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衙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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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古代的官不好当(5)

帝王为什么对言官明褒暗贬?

朝廷一再鼓励言官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是言官们不敢如此,帝王们也不希望他们如此。

作为王朝体制的顶层,皇权也在监察制度的监督范围之内。谏官系统就专为制约皇权而设。运转得好时,帝王不敢为所欲为,坏事还没做完言官指桑骂槐的奏章就递过来了。帝王自然不希望制约皇权的力量(而且还是制度性的力量)存在,连唧唧歪歪的声音都不希望留在耳边。于是,监察制度中的谏官系统一直处于皇权的压制状态下。明朝的朱元璋、朱棣父子,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祖孙,都是精力超人、崇尚强权、力行****的皇帝。谏官系统遇到这样的独裁者,就更文弱、更无力了。

谏官系统起作用,根源于他们可以监督最高权力的决策和出令程序,可以驳回有违理法违反程序的皇命,即“封驳诏书”的权力。这项权力行驶得好,皇权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皇帝想用个奴才,就只好绕开正常的发令程序。这样得到的官在唐宋被称为“斜封官”或者“墨封官”,有些难上台面的意思。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废相权压制外朝,皇权急速膨胀。之前的发令程序被打破。对于实际事务,皇帝通过秘书班子内阁来决策和发令。清朝更是发展出“跪听圣谕”的军机处,通过军机处的奴才来发令。谏官系统能够接触到得只是例行公事和无关紧要的琐事,名存实亡。

即便如此,雍正还是觉得碍事,要裁撤尚且是独立机构的谏官系统——六科,把六科的谏官——给事中划归都察院。都察院属于监官系统,是监督政府和百官的。此举就取消了监察系统对皇权的制约,把谏官降级为监官的一部分,加大对百官和官府的监督。雍正撤并六科时,给事中们“连章争竞”反对,结果遭到“严加惩儆”。雍正既要保留谏官彰显自己“纳谏”之贤,又把谏官的监督目标转移为中央各部衙门,强化对臣僚的控制,可谓一举两得。

皇帝的屁股摸不得,各级衙门和文武百官也轻易动不得。言官们对衙门和他人的考核、弹劾,最终评判者是皇帝。皇帝对臣僚的评判标准,不是冷冰冰硬邦邦的白纸黑字,也不是言官们的理想与坚持,而是忠诚度,是臣僚的言行是否有助于巩固皇权、是否有利于维护皇帝的统治。

言官们说得最多的是衙门和百官们的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等问题。在皇帝看来,贪腐并非大问题。早在南北朝时期,一代名臣苏绰就提出了“贪腐工具论”。北周奠基者宇文泰向他讨教治国之道,苏绰提出要“用贪官,弃贪官”。

苏绰的理由是“为君者,以臣工之忠为大”,忠诚是首位的,因为“臣忠则君安,君安则国安”。为了保持官吏们的忠诚,君王要允许他们“以权谋利,官必喜”。但是,官员们贪腐所得本质上都是君王的财富,如果听任官员贪污挪用,那君王不就做了“冤大头”了吗?所以,在“用贪官”的同时,还要“弃贪官”。第一,“凡不忠者,异己者,以肃贪之名弃之,则内可安枕,外得民心,何乐而不为?”君王惩治贪腐分子,“使朝野皆知君之恨,使草民皆知君之明”,既可以让百姓知道君主的英明伟大,又可以将许多责任推到贪官的头上,让天下人知道“坏法度者贪官也,国之不国,非君之过,乃官吏之过也”。第二,“官有贪渎,君必知之,君既知,则官必恐,恐则愈忠,是以弃罢贪墨,乃驭官之术也。”官员们有贪腐的把柄在君王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反腐”的大刀就要砍到自己头上,因此对君王谨小慎微,不敢有异动。

苏绰的结论是:“天下无不贪之官,贪墨何所惧?所惧者不忠也。”“贪腐工具论”虽然拿不上台面,但却是“权术之密奥”、“千古帝王之术”。一般人自然是不知道“帝王之术”的。所以,言官们和皇帝谈理想讲道理,皇帝和他们谈权力。言官告诉皇帝,如果不肃清吏治、不改革体制就会民不聊生,皇帝告诉他们,只要我大权在握,哪管什么民间疾苦?

因此,言官们上奏说的事,帝王们或许觉得很“对”,无法驳倒,却大不以为意,或置之不理,或嫌其多事,或大发雷霆,施以重拳。帝王们理想的言官,就是耳目喉舌、就是鹰犬爪牙,替皇权监督压制臣民。遗憾的是,读书人出身的言官们总是不能很好地领会圣意,帝王们只好对其明褒暗贬了。

如此一来,言官们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是工作风险很大,甚至可能张口得咎,一开口就有生命危险;另一方面是王法和职责都要求言官多开口、多说话,而且言而无私、言之有物。雍正元年还规定科道官一人一日一奏制度。说还是不说,这就成了大问题!

