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读《辨经》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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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七缪第十(2)

其实,“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句话并不仅仅是封建迷信。即使是中国正统的天道观,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讲究命中注定的。正基于此,许多人便被涂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被吹嘘得神乎其神。

最有意思的是孟子的五百年一个大循环的历史发展论。据《左传》记载,周成王伐商之时,曾经向上天神卜问周代的国运,回答是:周代将传世三十代,历时七百年。这本是上古社会中为自己制造舆论的一种普遍的方式,但这种天运思想到了孟子那里被系统化、理论化,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孟子认为,一代帝王兴起,上天会赋予他五百年的国运,五百年后将为人取代,即所谓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为了证实他的理论,孟子还列举了一些所谓的历史事实:由尧舜到商汤的时代有五百余年,由商汤到周文王又有五百余年,由文王至孔子有五百余年。然而,孔子是有命无运的人,未能成王,但其学说为万世法,可称“素王”。到了孟子时代,周代已经延续七百多年,仍然没有改朝换代,孟子的解释是:这是上天不想使人间治平,否则,除了自己,又有谁能担负这个责任呢?

当然,孟子的天道观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文化理想,他的“铁肩担道义”、“舍我其谁”精神尤其值得我们效法。但问题是孟子的思想属于“雅文化”的范畴,很难内化为社会心理,而这种思想到了“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的阴阳家手里,就蜕变成了真正的迷信,这种真正的迷信又往往以“科学”的面貌出现,与“俗文化”范畴中的普遍的社会心理相结合,具有很强的蛊惑力。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的确也发生过一些十分巧合的事,这些巧合经过处心积虑的编排、歪曲和解释,其巧合的性质便被隐去了。按照阴阳五行的说法,丙午年和丁未年是凶年,仅以西汉为例,这两年确实经常发生比较大的内忧或外患:

汉高祖于丙午年(前195年)驾崩,大权落在吕后手中,吕后对刘氏家族大加杀戮。几乎倾覆刘家宗庙:

元光元年(前134年)为丁未年,出现了名叫“蚩尤旗”的彗星(状似旗,古人认为此星一现,战祸就起),其星横亘天际,春天,太子刘据(后被汉武帝所废)出生。也就在这一年,汉朝征伐匈奴,从此以后,双方战争三十年,死伤无数。后来因为受陈皇后巫蛊案的牵连,生在这一年的太子刘据也与他的两个儿子一起被害:

汉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为丁未年,汉昭帝驾崩,昌邑王刘贺登基。因刘贺多行淫乱,旋即被废;汉成帝永始二年(前十五年)为丙午年,永始三年(前十四年)为丁未年,后戚王氏家族昌盛,王莽被封为新都侯;赵飞燕被封为皇后。由此,酿成汉朝基业被王莽所篡之祸。

其实,在祸乱频仍的年代,任何年份都可能发生灾祸,只是这些灾祸往往被神秘化,使人不再寻找社会原因,只相信在冥冥中有天数主宰。如果其社会作用仅仅限于此,也还罢了,最多使人“敬畏吴天”,在现实活动中畏首畏尾。问题是这种思维方式往往为封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为君权神授论提供依据,因此,其最坏的作用就是造神,造神的基本方式有两种,一是将帝王的有关行为神秘化,一是将帝王本身神化。如帝王的生死都有天象感应,据《后汉书》记载:

光武帝死前两个月,日食;明帝死前两个月,有星冲撞太微;和帝死前六个月,地裂;殇帝死前两个月,三十七郡国水灾;安帝死亡当月,日食;顺帝死前一年,凉州大地震:冲帝死前一年,大地震,且水涌地裂;质帝死前一个月,海水溢,太白星犯荧惑;恒帝死前两个月,六州水灾,渤海水溢:灵帝死亡当月,日食。

