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城沙滩大街路北（现五四大街西端）有一座全部由红砖建筑的四层大楼。这是北京大学1918年落成的第一院校舍，又称红楼。北大图书馆就设在红楼一层。在这里，人们常常见到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身穿灰袍黑褂，戴一副金丝眼镜，留着两撇浓黑的胡须，使人看上去想不到他的年龄还不到30岁。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
李大钊1889年出生于河北乐亭。他是个遗腹子，出生后不久，母亲也去世了。家里只剩下70多岁的老祖父。这位老人读过书，得过“从九品”的官衔，跑过买卖，很有些见识。在他的悉心引导下，李大钊成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很早便树立了为再建中国献身的志向。
1913年冬，李大钊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在这里，他结识了主编《甲寅》月刊、宣传民主思想的章士钊及陈独秀、高一涵等人。1916年初，他因参加反袁活动，耽误功课被校方除名。回国后，经章士钊介绍，于1918年1月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馆长。早在1916年9月，李大钊就开始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他的一篇著名文章《青春》，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的网罗，摆脱陈腐学说的束缚，“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本其理性，加以努力，前进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创造文明，为人类创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文章热情奔放，给人以极大的鼓舞。其时，他还频繁著文，介绍托尔斯泰、尼采、培根、泰戈尔、罗丹等世界著名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的生平与思想，并宣传思想自由、文化进步、社会变革；批判将孔子学说载入宪法，或将其作为社会指导思想的复古思潮，阐发民主政治原理，抨击专制势力和暴力思想。到北大后，李大钊正式加入了《新青年》同人行列。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不久后，李大钊写下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指出俄国革命的性质与18世纪法国革命的性质不同。法国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并带有世界革命的色彩。俄国革命是20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洋政府因在战争结束前夕宣布加入协约国阵营，虽然是“宣而未战”，却也得到战胜国的殊荣。从28日起，政府举行盛大阅兵典礼、招待晚会，学生放假3天，和民众一道举行庆祝大会、讲演大会和提灯会。
在举国庆贺协约国战胜的欢呼声中，李大钊却提出：这次大战是庶民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及1918年的德奥革命所流的血，好比诺阿（《圣经》中的远古人物）以后最大的洪水。它将洗出一个新纪元：生产组织将有绝大变动，劳工阶级将联合起来，打倒全世界资本阶级。“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对俄国革命的关注，引起了李大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1919年夏天，他将自己负责的《新青年》6卷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出版。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这一号和6卷6号连载发表。
马克思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他的名字和主张早在上个世经末（1899年）就以中文译文形式在广学会办的《万国公报》上出现。后来，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等都介绍过马克思的主张。但他们的介绍还很简单，他们本人也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在天津法政学校毕业前夕曾加入中国社会党，在日本期间又接触过日本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安部矶雄，受到过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使他成为国内较早的认识到俄国革命的意义和新文化同人中最早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人。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根据日本学者河上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经济史上的地位，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和内容。他写道：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个用“科学的论式”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使社会主义经济学成为“独立系统”的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由历史论——社会组织进化论、经济论——资本主义经济论、政策论——社会主义运动论密切关联的三个部分（即后人所说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组成，而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
李大钊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容，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两个要点：一是关于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将导致旧社会组织的破坏和新社会组织诞生的原理。后来他利用这些原理分析了中国社会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的关系，解释了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成为中国第一位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历史和社会问题的人。
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极大促进了国外各种进步思想的输入。自1916年起，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法国的工团主义、日本的新村主义，以及工读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陆续传到国内，在中国思想界和青年学生中间流行开来。同时，民主观念本身也发生了演变。