于是,绝大多数言官只能明哲保身,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反复说官话、套话,不断重复帝王的意思,宣扬“皇上圣明”;或上奏说一些无关紧要、鸡毛蒜皮的事情;或者高谈阔论,离题千里,对行政与国计民生毫无裨益。除了这三种奏章,言官们还能怎么说呢?

政府设立监察机关,本意是为自己树立批评者。如今,言官们成了整齐划一的“歌颂者”,背离了制度的本意。言官们的文章都是“循例奏报”,像白开水一样没有味道、抓不住摸不着,想批评、想驳斥都找不到目标(“无所用其参驳”)。皇帝为此很头疼,他等于是花钱供养了一堆马屁精和懒人。(而臃肿的官僚机构并不缺马屁精和懒人。)皇帝们能做的,就是一再痛斥整个言官集团。

顺治皇帝谕都察院、六科、十三道曰:“近观尔等未尝明举一清廉持正之贤,未尝明劾一受贿贪赃之辈。然则朝廷设立风宪衙门,亦复何益!”“尔等自受职以来,凡有应陈奏之事,竟未一言,前已有旨申饬,今又数月矣,仍无一人言事。”康熙皇帝骂道:“科道为朝廷耳目之官,每览奏疏,实能为国有裨政事者甚少,草率塞责者甚多。”乾隆皇帝骂道:“至科道为朝廷耳目之官。朕广开言路,奖励多方,并令翰林郎中参领等官,皆得建言。原冀有裨国是,乃数年中条奏虽多,非猥琐陋见,即剿袭陈言,求其见诸施行,能收实效者为何事乎?近日即科道官敷奏亦属寥寥,即间有条陈,多无可采。”嘉庆皇帝则骂:“朕近阅臣工条奏,累牍连篇,率多摭拾浮词、毛举细故,其中荒唐可笑留中不肯宣示者,尚不知凡几。”

他们祖孙几代人,都没弄明白:制度塑造人,言官们的平庸无用是皇权****体制造成的。

说还是不说,这是个大问题

明哲保身虽然安全,但对于那些追求高官厚禄的言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引起帝王的注意、要想捞取政绩和声誉,他们就必须开口谈些实质性的内容。那么,怎么开口呢?开口批谁、批什么事情呢?

言官们最保险的,也是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痛打落水狗”。对那些罪恶昭彰、人皆可杀的罪臣叛逆,言官们群起而攻之,惟恐落后。比如魏忠贤当权时,言官们不是曲意奉承,就是缄口不言。等崇祯惩办魏忠贤后,言官们突然“勇敢”起来,前赴后继弹劾、揭发和痛骂“阉逆”,给魏忠贤罗列了数以十计的罪名。康熙前期,大学士明珠结党营私、贪赃受贿,却无人弹劾。等明珠开始失宠,才有御史郭琇弹劾。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和珅身上。翻看古代史,哪个权臣大奸不是在“圣眷日减”的下坡路上才遭人弹劾的?

痛打落水狗虽然安全,但干的人也多,竞争太激烈,而且显不出个人的眼光和胆魄来。所以,有追求的言官还是要找些其他实事来开口。这就要看言官个人的智慧了。

嘉庆初年,满族御史和靖额上奏,揭举一项人事制度不合理。朝廷旧例,满族举人如果连考三科都没有考中进士,可以直接授予低级别的京官。这本是对八旗读书人的照顾。而汉族举人多次考不中进士,则要经过吏部的“大挑”后才能出任州县小官。初看起来,八旗读书人多了一条入仕的捷径。但在实践中,满族举人越来越多,而北京各部委衙门的编制是一定的,不可能让所有落第举人都当上,所以大家得排队轮候,造成一些满族举人等了30多年,胡须都等白了还当不上官。和靖额就奏请嘉庆皇帝准许满族举人像汉族举人一样参加“大挑”,经过竞争选授县令等职。嘉庆皇帝觉得有理,准许了。《啸亭杂录》记载“百年弊政,一旦改之,人争颂其德”,以皆大欢喜结局。

和靖额的同事、汉族御史李仲昭也上奏,揭发长芦盐商造假谋取私利、勾结朝贵。之前,给事中花杰弹劾过长芦盐政的弊端,还点名道姓说大学士戴衢亨牵涉其中。结果查无实据,花杰遭到谴责。如今李仲昭旧事重提,引起了嘉庆皇帝的重视,让主管盐政的户部处理。户部官员经过调查研究和磋商讨论后,认为李仲昭所言子虚乌有,完全是诬告。而且有盐商反映李仲昭“索贿”。李仲昭断然否认,坚持盐政存在弊端。户部和御史掐了起来,嘉庆皇帝决定不了,就让王公大臣们组成专案组,彻底调查长芦盐政。调查的结果是:“个别”长芦盐商的确舞弊。结果,一个叫曾有圻的盐商被处理了,和他有关联的几个低级官员被降级或者革职。应该说李仲昭获胜了,不过他在北京官场彻底孤立了,“人咸侧目”,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李仲昭。

