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衙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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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皇帝也疯狂(7)

重新集权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新晋王公大臣们。他们把改革当做自我表现、自我享受的盛宴。改革的成果没有被百姓所共享,成本却要由百姓承担。满族权贵们不去多方筹措资金推动改革,只会一味地增加百姓的负担。正如梁启超在革命爆发前的1910年指出的:“教育之费取诸民也,警察之费取之民也,练兵之费取之民也,地方自治之费取之民也。甚至振兴实业,所以为民间维持生计者,而亦徒取之民也。民之所输者十,而因之所得者二三,此十之七八者,其大半皆经由官吏疆臣之首,展转衔接,捆戴而致诸辇下矣。”这样的改革,即便成功了,也不会得到广大百姓的支持,只会加剧社会裂痕,激化矛盾。

少数满族权贵幻想如此自私的改革能够保住祖先的千秋功业,留给子孙一个稳固的江山。但是,变革的序幕一旦启动,哪怕只是向前迈出了一小步,它就会像射出去的箭一样,由不得揭幕者、弓箭手的意愿了。改革很快脱离了满族权贵们预想的轨道,孕育出了新式知识分子、商人群体,加速了近代社会思潮的传播,产生了更多的矛盾和问题。五光十色、汹涌澎湃的变革大剧,轰轰烈烈地上演,你要么顺应潮流,参与到变革中去,要么被变革的浪潮吞没,成为历史。直到革命爆发时,满族权贵们仍不明白这个道理。

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波旁王朝覆灭原因的时候,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这段话移植到晚清身上,同样很有说服力。

晚清的十年改革,最终走到了改革者——满族权贵们的反面,成了埋葬他们的洪水猛兽。“计划之外”的大革命在1911年爆发了。

“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例”,慈禧等人倒是破了,“私”,他们始终没有放下,因此最终误了国家,也断送了祖宗的江山社稷。清王朝难逃覆灭的噩运。

被权力压垮的皇帝

皇帝,是中国古代史的关键词之一。“古往今来,没有比中国皇帝更巨大、更崇高、更煊赫的存在了。”同时,皇帝又是高危、高压、高职业病的职业。多数皇帝不是好大喜功、狂妄自大,就是胡作非为、自暴自弃,总之是不正常的人。据统计,有史可查的古代皇帝,有接近一半非正常死亡。他们的平均寿命为39.2岁,低于刨除夭折人口后的中国古代平均寿命。

皇帝的威严享受,因权力而来,他们的问题与悲剧,也因权力而生。高度****的皇权,是这一切的根源。套用一句时髦的话,绝大多数皇帝都是被权力压垮的。

中国古代皇帝的****,是绝对的****,且程度不断加强。在古代中国,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权力都为皇帝一个人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皇帝一个人所牢牢控制。有人认为:“中国皇帝的权势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顶峰。不论是东方小国、非洲酋邦或者西方王国,其君主的声威都远远不能望中国皇帝之项背。与中国皇帝比起来,世界上其他君主都显得小气寒酸。”可是,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予所有者荣耀和平台的同时,会不知不觉地扭曲人性。绝对的、没有制衡的权力,则会毁掉****帝王的人生。

中国历代帝王,通过操纵社会,维持社会的超级稳定来巩固皇权。要想把天下化为一家私产,世袭一切权力,皇帝们自然反对平等的对话、变化与改革的倾向,进而反对自由的思想和宽松的文化。通过强化纲常伦理和等级制度,皇帝们强化了皇权****,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牢固统治。比如,增加等级数量、扩大等级差距,分割不同等级的地位、权力和资源配置能力,这样上一个等级对下一个等级的控制就越有力,而皇帝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就越远,自然更是高高在上,威不可及,皇帝的地位就更安全。朱元璋很典型,把天下人群划分为不同等级不同类型,规定不同人的言行标准,甚至是建筑装饰的标准。他怕大权旁落,怕豪杰不服,怕地方不稳,又怕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同时时刻受到“悲惨的童年”阴影的影响:对地主富豪的厌恶、对地方官员的不信任、对底层流动性的恐惧,自然也包括从极端贫穷和屈辱记忆中转移而来的报复心理。这造成了朱元璋的猜忌多疑、残暴嗜好和不切实际的“稳定”。他甚至规定,后代子孙必须在皇宫门口和京城各处城门,时刻准备快马刀剑,以便遇险逃脱时急用。

