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读《辨经》学生活
21767100000007

第7章 体别第二(3)

二、交恶,即容易与人搞坏关系。甘宁投降孙权以后,急于立功,于是要求征黄祖,取刘表,并请自任先锋。孙权觉得可行,准备实施,张昭却说:“吴下业业,若军果行,恐必致乱。”甘宁不服张昭,对之反唇相讥:“国家以萧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忧乱,奚以希慕古人乎?”孙权看到这种情形,赶紧说:“兴霸,今年兴讨,决意付卿,卿但当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则卿之功,何嫌张长史之言乎?”(《三国志·吴书·甘宁传》)虽然解了二人的围,但明显地站到了甘宁一边。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东吴众将不服张昭。后来,孙权令甘宁为先锋征黄祖,大获全胜。

三、自大。张昭自己实际上没有什么具体的真实本领,但却看不起人,他对鲁肃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张昭非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肃年少粗疏,未可用。”(《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如果一个人这样看人,就不会使用合适的人材,更不能发现人材。

四、胆小。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率数十万大军南下,企图吞并江东,众武将欲战,而以张昭为代表的文官却欲降。幸亏鲁肃、周瑜坚持,才与刘备联合,在赤壁战败了曹操。

此事使孙权对张昭极为反感,说:“子布、文表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三国志·周瑜传引江表传》)在胜利以后,孙权建皇号,百官庆贺,功归周瑜,张昭也想趁机说些赞扬的话,孙权就抢白说:“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昭大惭,伏地汗流。”(《三国志·张昭传引江表传》)。

由于以上四方面的原因,张昭为相远不如顾雍。“雍为人不饮酒,寡言语,举动时当。权尝叹曰:‘顾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饮宴欢乐之际,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见之,是以不敢肆情。”可见,众人对他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人当领袖百官的丞相应该是合适的。

智慧金言

张昭最大的优点大概就在于忠直敢言,至于其他方面,恐怕没有什么才能。如果以他为相,东吴上下必定会群臣离心,四分五裂,闹个不亦乐乎。何也?盖由其量狭、交恶、自大、胆小的性格所决定的。

小材遇大材:王闿运空谈帝王学

中国社会每到末世,总是群雄争霸,诸侯蜂起,清末也是如此。每逢此时,“帝王之学”总是最为走俏。然而,中国最后一位帝王之学的积极推行者王闿运却是纵横乏术,始终未能说动曾国藩。历史就这样过去了,曾国藩是不是真的不应该自立,王闿运是不是要“志吾过”,也不知谁能说得清楚!

生逢乱世,似乎正是王霸之材得以施展才能的好时候,只有那些没有雄心壮志的人才会作“生逢末世运偏消”的感慨。中国社会每到末世,总是群雄争霸,诸侯蜂起。每逢此时,“帝王之学”总是最为走俏,推行帝王之学的人也自然会受到格外的重视。然而,中国最后一位帝王之学的积极推行者王闿运却是纵横乏术,他始终未能说动曾国藩。

王闿运(1832年—1916年)字壬秋,号湘绮,湖南湘潭人,咸丰五年(1855年)中进士,曾为曾国藩嘉宾,两度游说曾国藩自立不成,后专门从事教育,先去成都尊经书院,后到江西主办高等学堂,最后到湖南在湘绮楼讲学,门生众多,遍布天下。民国以后,历任清史馆馆长、参议院议员等职。著书立说讲究经世致用,著作多种,后被门人辑为《湘绮楼全集》。

王闿运著有《春秋注解》,明显地受到了今文学派的影响。他认为《春秋》一书就是经世致用的,其效用是拨乱反正,在乱世中开出一片新的天地来。为人要看准时机,在乱世时要积极进取,成就霸王之业,在治世时要清静寡欲,禅悟人生。因此,王闿运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就积极主张曾国藩趁势自立,建立一个不同于清朝和太平天国的新的世界。

太平天国的起义军进入湖南,曾国藩按照朝廷的命令自办团练保卫家乡,王闿运觉得自己施展抱负的机会来了,就积极地投书给曾国藩,要求加入曾国藩的军队。但由于曾国藩募兵有规定,即独子不得参军,王闿运因是独子而未能如愿。虽然如此,由于王闿运多次写信给曾国藩提建议,就给曾国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二人的关系就密切起来。

王闿运其人博闻强记,满腹经纶,善辨时势,自视甚高,常以王霸之材自许。据王闿运晚年的弟子杨度回忆,王闿运曾经游说曾国藩、胡林翼和太平天国连横反清,这当然没有成功。1855年,他来到了曾国藩幕下,游说曾国藩自立,认为曾国藩当时的地位,很像楚汉相争时韩信的情况。韩信当年没有自立,成功后终于为刘氏政权杀害。王闿运认为,曾国藩的才能不是韩信所能比的,自立当得到天下人的支持,况且当时的清朝已经十分腐败,更无法与当年的刘邦政权相比,如果一味保清,即使消灭了太平天国,清朝也未必就能保得住。再者,王闿运认为太平天国内部分裂,难成大事,早晚灭亡。如果不趁势自立,在与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中发展自己,等太平天国灭亡了,不仅失去了自立的借口,也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到时候恐怕后悔莫及。

