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衙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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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古代的官不好当(1)

皇帝不是一个好职业,容易让人疯狂。那么,古代官员是不是一个好职业呢?

北京城外大道旁,一边是摸黑赶考的读书人,一边是连夜逃离的退休官员。前者着急踏入官场,拼搏一官半职,光耀门楣。当官在古代是名利双收的事情,“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家族出了一个中级官员,起码可以在故里显耀两三代人。但是,急于逃离北京的后者才知晓三更起床四更排队等着上朝的滋味,才明白前脚趾高气扬上朝去、后脚就被押送菜市口开刀问斩的恐惧,更能体味长年累月沉溺下僚小臣重复机械劳动的焦急、枯燥与无奈。

当官这个职业,个中滋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绝对的君主****制度下,连皇帝都不得自由,连皇帝都是受害者,官员的日子不见得能好到什么地方去。

“书生意气”在官场乾隆时,福建人李梦登出任孝丰知县,不带师爷幕僚,带上三四个志同道合的人就去上任,准备为民服务。新任县官到任前要拜谒巡抚,巡抚衙门的门政索要贿赂,李梦登分文不给,因此被拒之门外。李梦登就在衙门门口架了个绳床,睡在上面,见不到巡抚不离开。他说:“我因为公事拜见巡抚,并非私事。等巡抚出来的时候,我就在门口把事情说清楚,门政奈何得了我?”门政勉强为他通报。巡抚看李梦登的做派,好言相劝:“我看你朴实无华,这固然不错,但对官场上的事情也要多熟悉、多适应。你赶紧找几个通晓规矩的人当幕僚随从,辅佐自己。”李梦登回答:“孝丰知县的俸禄,一年不过三十多两银子,我哪请得起幕僚啊?况且和我一起来的三四个好友,学问、人品俱佳,可以朝夕相处共事了。”巡抚被李梦登的回答雷倒了,竟然接不上话来,只好端茶送客。

李梦登上任后,衙门口没有门政、出入没有随从,百姓有事都可以直接找他。李梦登亲自为他们解答、办理事情,还限制属官和胥吏扰民。老百姓常常看到知县李大人一个人走在田野阡陌之间,有时与乡亲父老讨论农事,有时与俊秀子弟谈文论道。几次去外县办事,李梦登遇到哄闹、诉讼,也都停下来帮忙解决,丝毫不管当地官员的感受。孝丰的老百姓和邻县的老百姓都念李梦登的好处。不过还没到三个月,巡抚就借口李梦登“公文不合款式”,把他的知县给弹劾罢免了。

李梦登是个真正的读书人,带着满身书生意气闯入官场。真正的读书人具有两项基本元素: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他们洋溢着“书生意气”:坚守信仰,坚持操守,真诚待人,不阿谀不攀附……这样的书生从政,结果往往并不如意。

书生从政后,往往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很较真。在书生意气的人看来,世间之事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没有不对不错的灰色地带。明代大清官海瑞,曾针对当时官场贪腐横行的弊病,举出朱元璋时期剥贪官人皮装上草制成皮囊的刑法,以及洪武三十年制订的违法金额达到八十贯就判处绞刑的规定,建议恢复这样的刑法来惩治贪污。结果引起同僚们的激烈反对,纷纷说“刑罚过重”、“不人道”、“太血腥”。海瑞的建议最终石沉大海。没有人怀疑海瑞的动机,也没有人否认他的认真,但几乎没有官员会赞同他的建议。

许多道理是完全正确的,许多建议也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在官场当中就是一个传说。流传着说说可以,就是落不到实处。海瑞建议恢复朱元璋时期刑法的例子如此,清朝也有类似的例子。顺治皇帝曾下令:“今后贪官赃至十两者,免其籍没,责四十板流徙席北地方。”“衙役犯赃一两以上者流徙。”官员贪污10两就抄家,衙役贪污1两就流放,按照这个标准,清朝中后期吃一顿饭就要几十两银子、告别时候互赠上百两“别敬”、每年夏天和冬天地方给中央各部委送几千两“冰敬”“炭敬”的官场,人人都得抄家,就算就地斩首也不违反顺治的规定。好在,清朝中后期的官员们大可放心,没有人将顺治的“祖制”当回事了。

因为,古代官场上多的是灰色地带,介乎对错之间,裹挟着法律、人情、私利和各种当事人无法排除的未知因素。官员们很难抗拒这些灰色的事物,而这就成了“实事”。书生们往往不愿承认这些“实事”,而去执著地“求是”,难免碰壁。据说,民国山西军阀阎锡山评价别人的政治主张,分为“很对”和“很好”两种。一些书生意气的官员提出了道德上、法律上难以驳斥的建议或者意见,阎锡山认为“很对”。对于那些洞察世事、切实可行,却不一定那么规矩、道德的建议或者意见,阎锡山认为“很好”。而他真正采纳的,是“很好”的建议,而非“很对”的意见。