同样,皇帝所用的年号也关系重大。如东晋元帝司马睿的年号“永昌”,当时的名士郭璞解释说,“昌”字表示有两个太阳,当年冬天晋元帝果然死了。东晋桓玄擅权时,将晋安帝的年号改为“大亨”。有人说,这两个字分开,可以解释成“一人二月了”,次年二月,桓玄果然失败了。萧栋和武陵王在同年称帝,都以“天正”为年号有人说“天”字可以解释为“二人”,“正”字可看成是“一年即止”,合起来是“二人一年而止”,后来果真如此;北周宣帝以“大象,,为年号,则被看成是“天子冢”,在位仅一年;隋炀帝杨广的年号为“大业”,根据“业”字的古字,“大业”便可以看成是“大苦末”,隋朝是一个生灵涂炭的时代。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在历史上俯拾皆是。

对皇帝本人的神化也很普遍,如果遍查正史、野史,几乎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位有名气的皇帝都被神化过,尤其对开国皇帝,更是如此。据《三国志》记载,汉昭烈帝刘备“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是典型的帝王形貌,且其家东南墙下生有一棵桑树,五丈余高,远远望去像一个车盖。据《隋书》记载,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体态象龙,额头上有“五柱入顶”之象,生下来手心上就有“王”字的字样。出生时屋内紫气氤氲,有一次他的母亲竟然看见他头上生角,遍体生鳞,吓得把他摔到地上。这时一位尼姑恰好路过,赶忙将杨坚抱起来说:“你这一摔可不要紧,使他晚得天下了。”据《旧唐书》记载,李世民生下来时就有两条龙出现在空中,浮游三日才离去。

如果说对这些皇帝的神化还比较简单,在一定意义上讲也许还带有朴素的心理因素,那么,刘邦的“三变”应该是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的因素。刘邦的第一变是神化其出身,据记载,刘邦为其母与神人梦交所生,而“神母夜号”的传说更证实了他的“来历”:刘邦斩蛇起义后,有人常听有一老母在斩蛇处夜哭,人问其故,老母说:“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第二变是在刘邦登基之初,在张苍等大臣的倡导下,汉代沿袭了秦制,崇尚黑色,并将祭祀四帝改为祭祖五帝,又增添了一个黑帝,刘邦成了黑帝的后裔。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刘邦被政治意识形态进一步神化。第三变是在刘向父子重新编排了历史的顺序以后。他们说神母夜号,正是预示着他是赤帝的后代,应当尚赤、主大统。根据五行循环的理论,汉代这一轮所对应的属于赤色的帝王是帝尧,所以汉代应是帝尧的后代。这是由政统渗透学统,在文化的深层中被神化。至此刘邦不仅又恢复了赤帝之子的地位,而且身世愈来愈高,由流氓无赖变成了真命天子。

神,就是这样被古人们一步步地造出来的。古人讲神道设教,原是要人们自觉,意识到人之为人,并聚集在这面旗帜下,合力完成自己的使命。然而,理想向现实的蜕变是严酷的,这“神道”变成了造神,这“设教”变成了愚弄。在这造神和愚弄中,人便逐渐地失去了自我意识,造神成了目的,人是为造神而活着,而自己则成了造神的工具和手段。

据说,当年顾颉刚写《古史辨》,就是要分清哪些是历史上发生的,哪些是后人加上去的,并得出结论说,我们现在相信的许多东西,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历史上发生的真实的事情,而是后人意识的累积,我们不过是一厢情愿地受骗罢了。今天,我们当然不再想受骗,并认为自己也不再受骗,然而,造神运动似乎并没有终止,造神形式也有着难以辨别的时代变种,许多记忆犹新的事情使我们无法轻松。即使我们不再愚蠢到去神化某个人,那么,对“神”的祈盼与依赖呢?

