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读《辨经》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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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材能第五(1)

在这一章中,刘邵专门讨论了才能问题。首先,刘邵指出才能只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并无大小之分,就好像用来煮牛的大鼎同样可以烹鸡。才能虽无大小之分,却各有不同,不同才能相应适宜担任不同的职务。因此,继前面将人才总体分为三大类之后,此处将人才分为八种,所谓“八才”。其次,着重探讨才与能的关系。刘邵认为,能力出于才质,各种才质限度不同。再次,刘邵还主张“量能授官”,使各个职位由适合的人担任,否则官失其位,便适得其反。

原文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愚以为此非名也。夫能之为言,已定之称。岂有能大而不能小乎?

译文

有人说,人的才能中,有的只能派大用场,不能派小用场,就好像能煮一头牛的大鼎不可以用来烹鸡一样。我认为这种说法概念模糊。就才能而言,其内容与名称已经固定,怎么会有只能派大用场不能派小用场的道理?

原文

凡所谓能大而不能小,其语出于性有宽急。性有宽急,故宜有大小。宽弘之人,宜为郡国,使下得施其功,而总成其事。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办于己。然则郡之与县,异体之大小者也。以实理宽急论辨之,则当言大小异宜,不当言能大不能小也。若夫鸡之与牛,亦异体之小大也。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烹犊,则岂不能烹鸡乎?故能治大郡,则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论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独大小之谓也。夫人材不同,能各有异。有自任之能,有立法使人从之之能,有消息辩护之能,有德教师人之能。有行事使人谴让之能,有司察纠摘之能,有权奇之能,有威猛之能。

译文

所谓能大用而不能小用的提法,根源在于人有两种不同的性格:宽弘大量和急躁狭隘。性格既然有宽弘与急躁之分,那么具有这两种不同性格的人,各自所适宜的工作也相应地有大小之分。心胸宽广弘大的人,适宜治理郡国,使下级充分施展自身的才能,通过群策群力,成就他的事业。性格急躁、爱耍小心眼的人,适宜治理百里小县,不管大事小事他们都亲自办理。但是郡和县的不同,仅仅是区域范围大小的不同而已,从治理对象和性情宽急的不同这两方面来分辨,则应该说有的才能适宜治大的不适宜治小的,或适宜治小的不适宜治大的。而不应当说能力有大小之分,就像鸡和牛也只是身体的大小不同而已,所以用来烹饪的鼎也相应地有大小之分。难道用来烹牛的鼎就不可以用来烹鸡吗?因此,能够治理大郡的人,当然也能管理小地方。由此推论,人才各有其优势,仅用“大”、“小”两字不能概括。人才禀赋不同,能力方面各有差异,有的人洁身自好,善于加强自身修养;有的人擅长设立法规,让人们去遵从;有的人善于周旋调停,处理事务;有的人能进行道德教化,为人师表;有的人巡使一方,可以监督别人办事;有的人明察是非,能够纠正偏失;有的人办事机敏,会出奇制胜;有的人则威武勇猛。

原文

夫能出于才。才不同量。才能既殊,任政亦异。是故自任之能,清节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任,为国则矫直之政。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任,为国则公正之政。计策之能,术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则三孤之任,为国则变化之政。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佐,为国则谐合之政。行事之能,谴让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任,为国则督责之政。权奇之能,伎俩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空之任,为国则艺事之政。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师氏之佐,为国则刻削之政。威猛之能,豪杰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将帅之任,为国则严厉之政。

译文

能力出于才质,各种才质限度不同。既然人的才能各有不同,那么他们所适宜担任的官职也就有差异。因此,洁身自好,经常加强自身修养的人,就属于“清节家”这种人才。如果在朝为官,他就能担任冢宰的职务,治理国家往往推行矫枉的政治。擅长设立法规,有错必纠,驱人们服从的人,属于“法家”这种人才。如果在朝为官,他就能担任司寇这种职务,治理国家往往推行依法办事的政治。公正无私,长于机智权谋的人,属于“术家”这种人才。如果在朝为官,他就能担任三公的职务,治理国家则推行灵活多变的政治。交际广泛的人,属于有智慧、有见识的人才。如果在朝为官,可以辅佐冢宰,治理国家时则施行谐合内政外交的政治。可以巡使一方,办事能力较强的人,属于能贬恶扬善的人才。如果在朝为官,他就会担任司寇的职务,可以明辨事非,治理国家则推行督察职责的政治。办事机敏,具有出奇制胜的才能的人,属于有技术、有手艺的人才。如果在朝为官,就会担任司空的职务,治理国家时就会大力发展各种工艺技术。具有监察司法能力的人,属于能够评定人物好坏的人才。如果在朝为官,就会辅佐师氏,治理国家就倾向于推行苛刻严明的政策。威武勇猛的人,属于豪迈杰出的人才。如果在朝为官,就会担任将帅,治理国家时就会推行严厉果断的政策。

