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要想成大事的人，就要时刻提醒自己做事要迅捷，决策要果断，只有敢于决断，并立即付诸行动，你才会抢占先机，接近成功。想成功，就不要畏惧风险，唯有带着沉重的风险意识，敢于怀疑和冲破以往的常规，通过冒险而取得成功后，才会享受到人生最大的喜悦。
功高不傲，小心处世
朱元璋能由一介平民而成为一代王朝的开国皇帝，除了时势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朱元璋本人超凡出众的智谋与策略外，还在于他手下有很多人才。在朱元璋的功臣中，有一个人功劳尤其大，他就是徐达。
徐达出生于濠州(今安徽凤阳)一个农家，儿时曾与朱元璋一同放过牛。在其戎马一生中，有勇有谋，用兵持重，为明朝的创建和中国的统一立下了赫赫战功，是中国历史上显赫的谋将帅才，深得朱元璋赏识。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人，却从不狂妄自大。徐达每年春天挂帅出征，暮冬之时还朝。回来后即刻将帅印交还，回到家里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照常说，这样一位儿时与朱元璋一起放过牛的至交，且战功赫赫，甚至朱元璋还将自己的次女许配给他，完全可以“享清福”。朱元璋也在私下对他说：“徐达兄建立了盖世奇功，从未好好休息过，我就把过去的旧址赐给你，让你好好享几年清福吧。”朱元璋的这些旧邸，是其登基前当吴王时居住的府邸，可徐达就是不愿接受。
万般无奈的朱元璋请徐达到这府邸饮酒，将其灌醉，之后蒙上被子，亲自将其抬到床上。徐达夜半酒醒问侍仆自己住的是什么地方，内侍说：“这是旧邸。”徐达大吃一惊，连忙跳下床，俯在地上自呼死罪。朱元璋见其这般谦恭，心里非常高兴，就命有关部门在此旧邸前修建一所宅第，门前立一牌坊，并亲题“大功”二字。
徐达功高不骄，还体现在好学不倦，严于律己。放牛出身的徐达，年少无读书机会。可他好学上进，虚心请教，每次出征都要携带很多书籍，一有时间便认真研读，掌握了渊博的军事知识。因此每每临阵指挥，无不料敌如神，进退有据，且每战必胜，令人心服。
身为统帅的徐达还能时刻与士兵同甘共苦。遇到军粮不济，土兵未饱，他亦不饮不食；扎营未定，他也不进帐休憩；士卒伤残有病，他亲自慰问，给药治疗；遇上士卒牺牲，他更是重视并亲自筹棺木葬之。将土对他无不感激、尊敬。
本来可以声色犬马的徐达，却平生无声色酒赌之好，朱元璋赏他一块沙洲，由于恰处于农民水路必经之地，家臣以此谋利，徐达得知后，马上将此地上缴官府。
1385年，徐达病逝于南京。朱元璋为之辍朝，悲恸不已，追封为中山王，并将其肖像放置于功臣庙第一位，称之为“第一开国功臣”。
徐达之所以不居功自傲，除其个人良好的修养，还有更深层次的缘故。每个皇权的确立，无不依靠文臣武将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功臣常常成为权臣。在中国历史上，功臣权臣攻夺皇权或挟天子以令诸侯，甚至皇袍加身的例子也不鲜见。因此，历代皇帝总是在权力到手后，视功臣为最大威胁，想方设法收回其权力。“杯酒释兵权”已算是十分“客气”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成为皇权统治下残酷的事实，也是历史的必然。
其实，朱元璋登基后，从1380年至1390年，因清洗丞相胡惟庸牵连被杀的功臣，官僚共达3万人；1393年，有赫赫战功的将领蓝玉以及与其有关的人均被杀，先后牵涉被杀的居然有1．5万多人；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被杀者更多达8万之众。