智慧金言

中华民族的智慧实在太发达了,无论多么荒谬的事情,一经我们解释,就都能显得那样的合情合理,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自己说服了自己,当我们自己就深信不疑的时候,还能期望别人怀疑什么呢?也许,有一天,当我们善于疑神而不是造神的时候,历史才能更顺利地进步。

项羽:是英雄,还是妇人之仁

什么是英雄?英雄就是那种依理想而生活,凭情感而行动的人。然而,英雄和政治家在其生命情调的深处又是冲突的。一个真正的英雄,在政治上又往往表现出妇人之仁。

在楚汉相争的初期和中期,刘邦实际上是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的。然而,项羽最终却失败了。项羽失败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是性格悲剧。

刘邦虽然是个流氓,但他有一样别人无法比拟的长处,就是善于听信忠言,能够使用人材,为了大事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项羽虽然是个英雄,但他却天生没有领袖的品质,那就是他行“妇人之仁”。例如,他可以在打仗时身先士卒,可以为士卒吮吸箭伤的脓汁,但他却不能慷慨地封赏将士。据史书记载,任命将领的大印都刻好了,他却舍不得把它给应该封赏的人,而是把大印拿在手里,玩来玩去,把大印的棱角都磨光了,还是舍不得送给人。所以,他不能大胆地使用人材,更不善于使用人材。

与此相关的就是他刚愎自用、优柔寡断、狭隘多疑。陈平正是利用他的这一特点来除掉他的得力助手的。

项羽的失败主要在于失去了范增,而陈平除范增用的是反间计。其实,尽管具体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但就反间计本身来说,却是一成不变的。反间计的规律就是使对方产生疑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汉三年(前204年)初,楚、汉两军在荥阳、成皋一线相持。项羽兵围荥阳,截断汉军粮道。刘邦的形势非常危急。

汉军缺粮,时间一久,就难以固守,于是派出使臣向项羽议和,提出荥阳、成皋以东归楚,以西归汉,以鸿沟为界,两国就此罢兵,分而治之。项羽听了使者的话,就想讲和,范增进言道:“刘邦即将兵败,今日不取,日后必悔。当初在鸿门宴上,你已经失去了一次机会,此时再不灭掉刘邦,将来就必定要被刘邦所灭。”项羽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拒和,发兵猛攻荥阳。

刘邦见议和不成,在荥阳城内整日忧心忡忡。一次他对陈平说:“天下纷纷,究竟何时得了?”陈平说道:“大王所虑,无非是那项王。我料项王手下,只有范增、钟离昧等数位忠臣,他的能臣良将并不多。项羽生性多疑,想来刚愎自用,不能明察人事,大王若肯捐弃巨金,贿通楚人,流言反间,使项羽君臣相疑,然后乘机进人,破楚就容易了。”

刘邦听后,连说:“金银何足惜,只要能破楚兴汉,财物尽管用。”便命左右取出黄金四万斤,交与陈平,叫他按计行事。

陈平受金退出,回到住所,立即唤来几名心腹小校,叫他们扮成楚军模样,怀金出城,混入楚营,贿赂楚王左右,散布谣言。数日后,楚营中流言四起,说钟离昧自恃功多,得不到分封,将要联汉灭楚。这事正是项羽所担心的,如今出了这样的传言,项羽不得不相信,所以就处处提防钟离昧。

为了弄清真相,项羽决定借议和为名,遣使入汉,顺便探察城内虚实。陈平听说楚使要来,正中下怀,便和刘邦布好圈套,专等楚使上钩。

楚使进入荥阳城,直往汉王府,拜见刘邦。刘邦假装酒醉,敷衍数语后,便令陈平将楚使带出。

陈平将楚使导入客馆,留他午宴。两人静坐片刻,一班仆役已将美酒佳肴摆好。陈平装作自己只是受了刘邦的托付,是替刘邦招待客人,并不认识来使,于是问道:“范亚父可好!足下是否带有亚父手书?”楚使一楞,突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正色道:“我是受楚王之命,前来议和的,并非由亚父所遣。”

项羽自刎乌江

垓下之围,四面楚歌,十万楚军逃得只剩下数千人。项羽绝望,半夜饮酒,对虞姬慷慨而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唱和数遍后自杀,项羽突围,退至乌江时仅剩二十八骑。项羽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在斩杀追兵数百后自杀,年仅三十一岁。项羽不是政治家,他是凭情感而行动的英雄,他的妇人之仁与现实政治有着尖锐的冲突。项羽的失败是性格的悲剧。也是文化的悲剧。

