数量可能不相上下,但后者多停留于单篇每个学术观点的阐述,似乎缺乏总体结构的空间感与相应的深度开掘,这自然是行外话。

可看前者,几乎谁来谁都不会看走眼,他拼尽气力,将自己打倒在耻辱的泥淖里,为的是强调某种反动立场的自然延续。他蓬头垢面,在自己的心房里穷追猛打,掘地三尺,为的是表明自己世界观的全面、深刻的嬗变。他用一种扭曲了的真诚,首先蒙蔽自己,似乎自己真的罪孽深重,生下地来血就是黑的;再用它蒙蔽走马灯似的专案组、监管小组、军宣队、工宣队和革委会,仿佛在一个红太阳高悬,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的伟大时代里,他就是一个被改造好了的“奇迹”……(参阅附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