应当说，朱元璋用严刑重刑，杀了包括功臣在内的10多万人，其实也是强化其统治的必然，也是统治阶级内部残酷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朱元璋个人品格有关。从小与朱元璋在一起的徐达，肯定十分清楚“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所以，如果居功自傲，相当于引火烧身。与这样的皇帝在一起，只能共苦，不能同甘。因此，徐达“夹着尾巴做人”是个人良好品行的体现，更是保全自身的良策。
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在特殊情形下，为人处事都要分外小心，不然，就有可能招人猜疑，自寻麻烦。
找准路子，顺应时局之变
1863年9月20日，李鸿章抵达天津。30日从曾国藩手中接过直隶总督关防印信，由此开始了历时二十五年的直隶总督生涯。
李鸿章任职不久，直隶总督的权势就有所扩展。10月10日，工部尚书毛昶熙上呈请撤三口通商大臣条陈一折，认为办理外交通商事务大臣，脱离本省督抚而设专职，有绥靖地方之责，无统辖文武之权，地方官常常坐视成败，不愿相助，以致发生严重问题，因而奏请撤销三口通商大臣，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着归直隶总督经营，一如南洋通商大臣之例。奕沂等总署大臣遵旨议复，赞同持毛氏建议。11月12日上谕称：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毛昶熙请撤三口通商大臣条陈一折，洋务海防，本直隶总督应办之事。先因东豫各省匪纵未靖，总督远驻保定兼顾为难，故三口通商大臣，驻津筹办，系属因时制宜。而现在情形，则天津洋务海防，较之保定省防，关系尤重，必须专归总督一手经理，以免推诿而责专成。
着照所议，三口通商大臣一缺，即行裁撤，全部洋务海防事宜，着归直隶总督管理，按南洋通商大臣之例，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以显信守。其山东登莱青道所管之东海关、奉天奉锡道所管之牛庄关，都归该大臣管治。
通商大臣既已裁撤，总督自当长驻津郡，就近弹压，呼应较灵。且着照所议，将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总督行馆。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迁至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须拘定封河回省之制。
这次改定章程，既处理了直隶总督和三口通商大臣各自为政、互相掣肘的矛盾，使李鸿章身兼二职、权一而责巨；又解决了省防和洋务海防的战略地位问题，使李鸿章的工作主题从传统的保定省防转向天津洋务海防。清廷的意向，适应了国内外情形的变化，有利于推进洋务活动和海防建设，防患固本。
对于清廷此次变计，李鸿章喜忧参半。当然，忧虑并不是主要倾向。李鸿章清楚地认识到出任内受清廷依寄、外而表率督抚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要职，地位提高了，权势扩大了，因而激动不已，特意向李鹤章表示：“兄以深沐皇恩，遇事必再三慎重。”他遵旨酌议应办事宜，认为天下大势，首重畿辅，清廷此次变计纯属未雨绸缪之策。
当务之急，须先添设津海关道一缺，专管中外交涉事件及新、钞两关税务，兼充直隶总督海防行营翼长。至于选将、练兵、筹备海防一节，尤为当今要务。畿辅重地，形势严峻，外人窥伺，内匪窃发，刻刻堪虞，而绿营官兵腐败不堪，从中挑拣加饷操练，外貌恐难挡大敌。所以，他一面奏调淮军为拱卫畿辅之师，一面整饬练军，装备近代枪炮，增加洋枪教官，努力提高其战斗力。平常以淮军守卫海口，练军镇守内地要害，一旦外敌入侵，练军也被调往沿海助战。