陈平听了,故意装作十分惊慌的样子,立即掩饰说:“刚才说的是戏言,原来是项王使臣!”说完,起身步出。楚使正想用餐,不料一班仆役进来,将满案的美食全部抬出,换上了一桌粗食淡饭。楚使见了,不由怒气上冲,当即拍案而起,不辞而别,饿着肚皮返回了楚营。

一到楚营,楚使立即去见楚王,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添油加醋地告诉了项羽,并特别提醒项王,范增私通汉主,要时刻注意提防。

其实,这是个并不怎样高明的反间计,如果稍微地理智一点就会察觉其中的破绽,只是项羽多疑,又兼性格急躁,头脑简单,没有多想这些。

项羽听后,大怒道:“前日我已听到关于他的传闻,今日看来这老匹夫果通刘邦。”当即就想派人将范增拿来问罪。还是左右替范增排解,项羽这才暂时忍住,但对范增已不再信任。

范增可以说对项羽一直忠心耿耿,他心无二用,对此事一无所知,一心协助项羽打败刘邦。他见项羽为了议和,又放松了攻城,便找到项羽,劝他加紧攻城。项羽不禁怒道:“你叫我迅速攻破荥阳,恐怕荣阳未下,我的头颅就要搬家了!”范增见项羽无端发怒,一时摸不着头脑,但他知道项羽性格多疑,不知又听到了什么流言,对自己也产生了戒心。想起近年自己对项羽忠心耿耿,一心助楚灭汉,他不仅不听自己的忠言,反而怀疑自己,十分伤心。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便向项羽说道:“现在天下事已定,望大王好自为之。臣已年老体衰,望大王赐臣骸骨,归葬故土。”说完,转身走出。项羽也不加挽留,任他自去。

范增回到本营,将项王所封印绶,遣人送还项羽。自己草草收拾,即日东归。他想到楚国江山,日后定归刘邦,不禁又气又急。不久背上忽然起了一个恶疮,因途中难寻良医,又兼旅途劳累,年岁已长,不久背疮突然暴裂,血流不止,疼死在驿舍中。从吏只得买棺殓尸,运回居巢(今安徽巢县东北),葬于城东。

与刘邦相比,项羽的确具有更多的英雄特征。他勇猛善战、不畏艰难、性格直爽、恩怨分明、爱惜属下、讲究道义,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美誉,但他的这些性格素质却正是妨碍他成为帝王的障碍。他没有刘邦的无耻、狡诈、残忍和阴险,更没有刘邦的雄才大略,所以他中了陈平的反间计,失去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和忠臣。

项羽虽然失败了,但他的英雄风采却留下了永恒的魅力,越是悲剧式的英雄,就越能打动人心,悲剧的结局使得英雄人格深处的光彩闪现得更加灿烂动人。

智慧金言然而,上述的评论只是情感性的,如果让我们冷静地思考项羽的失败,我们就会发现,英雄就是那种依理想而生活,凭情感而行劫的人。然而,英雄和政治家在其生命情调的深处又是冲突的。一个真正的英雄,在政治上又往往表现出妇人之仁。这是英雄的动人之处。也是英雄失败的根源!

勇气大于智慧之材

志向诚可嘉,勇气价更高;如果无智慧,二者皆可抛。其实,如无智慧才能,那是抛也得抛,不抛也得抛的。然而,现实中,往往是勇气大于智慧的人更多一些。

世界上有两个最不讲道德的地方,一是妓院,一是宫廷。妓院在社会的最下层,惟钱是图,连皮肉都出卖了,还有什么道德可讲;宫廷在社会的最上层,惟权是从,连灵魂都不要了,还有什么道德信义可讲?宫廷与妓院,虽处社会的两极,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啊!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在一定意义上讲是阴谋政治,如果能把这些阴谋“曝光”,放在光天化日之下,置于大众眼前,也许会使今人清醒一些,起码少一些所谓的神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