书生从政的第二大表现是为了真理,勇于任事。他们一心一意干事业,较少顾及环境与同僚的感受,埋头干事,不抬头看人,结果既干不成事又连累前途。

咸丰年间(1859年底),郭嵩焘奉命前往山东烟台等处查办关贸税收情况,李湘作为会办随行。到山东沿海后,郭嵩焘发现各县从知县到普通差役几乎无人不贪,税款横遭侵吞,而且存在严重的勒索,超过正税4倍之多。郭嵩焘立即雷厉风行地整顿税务,惩治腐败,并设厘金局统一征收新税,堵塞税收漏洞。这次整顿大有成效,查处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官府税收。但是,整顿有功的郭嵩焘却被查办惩处。原来,郭嵩焘整顿税务的时候,很少与山东巡抚文煜沟通,就是此行的会办李湘,郭嵩焘也很少与他商量。可李湘是当权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亲信,受命暗中监视郭嵩焘。李湘向僧格林沁汇报后,僧格林沁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大为光火。恰好郭嵩焘成立的厘金局也发生了腐败,导致商民怒捣厘金局。僧格林沁就借口郭嵩焘独断专行激发民变,弹劾他。有人挑头,文煜、李湘跟着起哄。朝廷最后认为郭嵩焘办事不妥,给他“交部议处”处分。郭嵩焘灰溜溜地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他的仕途也受到重挫。

古代官场是一个庞大的“黑箱”,外人看不清楚,就是里面的人也不甚明了。各种关节和人物盘根错节,白纸黑字之外有数不清的潜规则。因此,中国人所谓的“公平竞争”,欧洲人所谓的“fair play”,在古代衙门里是不存在的。古代官员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成为黑箱的一分子,随波逐流。记得清朝初年,顺治规定御史办公事“不见客,不收书,不用投充书吏,不赴宴会饯送”,保证公正执法,杜绝腐败。但这项规定很快就沦为一纸公文。试想,如果御史不会客、不通信、不用书吏、不交际应酬,事事都亲力亲为,估计连官位都保不住了,更别说执法了。

书生从政的第三大表现是相信付出就有回报,相信正义总会战胜邪恶、清廉总要胜过贪腐、勤勉终将淘汰昏庸。殊不知,“投入—产出”定律在官场并不奏效。投入与产出并不成正比,甚至投入未必有产出。历史上,官场劣币驱逐良币的例子比比皆是。

郭嵩焘曾是皇帝青睐的官场新星,咸丰皇帝招他进南书房,对他说:“南斋司笔墨事却无多,然所以命汝入南斋,却不在办笔墨,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意思是要重点栽培他,相信有书生意气的人会在受宠若惊之余,更加忠君报国。其实,咸丰是在激励郭嵩焘为皇权效命。在权力来源自上而下的格局下,获得回报的关键是上级的肯定。而上级又是黑箱中的一分子,他对下级的提携也是有限的。就如咸丰,当郭嵩焘得罪整个官僚体制后,他也爱莫能助。

****官场的可怕之处,在于任何人,包括达官显贵,面对的都是一个隐藏在黑暗中的庞然大物。官僚体制控制个人,而不是个人操纵体制;是体制决定个人的兴衰荣辱,而不是个人决定体制的死活。一件政务在衙门里传来传去,往往没有官员能够说清楚它的来由、深意和命运。文首的李梦登,三十出头就高中进士,虽算不上少年得志,入仕也是比较早、起点也是相当高的。进士及第后,优秀的去翰林院重点培养,中等的分派中央各部委,比较差的分配到地方担任知县。清代去地方的进士,被称为“老虎班”,意思是竞争力很强,遇缺即补,一般三五年就能担任实缺知县。但是,书生意气的李梦登愣是“候补”了十几年,才在年近半百时上任县令。其中的各种原因、各种阴谋阳谋,估计没几个人能说得清楚。因此,面对体制暗箱,坚信彩虹总在风雨后的书生们,难免要失望了。

综上所述,书生从政的种种表现,总是和官场格格不入。从根本上讲,是因为读书人的品格和官场的权力特性是相悖的。古代读书人,书要读得好,才能当官,可当了官和当好官之间,还有莫大的距离。真正的官场有为者,不是一心一意扑在政务上的人,而是明白人,通权达变,能在各种限制因素中排除干扰,达成目标的人。

以官场赈灾为例子。赈灾是相对简单的政务,首先它在道德上有优势,政治上正确,别人不便反对;其次,赈灾涉及的官场纠葛较少。赈灾一事的重点有三,第一是稳定局势,第二是赈灾物资的来源,三是发放要透明。我们看看成功的案例是什么样的:

道光年间,江忠源出任秀水知县。当时秀水大旱,进而米价飞涨,到处有饥民抢米。他刚到任,就接到20多起饥民抢米的案子,县牢里关着数以百计的饥民,官民关系极其紧张。江忠源应该怎么办呢?