天下一人的地位和不断聚集的权力,对皇帝本人也是巨大的负担。所有权力集于一身,也就意味着诸事不论大小,都要皇帝一人决策。越到后来,天下事务越繁杂,皇帝集权却越深,皇帝的工作压力也就越来越大。据说,雍正皇帝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打理江山,而且每年只休息一两天,常常抱病秉烛处理奏折。他在位十二年,留下了上千万字的朱批文字。可是,有几个皇帝有雍正这样的精力与毅力,且愿意做这样的工作狂。书中的嘉庆皇帝,每年只在生日的时候休息一天,平时日日天未亮就起床办公,公务少了还要痛骂大臣们不勤奋不努力。即便如此,嘉庆还是无奈地看着国势日非,弊端丛生,有心作为却不知所措、无从下手,只好眼睁睁看着自己成了“嘉庆中衰”的主人公。同时,对皇帝的神化、对儒家思想的假借与利用、森严的等级和繁琐的礼仪,让皇帝这份职业缺乏人性,没有丝毫的温暖。清朝对皇帝和后妃的男女之事都有严格规定。皇帝不能去后妃宫殿,只能召幸后妃来乾清宫;后妃如何来,如何上床,如何穿戴都有严格限制;甚至连男女之事的时间都有规定,时间一到就有太监来请皇帝“节劳”。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的紫禁城,变成了一座不近人情、了无生趣、内容匮乏的权力纪念碑。明清时代,皇帝每天的言行,每年的日程,都是有章可循的,有法必依的。比如明朝皇帝除了战争、祭祀等极少数情况,不得离开紫禁城。你让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天天端坐空荡荡的大殿上,面对一群须发花白的老爷子喋喋不休,或者让一个活泼好动的小孩子在大型典礼上扮演天子角色,一罚站就站好几个时辰,怎么不让他们反感,怎么不遏制他们的天性?于是,有皇帝喜欢抓老鼠爬竿,有皇帝喜欢微服私访,有皇帝喜欢斗狗走马,有皇帝喜欢做木工活,再派人拿到市场上去兜售。明代的正德皇帝则向往塞外风光,渴望行伍生涯,不喜欢乾清宫喜欢另造房子住,不喜欢紫禁城喜欢在四九城里闲逛,不喜欢宫廷大乐喜欢红灯区的粗俗小调。他一生主要的“事迹”就是和朝臣们斗,争取到外面游玩的机会,另一大“事迹”就是自己任命自己为大将军,亲临塞外前线与蒙古人作战。他向文官们炫耀:“朕在枪林剑雨中手刃敌骑一人!”他的听众们则瞠目结舌。

我们于是看到,历代王朝的开国君王大多像朱元璋那样,嗜权如命,强势多疑;后期的皇帝不是正德皇帝那样任性胡为,自暴自弃,像个小孩子,就是嘉庆皇帝那样既发现不了问题更提不出解决的办法,一味求稳保守,是个中庸的“好人”。

如果说皇冠对多数皇帝来说是枷锁,那么更加可悲的是,戴上枷锁的那一刻,他的刑期就被确定为无期——不得假释、不得请假,甚至不能偷懒。这不仅是儒家思想的刻板要求,更是皇帝这个高危职业的客观要求。绝对****使得皇位争夺变为了你死我活的残酷游戏。赤壁之战前夕,曹操百万大军压境,东吴内部战和不定。鲁肃的一句话,最终让孙权下定了拼死一搏的决心:“我们这些臣子,投降曹操后还能混个一官半职;主公投降后,想得到什么待遇呢?”鲁肃没明说,但凡读过几本史书的人都知道:死!不是被乱刀砍死,就是被下毒毒死,残忍的还有被活活闷死、烤死、五马分尸、挫骨扬灰,即便出于“统战需要”,会在一开始得到短暂的善待与优容,也只是“缓期”几年奔赴黄泉而已。****给帝王宗室带来无上荣耀和无穷享受外,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一旦权力衰落或者丧失,等待皇子皇孙们的只有悲惨的结局:用全家人的鲜血来为之前的享受还债;为了避免为人所辱跳井、悬梁、服毒自杀或者子弑父、父杀女(崇祯皇帝在北京城破后逼周皇后自尽,并手刃爱女长平公主,边挥剑边哭喊:“汝何苦生于帝王家!”);丧尽人格尊严,跪爬乞命,依然被沉江、被烧死;崇祯皇帝的朱三太子隐姓埋名半个多世纪,年逾古稀依然逃不过罗网,先看着子孙一一被斩首,自己再被一刀刀凌迟至死。一句“愿生生世世,不生帝王家”,道出了多少辛酸、悔恨和无奈。这从反面,促使帝王们紧攥权柄,不让他人染指。