李鸿章深知备位近畿，必得要路之助，方能立足。然而，他环顾左右，触绪增悲。与他共事近三十年、患难相依最久，艰难时局共同支持的曾国藩，不幸于1872年3月突然病逝，这使他悲痛欲绝，夜阑依斗，辄用愀然。他原来所赖以疏通慈禧的奕沂，也江河日下，晃荡不能立足。慈禧对奕沂采取两面政策，既让他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又利用顽固派奕、李鸿藻管制他。奕是道光第七子、奕异母兄弟、慈禧妹夫，1851年封为醇郡王，1872年晋封醇亲王。
慈禧把他拉过来，使之由奕沂的拥护者变为反对者。李鸿藻咸丰进士，1861年诏为太子载淳师傅，1864年升内阁学士，署户部尚书。慈禧于1865年底把他派入机处，使之同奕沂唱反调。但是，奕沂、李鸿藻却秉承慈禧意旨，抑制奕沂及其所倚赖的李鸿章。
1875年1月，同治载淳病死，慈禧为了继续垂帘听政，独揽大权，强立奕譞之子、年仅四岁的载湉为帝，是为光绪帝。
李鸿藻也依靠军机大臣的职权和门生故旧众多的条件，引荐端士，把大批新进的御史、翰林聚结在自己周围，壮大声势。这些人自视清高，大胆敢言，议论风发，专事搏击，号称“清流”，有“四谏”、“十朋”等之称。
其中张之洞、张佩纶尤为李鸿藻所赏识。张之洞历任翰林院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张佩纶历任侍讲、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等职。他们都是直隶人，李鸿藻籍隶高阳，张之洞祖籍南皮，张佩纶家乡厚实，固结门户，相互利用。窥探朝旨，广结党援，排斥异己，主张整饬纪纲，反对列强侵凌，时称“清流派”。
清流派的崛起，并非清政府应许议政的表现，清流派成员也绝不是真能改革朝政、抵抗侵略、打倒权贵的勇士。相反，清流派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洋务派与顽固派、湘系集团和淮系集团斗争的夹缝里生出来的一种舆论力量，实质上是清朝统治者面临危机时利用调节的工具，是掌控最高统治权的慈禧操纵不同政治派系力量天平上的筹码，而其主要倾向则是暗中放任清流议论时政，当作公论、清议来牵制李鸿章等洋务派。
1872年，御史李宏谟奏请直隶添设巡抚。11月28日邸抄刊登上谕说：“御史李宏谟奏直隶政务日烦请添设巡抚一折，着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按清律，早在乾隆二十八年就撤销了直隶巡抚，巡抚事务由总督兼管。李鸿章就任直隶兼北洋大臣刚刚两年，李宏谟就奏请直隶添设巡抚，显然意在削弱李之权势，牵制李之作为。机智的李鸿章，一眼就看穿了中间奥秘。
1873年7月末，李鸿章在写给沈葆桢的信中透露：“添设保定巡抚之议，闻系旁人觊觎添缺，于是不顾事理之当否。吏部尚欲准行，经枢垣文相力持不可，似专为迁就敝人者。其实有两京兆分管二十四州县，热河都统分管承德府，直省何曾仅止一督？郭筠仙尝谓督抚同城，为我朝弊政，与尊论同，非久为历练者无此卓识也。”
身处变局，李鸿章已完全清楚人生坎坷必会很多，必须找准路子，准确下手才对。这就要晓得时局之变、人生之变、战术之变。
只有动脑筋才能找准路子，找到对策，因为外部局势总是在变化的，不能掌控局势之变，是李鸿章的一大忌讳。他经常遭遇挫折，但他明白：在变局中求生存，才是强者！
学会放弃求发展
姚启圣，字熙止，浙江会稽人。康熙二年乡试考中，当了广东香山县知县。
至明末以来，香山县因盗匪和天灾并行，人民缴不上赋税，因此而被捕入狱的知县已达7人。姚启圣上任后感慨说：“明年再加我一个，被捕入狱的香山知县就是8个人啦！”
于是他摆上酒席，奏上音乐，把7个被捕的知县从狱中请出来，一同痛饮，并给他们整理行装，送回原籍，然后向总督报告说，7名知县应追回拖欠官府的税金共17万，已在某月某日全部收回入库。总督看后大为吃惊，以为姚启圣是个巨富，想行善替7个知县偿还欠款，岂知他是个贫寒之士，哪有能力替那些人偿还税金呢？