原文

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长于办一官,而短于为一国。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又国有俗化,民有剧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是以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辨护之政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易。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矫抗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谐和之政宜于治新,以之治旧,则虚。公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威猛之政宜于讨乱,以之治善,则暴。伎俩之政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困。故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至于国体之人,能言能行,故为众材之隽也。

译文

凡是才能有所偏重的人,都只具备一种好的品质和才能。因此,只能胜任某一方面的工作,治理整个国家就不是他们所能做到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担任一个官职,犹如用一种味道调和五种滋味;而从事一国之政,则好比用“无味”去包容五味。而且在一个国家中,陋俗与文明并存,百姓也有和顺与强悍的区别。人才的能力又各有不同,所施行的措施也有得失。这就要求君主的统治政策要适宜国家的要求。如果用这种政策来治理小的地方,它就会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用来周旋调停、办理事务的政策适宜于治理繁乱的局面,而用它来治理简单容易的问题,反而显得不容易了;侧重于权术的政策适宜于天下有难的局面,若用它来治理世道太平时的国家,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使它变得平淡无奇了;用于矫枉修正的政策适宜于治理国家混乱侈靡的世道,而用它解决国家衰亡时遇到的问题,就会败坏灭亡;苛刻严明的政策适宜于察别奸诈拍马的人,用它来治理边境,就会失去民众的拥护;威武勇猛的人制定的政策适宜于讨伐动乱,而用它来治理安分守己的百姓,就会造成滥施残暴的后果;注重发展各种技术工艺的政策适宜于在国家富足时采用,而在国家贫困时采用,就会劳而无功使百姓困顿。因此,根据才能授予官职时,要审慎。凡属于以上几种才能的人,都是有偏材的人,因此这些人有的会说却不会做,有的会做却不会说。至于国家栋梁这种人,既能说也能做,因此是众材中最优秀的。

原文

人君之能,异于此。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能不同,故能希众材也。

译文

君主的才能却与此不同。臣僚的才能表现在能够亲自做好具体的事情,君主的才能则表现在善于用人;臣僚的才能在于能言善辩,君主的才能在于能听取不同的意见;臣僚的才能在于执行命令,君主的才能在于能够赏善罚恶。君主与臣僚所具备的才能不同,所以只有君主才能够统治和支配不同的人才。

解析

在前面四章中,刘邵介绍了识人的方法及识人的重要性。识人的目的是为了用人,但如果用人不当,不仅达不到识人的目的,而且还会造成更大的人才浪费。因此,在这一章中,刘邵专门讨论了才能问题。首先,刘邵指出才能只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并无大小之分,就好像用来煮牛的大鼎同样可以烹鸡。才能虽无大小之分,却各有不同,不同才能相应适宜担任不同的职务。因此,继前面将人才总体分为三大类之后,此处将人才分为八种,所谓“八才’。

其次,着重探讨才与能的关系。刘邵认为,能力出于才质,各种才质限度不同。既然人的才能各有不同,那么他们所适宜担任的官职也就有差异。与前面十二材的划分着重于十二种相应的职业不同,此处“八才”着力论述才与能的关系。因此,“八才”与“八能”紧密相连。这些都为了论证“才无大小,各有其优势”的道理。

再次,刘邵还主张“量能授官”,使各个职位由适合的人担任,否则官失其位,便适得其反。比如“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由此而论,“八才”皆属人臣之任,最高领导人的才能在于统治和支配不同的人才。

古人在人才使用、官职安排方面主张要“量能授官”,目的在于避免造成用人不当的局面。《荀子·君道》就说:“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这是刘邵讨论才能的目的所在。

活学活用

王化之政宜大不宜小

王化之政,也就是以德行教化为主的政治,提倡以德为主的人,属于清节家之流的人才,他们适合做全面的统辖工作,而不适合到基层去做琐碎的具体事务性工作,否则就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

人们笑读书人的“迂”,大概是因为他们满脑子理论和知识,却不通事务。以丰富、浪漫的知识情结面对严酷、现实的社会,如果不能迅速调节这对矛盾,自然是要“迂”的了。

比如吕尚,是国体栋梁之材,但初时颠沛流离,处处不顺,大概就因为以之治小则迂的缘故。做生意,嫌不到钱,娶个老婆,又看不起他,以平常人而言,实在是个无能的男人了,在这个时候,有几人能知他的王化材干呢?