在“五四”以前，甚至在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初期，民主一词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是一种国家的形式，因此被翻译成“民主主义”或“民主政治”。后来，随着新文化运动把人权、自由思想和民主政治思想联系起来加以宣传，也随着各种新思潮的输入，人们逐渐认识到，民主不只是包含政治内容，也包含经济、教育、文学、伦理道德等多方面内容，它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精神原则的代名词。于是出现了经济的德谟克拉西、文化的德谟克拉西、教育的德谟克拉西、社会的德谟克拉西等等说法。由此又进一步出现了平民教育、平民文学、平民经济、平民自治、平民道德等新名词。许多人转而把民主翻译为“平民主义”，把它看成是平等的主义，平民大众的主义。
上述种种思想观念使五四新文化思潮中社会主义的内容迅速增加。加上人们因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流血惨剧而对资本主义文明产生的疑虑，再加上巴黎和会上列强默认日本强占中国山东，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刺激，五四运动以后，改造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社会主义宣传日益广泛。
1919年到1920年间，有两位知名的外国学者来中国访问讲学。
这二人一位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一位是英国的哲学家罗素。他们的思想都具有20世纪的时代特色，在中国有着反封建文化的意义。由于前者是著名新派人物胡适、蒋梦麟的老师，后者则是由标榜新派思想的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所邀请，因此他们的思想在他们到处讲演传播的同时，更由他们的中国弟子和支持者加以发挥，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胡适1919年初以《实验主义》为题介绍了杜威的思想。他所讲的实验主义有三个要点：第一，注重解决问题的实验过程，即提出问题、找出方法、解决问题、验证结果的过程；第二，注重实验的效果；第三，强调在实验的每一环节中充分发挥个人的思想能力。这种理论用于社会实践，表现为反对从整体上改造社会，主张一点一滴改良，一分一毫进步。
同年7月，胡适写了《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提出空谈主义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容易被无耻政客所利用。他说，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提出的救济方法。中国的问题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活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等等，都有待于人们去解决。这可以说是他运用实验主义方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主张。这种主张带有明显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意味。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因为与陈独秀关系密切，被列入激进者名单。为了躲避警察跟踪，他一度回家乡避风。在家中，他读到了胡适的文章。他不同意胡适的看法，于是给胡适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胡适随即把李的信登在由他编辑的《每周评论》第35号上，并加上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标题。李大钊在这封信中明确表示他是喜欢谈布尔什维主义的。他提出，问题与主义是不能分离的，二者应同时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办法的效力在俄国已经得到了证明。这说明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而阶级斗争则是实现经济革命的工具。
李大钊与胡适的争论反映了在改造中国的问题上，是用马克思主义，还是用实验主义两种不同政治主张的冲突。新文化阵营从此开始分裂了。
张东荪和梁启超1919年9月创办了《解放与改造》，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张东荪在陪同罗素到内地讲演以后，发表了一些文章，提出改造中国的方法应该是发展实业和教育。他反对宣传劳农主义，认为中国过于贫穷，很多人从来还没过过人的生活。社会主义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十分遥远的事情。当时中国的发展有两种趋势：一是“绅商阶级”的形成；二是爆发伪劳农革命。他认为，宣传劳农主义，只能造成伪劳农革命。而绅商阶级的发展则可以吸收劳动力，增强富力，提高知识，并可取代军阀，使中国避免内乱。这些主张显然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因此，遭到了陈独秀和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尖锐批评。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因散发传单被捕，出狱后被迫辞去北大职务。1920年他回到上海，和从日本归来的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和李达指出，在中国开发实业有两种办法可以选择，一是社会主义，二是资本主义。张东荪和梁启超把社会主义推到遥远的将来，只讲发展实业，支持绅商势力，其结果只能导致资本主义。中国的状况虽与欧美不同，但已到了产业革命时期。况且各国资本主义都要崩溃，中国没有理由保留它。与此同时，陈独秀和李达还针对无政府主义的立即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强权等思想进行了批判，宣传了无产阶级专政在革命过程中的必要性和共产主义社会应建立在提高生产力，物质极大丰富基础上的思想。
通过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和对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明确了目标，坚定了信心。自1920年起，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山东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结出的改造中国社会实践之果。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在此期间《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陆续翻译出版。发起新文化运动，并始终在运动中起着先锋和指导作用的《新青年》月刊，1920年9月迁回上海，从8卷1号起脱离群益书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1922年7月出至9卷6号终刊。同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已经开始。五四新文化运动接近了尾声。然而，这场运动所开辟的新的文化阵地仍在不断扩大，新的思想潮流仍在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