现在看来,王闿运的这一番分析不仅是有道理的,而且是极其可能的。后来的历史证明有一多半是按照王闿运的预测发展的,只是曾国藩本人极其善于安排后路,才没有落个韩信的下场。但是,至于曾国藩为什么没有接受王闿运的建议,那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曾国藩本来就是个“相材”,他就是按照自己的才能来设计自己的。

1860年,王闿运再次来到了曾国藩的府上。仍是游说曾国藩自立,认为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如果再等下去,时机稍纵即逝,千载不复。他在桌子这边不停地说,曾国藩则一声不吭,在桌子的那边用手指蘸水划字。划完后起身而去,王闿运不解,凑到跟前一看,原来依稀是个“妄”字。王闿运失去了信心。然而,作为一代才子,王闿运是不会轻易罢休的。几年后,曾国藩北上剿捻,王闿运再次来见。这次他学了乖,不再开门见山地游说他自立,而是先从曾国藩的文章说起。他说:“您的文章是从韩愈学起,然后学习西汉的风格,这样从下而上地学,是选择了一条难走的途径。如果从曹操学起,然后再学东汉的文风,就容易了。”文章之道的确是这样,但曾国藩听出王闿运谈的不仅仅是文章之道,而是要他做代汉自立的曹操。曾国藩便给王闿运来了个佯装不知。王闿运是什么人,他知道自己三次纵横无功,已经不可能再有机会了,况且曾国藩自立的大好时机已经过去,即使以后曾国藩试图自立,也已经无此可能了。

其实,早在曾国藩攻破南京的时候,曾国藩的部下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曾经在深夜闹轰轰地聚集到曾国藩的大堂里,但大家心照不宣,没有一个人说出自立的话,曾国藩也佯装不知,在无声无息中化解了这场自立骚乱,也保全了他的部下。

此后,据说王闿运对曾国藩的看法大为改变,认为他不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直到晚年,王闿运己经历了清亡、袁世凯复辟又旋即败亡等重大的历史变故以后,才对曾国藩当初不自立为帝的看法有所改变,当然,曾国藩是否曾预料得如此深远,是不得而知的。

据说曾国藩当年为平息别人劝他自立而写过一幅“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的对联,王闿运一直不信。民国以后,珍藏着这幅对联的朱夫子曾专门去拜访了王闿运,并拿出这幅对联求王闿运写跋语。王闽运大为吃惊地说:“难道真有这个联吗?涤生襟怀,今日以前,我只知一半,今而后,乃全知。吾老矣,如果不是您相示,几不知文正之所以为文正,左老三(指左宗棠)之所以为左老三。”沉思片刻,写下了这样一幅对联:“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然后对朱老夫子说:“吾不敢著墨文正联上,以重污文正。另书此,纪文正之大,且以志吾过。”

智慧金言

历史就这样过去了。曾国藩是不是真的不应该自立,王闿运是不是要“志吾过”,也不知谁能说得清楚!

“鸡刀”之材与“牛刀”之材

俗话说,杀鸡焉用牛刀,但如果用杀鸡之刀来宰牛,恐怕不仅杀不了牛,还会刀损人伤,甚至刀毁人亡。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很多,也非常富有启示意义。

德位相配是儒家的政治理想,虽然在现实中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但它一直是人们批判现实的武器和改良社会政治的力量。我们如果撇开这些玄远的道理不谈,也可以从中借鉴某些为官之道。其实这个道理十分简单,俗话说,杀鸡焉用牛刀,但如果用杀鸡之刀来宰牛,恐怕不仅杀不了牛,还会刀损人伤,甚至刀毁人亡。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很多,也非常富有启示意义。

明朝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问刘基说:“我想让你做右相,不知怎样?”刘基顿首说:“国之大事,莫大于置相,换相好比换殿中的柱子,必得用大的木材,若用小的木材,不折断也必定仆倒,我就是那种小材,怎能当右相呢?”

朱元璋问:“杨宪如何?”

刘基说:“杨宪有当丞相的才能,却无当丞相的器量。丞相必须持心如水,不偏不倚,杨宪做不到。”

又问:“汪广洋如何?”

又答:“器量更浅,胸怀更小,比宪不如。”

又问:“胡惟庸如何?”刘基急忙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必至辕裂轮破,祸且不浅了!”

不久,杨宪因诬陷人而被处死,李善长又被罢去相职,胡惟庸逐渐升为丞相。后来,李善长被赐死,胡惟庸因谋反被族诛。

刘伯温是一位奇人,他所说的“换相好比换殿中的柱子,必得用大的木材,若用小的木材,不折断也必定仆倒”的话非常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