之后,李仲昭又批评吏部京察不公,他赴户部点卯(就是对在编的官吏点到),杖责了书吏——清朝的胥吏衙役蛮横得很。结果,户部官员们集体弹劾李仲昭。嘉庆皇帝下令将他交给吏部议处。吏部之前受到李仲昭揭发正怀恨在心,上上下下都想乘机把他往死里整。尽管有刚正的侍郎初彭龄力挺李仲昭:“李御史有言胆,台中何可无此人?”吏部还是议定将李仲昭连降四级。

第三个御史,叫做继善,是满族人,揭发科举考试中的“翻译”科黑幕。清朝公文档案多以满汉两种语言书写,需要翻译。朝廷举办翻译考试,挑选熟悉满汉双语的青年。在实践中,报名参加翻译考试的都是王公大臣和满族亲贵的子弟,考试过程中冒名顶替、传递纸条等弊端繁不胜言。翻译考试沦为了近臣子弟垄断的“进身之阶”。继善揭发了种种黑幕,嘉庆皇帝下令整肃,翻译考试这才稍微像点考试的样子。继善后来升任管理马匹的太仆卿。朝廷对养马的八旗士卒发放补贴,到嘉庆时期,真正养马的人家不到八旗人家的十分之三,却都冒领养马补贴。继善又揭发了这件事情,在嘉庆皇帝的支持下整肃了太仆寺的马政。经过这两件事情后满族人对继善恨之入骨。等到继善验马那天,满族人密谋把继善堵到哪个小角落里打死他。好在密谋者们认错了人,群殴了另外一个官员,差点把那个无辜者给打死了。

三个御史,和靖额、李仲昭和继善,都是开口言事,说的都是事实,为什么结果会有天壤之别呢?

开口说话,是有技巧的,并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三人说的问题,只有和靖额揭发的是满族举人仕途无望的问题,处理起来不会侵害任何人的既得利益,相反惠及数量众多的满族人,因此非但没有阻力,官员们还会附和。而李仲昭和继善揭发的问题,京察不严、冒领补贴等,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较量,是你胜我负的较量,必然得罪大批人。其中的学问之大,非浸淫官场几十年不能明了。

雍正皇帝曾一针见血地揭露言官们的行径:

朕观数年以来科道陈奏者,并无中谠可信之词,又有庸陋之科道,既不敢直陈政务之大端,又恐蹈缄默之愆。往往摭拾琐细迂谬、毫无关系之事,滥行条奏。甚至颠倒是非,紊乱黑白,或借以行私植党者有之。

雍正皇帝指出了言官们“既不敢直陈政务之大端,又恐蹈缄默之愆”的心态,但归因于言官们个人品质问题(为私不为公),没有触及到真正的原因。要想让监察制度真正发挥作用,就要完全解决御史言官们“开口死”的危险,真心尊重、保障他们的权利。只有如此,言官们才能高效运转,政治体制本身才能去病强身,健康发展。

冷衙门的突围

古代朝廷有六部,州县衙门就有六房,对接朝廷六部的业务。老百姓和朝廷六部很疏远,谈不出什么,对本地衙门的六房则很熟悉,能谈出很多东西来。老百姓常用六个字来形容六房:威武富贵贫贱。

威,形容的是刑房,管一个州县的司法刑讯;武,说的是兵房,负责当地的军事、安保等;富,指的是户房,不仅管民政,还收税;贵,说的是吏房,掌握当地的人事;贫,形容的是礼房,管旌表、礼仪等。最不好的“贱”字,落在了工房的头上。工房掌管城墙、官廨、桥梁、道路等的修建整治,跑工地、卖傻力气。古代人歧视工匠,老觉得匠人们低人一等。工房的书吏们,虽然不是匠人,但在一般人眼中,也是“贱”人。在官场中人看来,工房的书吏,比杂役好不到哪里去。

除了社会心理外,工房受歧视的深层原因是实权小、收益少,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出息”。你看,刑房审案,吃了被告吃原告,有出息;兵房雄赳赳气昂昂就不用说了,事不多还能落实惠;户房事情虽然多,但哪一项都能挤出油水来,出息大了去了;礼房差点,但好歹名声不错,说得出口,县里办场考试什么的还能落点小油水。就你工房,和其他五房相比,有什么优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