姜太公

吕尚,姓姜,名尚,字子牙。他是炎帝之后,先世为贵族,传至吕尚,家道中落。他的祖先在虞夏之际协助大禹治理水患有功,受封于吕,这一支就以吕为氏。

吕尚生不逢时,历尽沧桑,致使一生染上浓厚的传奇色彩。

有人说,吕尚因家徒四壁,穷困潦倒,被妻子抛弃,曾在商朝都城朝歌以屠牛为业,又肉臭不售;钓鱼于棘津,偏偏鱼不食饵;织席贩卖,也销不出去;种地所得,不能抵偿所下的种子;捕鱼所得,不能抵偿鱼网的价钱。诸如此类的故事,在战国、秦、汉流传颇广,屡见记载。

传,吕尚垂钓,三日三夜竟无鱼上钩。不祥之感,油然而生,不禁忿然,欲脱衣免冠,入水求鱼。这时,一农人走来,对吕尚说:“先生改日再钓,定有所获。但心绪务宁,钓丝必细,鱼饵务香,投杆必轻。”吕尚遵嘱,果然连获大鱼。他细细揣摩成功诀窍,终于悟出一番深奥的道理:巧投诱饵,坐待时机,放长线,钓大鱼。于是,他心安理得,决心静观世变,待机而行。

且说周姬昌平日国事缠身,殚精竭虑,一日顿生闲情逸致,出猎来到杳无人迹的硒溪。姬昌出猎前,曾问卜占卦,卦辞云:“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罴,所获乃系霸王之辅佐。”于是,欣然出猎,果然遇一七旬老翁——此人正是吕尚。

姬昌、吕尚不期而遇,且心有灵犀,遂促膝而谈。吕尚纵论天下大势,字字珠玑,如悬河泻水。言及治国要领,吕尚将运思已久的“三常之说”和盘托出,“君以举贤为常,官以任贤为常,士以敬贤为常……”

三常之说,一言以蔽之,立国从政务必以贤为本,重视发掘、使用人才,以期富国强兵。在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奴隶社会里,敢于用尊贤代替亲戚,即表明了吕尚的远见卓识,又显示了他过人的政治胆略。姬昌越听越喜,说道:“我先君太公预言,‘当有圣人至周,周才得以兴盛。’您就是那位圣人吧?”随后,姬昌把吕尚扶上车辇,一起回宫,拥为智囊,并尊称吕尚为“太公望”。

这时,怀经天纬地之材的吕尚,虽至垂暮之年,但求门报国,壮心未已,义无反顾地归附周文王,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反纣灭商的洪流中,终成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

智慧金言

因家道中落,吕尚不得已去屠失钓鱼、贩席种地,但没有一样能干得出色的。相反,他往往还会白忙一场。因为吕尚本是王化之才,适合操纵大局,不适合从事琐碎的工作。所以,如果你识别出某人有王化之才,一定要量材而用,千万不能浪费人才。

刘墉治理繁要地区

刘墉第一次掌握地方实权,实在是没有任何使用权力的经验,但他非常精明地利用了自己祖上在这里为官时创造的业绩和声望,很快得到了当地百姓的认可,大办实事,锻炼自己用权的能力,受到乾隆的格外注意。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在父亲刘统勋的同事吏部尚书傅森、梁诗正等人的极力推荐下,刘墉被授为山西太原知府。

山西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东连直隶,西邻陕西,南接河南,北与莫北相接,是京师西南部的重要屏障。太原府地处山西中部四通之地,更是重中之重,因此,这里的地方官也比别的地方官任务繁重。

刘家曾有许多人在山西做官,做出过重要政绩,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留下了很好的形象。刘墉的堂祖父刘果曾担任太原推官,在任期内曾捐出自己的俸禄整修文庙,设立义学,兴修太原、榆次等地的水利,并废除了当地的好讼陋习,受到百姓的称赞。刘墉的祖父刘荣,于康熙四十三年出任平阳知府,周恤灾民,修葺文庙,重建试院,纂修三十四县志,善政不可胜举。后升为江西按察使,百姓含泪相送。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曾于乾隆二十二年到山西查办过布政使蒋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到山西查办过将军保德侵帑案,留下了很好的声誉。

刘墉第一次出任地方主官,没有独立管理地方的经历,忽然间被派到这块繁难之地,担负起总管一方的重任,心中也没有底。而且他的祖上曾在这块土地上做出过政绩,在当地百姓心中留下了很好的口碑,要不给刘家抹黑,也不是件容的易事!

更重要的是,刘墉初次担任地方官,必须给皇上留下个能干的印象,才能为自己以后的仕途升迁奠定基础。如果皇上不满意,他的大好前程可能就此断送,所以,他从上任开始,就下定决心认真办事。

刘墉接到吏部知会后便进宫向乾隆辞行,随后便踏上了西去的旅程。

为了突出自己的清廉形象,同时也是激励自己,刘墉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走马上任前要大换行头,而是破衣破帽,一身朴素地踏上了征途。

太原府因种种原因已积累一大批疑难案件,其中不少案件已积压多年。刘墉到任不久,就将数十件案件审理一清,因此受到官绅百姓的一致称赞。

山西本来是非常贫瘠的地方,财政收入不多,却地居交通要道,清代用兵西域多经此地,前后骚扰数十年,费用颇多。加上官吏贪污,各地府库空虚,根本无法应付地方上的不时之需。刘墉到任后就注意此事,先后筹措资金购谷两万余石,储入府仓,大大方便了官员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