按照正常的程序,申请支援,来不及;听任饥民劫富济贫,显然也不行。江忠源认为最迫切的还是遏制抢米风潮。他从监狱中拉出一名平时为害地方、如今参与抢米的囚犯,在烈日之下暴晒示众,结果死在了街头。正当其他抢米饥民战战兢兢之时,江忠源把所有的抢米行为都归结到死去的囚犯头上,其余人一概不问。这第一枪,既让江忠源对被抢的官绅富户们有所交代,又争取到了饥民们的好感。

接着,江忠源要彻底解决******。最可行的,还是要发动本地的富裕人家有粮的出粮,有钱的捐钱。江忠源邀请官绅一起去拜城隍神。他拿出誓神文,一一询问到场官绅,是否愿意在城隍面前署名救灾。在这样的场景下,就算再吝啬的官绅也只能签名表示愿意。然后,江忠源和大家同跪神前,朗声诵读誓文。随后,县衙大量制作两种牌匾,一种上书“乐善好施”四字,一种大书“为富不仁”,捐钱捐粮的人赠送第一种牌匾,不捐钱捐粮的就把第二种牌匾挂到他家的大门口。江忠源责令地保天天巡视,不许第二种人家藏匿牌匾。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巡视,因为江忠源公开宣布:凡是看到“乐善好施”的人家,百姓不得哄抢,否则一律处死。言下之意是,饥民哄抢“为富不仁”的人家官府就不管了。数日之间,秀水官绅和富裕人家踊跃捐钱捐粮,大家都想拿到一块“乐善好施”的护身符。很快,单单救灾银,秀水县就筹集到了十余万两。

接下去的工作就简单多了。江忠源亲自调查各乡镇饥民人数,分别造册救济。为了防止赈灾者贪污,江忠源允许出钱出粮的人自行联系饥民,面对面救济,官府随时抽查。同时江忠源对救济表册五日一核,随时抽查。救济过程中没有发生一起贪污腐败的案子。秀水的饥荒也顺利渡过了,没有造成大的伤亡,也没有酿成群体性事件。

分析江忠源的行为,许多游离在法律边缘,比如将囚犯暴晒致死、赦免抢粮饥民、用牌匾和默认饥民哄抢的方法逼富户赈灾等等。但是这些措施产生了正面效果,而且没有人告发:晒死的囚犯罪行累累无人同情、赦免饥民争取到了广泛同情还缓和了官民对立、真正的为富不仁者又没法告倒江忠源。江忠源并没有死守书生意气,既处理好了政务,又达到了书生们的崇高目的。而要实现从“书生意气”到“江忠源”的转变,书生们从认识到言行都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在感情上,正常人都认可书生意气是好事。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这些闪光的品质。但在古代官场,书生斗不过官僚,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

做事还是做官,这是个问题

俗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古人十年寒窗,受的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一朝为官,正好实践“达则兼济天下”的圣人教诲,为民做主、实干报国。但在现实中,绝大多数的官员并不是踏实办公,而是一心钻营仕进,为什么他们不做事只求升官呢?

治官重于治民,是中国传统王朝的执政理念。那么庞大的一个帝国,皇帝不可能亲自治理、事必躬亲,必须要借助大批的官吏来治理,所谓“明主治国,纲举目张”是也。遍布各个层级、各个州县的官吏,就是君王统治天下的纲、线和关键。君王并不直接治民,官吏才治民。君王要做的,则是治官,把官僚队伍管好了,间接也把天下治好了。

这个理念本身没有问题,毕竟是客观需要。但在君主****的大环境中,皇帝的一切行为以巩固皇权为目的。他治官,首先考虑如何保持官僚队伍的忠诚,遏制权臣的出现,让皇权永固、江山万年。所以皇帝把主要精力投在了监督、控制官员身上,而不是如何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去办事。从没有皇帝对大臣开诚布公、绝对信任,历朝历代无不人为设计官僚机构的复杂性,让官僚内部相互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