绝大多数人并非出生在帝王之家,更与皇位绝缘。他们对龙椅只有远远瞅几眼的份儿,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有惊羡、欲望、僭越乃至是“谋逆”之心。一旦兵强马壮了(有时甚至只有一兵半卒),他们也会提出“天子宁有种乎?”的疑问。这可以理解为很多中国人的“皇帝情结”:尽管受到****皇权的压迫与侮辱,却没意识到要把皇帝****制度连根拔起,相反还藏着取而代之的念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古代男子最常做的白日梦之一。王莽刚上台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的想法,但无上权力的诱惑最终侵蚀了他。至于洪秀全,则是一开始就是抱着搏一把的念头,想过过当皇帝的瘾。因此,等起义略有斩获,攻占一两个市镇,他就忙于封王建制,开始享受了。等到攻打长沙时,洪秀全干脆当起了甩手掌柜,躲进小楼成一统了。更多的人,则务实地选择不争皇帝,争取当开国元勋。通过起义改变生活,如此现实的想法,无可厚非,也是古代农民起义的主要推动力。只是,他们在刀口上舔血,给子孙后代辛辛苦苦赚下的“血酬”,总要末代子孙用鲜血生命来偿还。中国古代史就在如此的反复中少有进步。

理论上,古代皇帝并非是绝对****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制度设计中,都有对皇帝的制约。比如“民为重,君为轻”的观念,比如王朝内部的谏官等等,又比如儒家思想对皇帝思想和言行的高标准严要求。这些原本是为了制约皇权的膨胀,达到政治的良性发展,在实践中也的确起到了一些限制作用,但并没有真正制约皇权。这些制约只是机械地束缚了帝王的生活和人生而已。比如,父子母子之情是人间最宝贵的感情之一,父母照顾子女是自然而然的。但皇帝皇后们却不能亲自照顾子女,尤其是皇子。因为王朝体制中的皇子不是正常人,而是关系王朝走向和天下安危的政治资源,皇帝的培养自然是重要政务,父子母子关系要让位政治需要,让位体制要求。(因此,皇帝们接受的往往是没有人性关爱的机械刻板的教育,最终不是培养出正德这样的孩子,就是嘉庆那样的呆子。)又比如,正德皇帝毕生向往市井生活,他就想像普通人一样和小商小贩讨价还价,却被文官集团上升到天下安危的高度,极力加以阻拦。说来也可怜,皇帝更像是被政治体制团团包裹的木偶。摆布他们的,往往是祖先设置的“为子孙万代着想”的万世不变之法。之所以不能真正制约皇权,因为这些思想也好,制度也好,出发点都是承认皇帝是上天之子,承认政治明暗百姓贫富都系于皇帝一人。它们要求皇帝执行的是“理想”的****而已,至多防止出现暴君害民进而威胁整个皇权体制的极端情况。如此“制约”的结果,只能是滑向皇帝****,而不是分权制衡。

****之祸,祸及帝王。绝对的****让帝王如坐刀尖,欲哭无泪,欲逃不能,尝尽苦味。

太监能不能当皇帝?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中国历史上,卖草鞋的当过皇帝(刘备)、被人扒光衣服吊打的欠债赌徒当过皇帝(刘裕)、游方和尚兼小乞丐出身的麻子当过皇帝(朱元璋),拿着十三把菜刀砍人起家的蛮夷小青年也成了开国帝王(努尔哈赤),就连还俗的尼姑都能当皇帝(武则天),为什么太监就不能当皇帝呢?所以,太监不存在“应不应该”当皇帝的道德障碍,而只存在“当得上当不上”的可能性问题。

正常人都排斥、鄙视太监,说他们“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人们普遍认为,身体不正常的人,心理也随之变态。这个观念在读过书的儒生们心里尤其根深蒂固。而太监群体的言行举止,实在是不争气。粗鄙恶俗、骄横跋扈、贪赃舞弊、暴戾残忍的反面例子前赴后继,数不胜数,坐实了“太监没好人”的社会共识。

太监是皇权的牺牲品,是被权力侮辱、伤害、摧残的一群人。他们丧失了正常的人生、基本的人格,在冰冷、阴暗的宫墙之内看不到光亮,令人同情。然而,一旦有了一丁点儿权力后,太监们就把受到的伤害加倍报复在弱者身上。践踏他人尊严的人,往往曾被践踏过自尊;伤害他人的人,往往曾遭受过类似的伤害。这点在太监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得势太监在宫廷内外的恶行丑态,是他们对扭曲的过去和蒙受的伤害的变态补偿,是对正常人和生活的恶意报复。因此,太监们又是皇权制度的产物,散发着皇权的残暴、阴冷。

太监群体被权力所伤害,又拼命摄取权力,攀登权力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