不久，吴三桂等人发起“三藩之乱”，皇帝令康亲王南征，姚启圣心中大为兴奋，认为自己的好运来了，就对好友吴兴祚说：“我闯了大祸，非帮助康亲王立奇功不能避祸，而要想说服亲王，只有你去才行。”吴兴祚准许了他的请求，姚启圣备了银元五千，以便买通看门的小厮；又打探出亲王喜欢弹丸，特地制造十万粒让吴兴祚送去。吴兴祚相貌英俊，能言善辩，又熟知福建的山川地理及兵马之术，康亲王同他谈得十分投机。吴兴祚乘机荐举姚启圣，亲王当场应允，行文给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调姚启圣为参谋。这时总督才惊呼上了姚启圣的当，但迫于康亲王的命令，不得已让姚启圣离职而去。
对于所亏欠的税金，总督只好下令海上商人补缴。
姚启圣放弃了自己职位，去谋求更有前途的发展。所以放弃需要有远见卓识，需要放开眼界，不仅是一种观念的更新，更是一种科学理念的确认。我们常说：“脑筋开窍，山水变宝。”确立学会放弃求发展的理念，能促使我们反省那些竭泽而渔、焚琴煮鹤的短期行为，进而以错位发展的思路来经营身边的人和事，不断地在放弃中开拓广阔的空间，取得长足的发展。
短暂的放弃是为了得到长远的回报。放弃需要有牺牲精神，这不仅是显示胆识和谋略的生动实践，更是摆正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明智之举。学会放弃求发展，需要有“壮士断腕”的气魄，需要有放眼未来的气度。
置于死地而后生
秦朝末年，虽然项羽的起义军连续取得胜利，声势也越来越大，但章邯率领的秦朝主力军实力还是很强的。
在定陶战役中，项梁因轻敌而兵败身亡，义军由宋义率领。宋义胆小惧敌，被项羽所杀。项羽便亲自率军渡过黄河，想要欲与秦兵决一死战。但自从定陶战役失利以来，士气一直很消沉。章邯却野心勃勃，想趁机灭掉义军。
在这生死存亡关头，项羽召集手下的谋士分析当前局势，认为秦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军心涣散，战斗力不强，而义军虽然人少，但军心一致。兵法说：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军队只有断绝退路，才能齐心拼死杀敌，即所谓置于死地而后生。
于是，项羽使了非常绝的一招。他先让士兵把抛锚在岸边的渡船凿了些大洞口，把这些渡船全都沉入河底，又规定每个士兵只能带三日的干粮，接着又让士兵把锅全都砸碎，然后又放火烧掉了岸边的营房。如此一来，前面是秦军相逼，后面已无渡船，士兵们被推进了死地。此时，将士都摩拳擦掌，他们懂得，此战只有拼死才能杀出一条血路。土气被激发到了极致，他们像亡命徒一样大叫着冲向秦军的阵营。
义军以一当十，发疯似地冲杀，眼都杀红了。好一场恶战，直杀得血肉横飞、昏天暗地。秦军被打得落花流水，主将章邯也被迫投降。这场战役奠定了项羽在各路反秦义军中的领袖地位。
这就是成语“破釜沉舟”的来历。面对强大的敌军相逼，项羽把生死置之度外，拆除了一切退路，把士兵推上了死地，逼迫他们拼死血战，最终取得胜利。因此，要想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必须有一种坚韧的精神。
难得者时，易失者机。那么，怎样使自己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态度来面对问题抓住机遇而不断进取呢？不妨学学项羽破釜沉舟、置于死地而后生的精神，敢于断自己的退路，使自己全身心地进行某项工作，就能取得胜利。
想要成功就要敢于冒险
人生当中最有魅力的事业与风险是密不可分的，想要有好的事业，就要学会去冒险，总是让命运安排在最有风险的绝壁之上，只有那些不怕孤独、不畏艰难的先驱者，才敢闯进他人未到之地，做一些别人未做的事，而这样的冒险可以说是一种超越。
一个害怕危险的人，他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做成，成功更不会找上这种人，因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有危险存在，可以说危险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