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机会从不第二次光顾我们。机遇，它是一个美丽而性情古怪的天使，她倏然降临在你的身边，如果你稍有不慎，她又将翩然而去，从此杳无音讯，不再复返了。唐朝初年，高祖李渊为了平定天下，委派将军李靖担任行军总管兼行军长史，统率大队兵马去攻打蜀郡的萧铣。蜀郡山高路险，更有长江三峡陡峭天堑，易守难攻。
李靖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迅速决策，很快做好战斗准备。不久，浩浩荡荡的大军雄纠纠地向蜀郡进发。
这时正是凄凉深秋，长江汹涌澎湃，飞泻直下，三峡水流湍急，险恶可怖。蜀郡的探子得到李靖大举进攻的情报，急急忙忙赶回蜀郡向萧铣报告。萧铣大吃一惊，继而哈哈大笑，向部将说道，眼下秋色潇潇，寒气凛人，谅他李靖几十万兵马能飞过长江不成？再说三峡天险，危路岌岌，他纵是神通广大，也难免葬身鱼腹。我想李靖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不必多虑。经萧铣这么一说，部将们也都放下心来，放松了防守。
九月，李靖率领三军将领经过长途行军，来到长江边。只见江水横溢，白浪滔天，其势如千军万马，奔腾咆哮，令人心惊胆寒。有位将领见此情景，便向李靖建议说：“江水泛滥，三峡险峻，战士们渡江一定十分困难，依我看，不如等江水退了，我们再打过江去。”
李靖站在高处，面对滔滔江水有力地挥着手，语气坚定地说：“现在一定要渡过江去，打他个措手不及！要知道，兵贵神速，机不可失。我们突然来到这里，萧铣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只以为我们被江水阻隔，不会马上进攻。我们必须在他还没有调集兵马之前，趁着这江水猛涨的大好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攻到城下。这才是用兵的上策。”
将领们听了这席话，个个奋勇争先。在李靖的指挥下，战土们很快攻下夷陵，杀伤敌军数万，掳获船只四百余艘。接着，他们乘胜前进，占领江陵，直逼蜀郡。在强大的攻势下，萧铣不得不带领部下举手投降。
在生活中，面对一件事，如果等所有的条件都成熟时才会行动，那么，当条件成熟之时，机会却失去了。因为，机会不会等我们。所以，当我们在面对机遇时，要懂得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要犹豫不决。抓住眼前，才是最重要的。
人们常说；天赐良机。机遇，它是上天给予人间少数幸运儿的礼物。但在现实的生活中，机遇是靠争取得来的。得到机遇，不靠天赐，而在人为。
找好靠山，以防一棵树上吊死
有些人怀揣宏大的志向，想做一番大事业，最终得到一位强势人物的赏识，自己的事业得以开展。可是靠山一倒台，他的事业往往也就一同结束了。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
吴起是战国时着名的一位军事家、改革家，为了追求功名，他几乎是六亲不认。他本来在鲁国为官，齐鲁交战时，鲁国国君想任命他为统兵御敌的主帅，但因为他的妻子是齐国人，便有些信不过他，他为了取信于鲁，竟残暴地杀掉了自己无辜的妻子。他曾发誓，不为将相，誓不还乡，后来他的母亲病逝，他果真不回家赴丧。
但是，他的仕宦生涯并不顺利，他虽然杀掉了妻子，鲁君仍然不信任他；后到了魏国，为魏国立了大功，又为魏国的贵族所不容。最后，他来到了楚国，深得国君楚悼王的倚重，封他为相国，主持楚国的变法。他变法的一个主要内容便是“损有余而继不足”，把矛头指向在楚国根深蒂固、势力雄厚的贵族，剥夺他们的田产，废除他们的特权，并将他们发配到偏远的地区去开荒种地。
楚国强大了，吴起却孤立了，他遭到了旧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和憎恨，只是有楚悼王的支持，这些人一时还动不了他。
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了，他的后台没有了，那些仇恨积压已久的旧贵族们再也按捺不住复仇之心，立即对吴起群起而攻之。吴起无处可逃，情急之下，一下子扑到了楚悼王的尸体上，他以为那些旧贵族们投鼠忌器，一定不敢对他施行攻击的，如果伤害了国君的尸体，那可是灭族的大罪。可那些疯狂的贵族早已失去了理智，什么也顾不上了，乱箭齐射，国君的尸体并没有帮吴起的忙。
吴起的遭遇有一个可以汲取的经验教训。吴起以为，有了楚悼王这样的最高掌权者的支持，他就可以有恃无恐，放手大胆地去干他所想干的一切，而对其余政治势力的态度可以不闻不问。殊不知，天下间没有持久的靠山，像楚悼王这样地位的人，你把他作为一个孤注，将一切成功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有朝一日，他两眼一闭，呜呼哀哉了，你该怎么办呢？
找靠山也需要一种平衡艺术，既要左顾右盼，照顾到各方利益，又要瞻前顾后，考虑到事情的前因后果。不能只在一棵树上上吊，也不能一条道走到黑。
没多久，吴起的悲剧又在商鞅的身上重演了。
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之始，反对者数以千计，连太子也不以为然，一再触法。商鞅说：“变法的法令之所以不能贯彻执行，是由于上层有人有意反抗。”便想拿太子开刀，刑之以法。但太子是国君的接班人，是不能施刑的，最后拿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当替罪羊，一个被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了字。当时商鞅深得秦孝公的宠信，权势极盛，太子拿他也没办法。
商鞅的变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十几年的时间，秦国的国力得到很大的充实，武力得到极大的增强，由一个西部的边陲小国一跃而起成为七雄之首，秦国最终能够统一中国，就是由商鞅奠定了基础。
但是，正当商鞅的权势如日中天之时，秦孝公驾前，太子继位，他就是秦惠文王，他一上台，他的老师，那个被割掉了鼻子的公子虔便出面告发，说商鞅想要谋反，惠文王下了逮捕令，商鞅急急忙忙逃离咸阳，当他来到潼关附近想要投宿，旅店的主人也知道他是商鞅，拒绝收留他，说道：“根据商君的法令，留宿没有证件的客人是要进大牢的！”
商鞅这才是真正的作法自毙，他无处可逃，被逮捕，车裂(即五马分尸)于咸阳街头，家人也被诛灭。
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商鞅作为一个改革家，政治上极具远见，他的变法政策，为秦孝公以后几代秦国的国君所信守，秦国因之而强盛。
但他长于谋国，拙于“靠”道，却没有想到，宠信他的秦孝公不可能陪他一辈子，将来的天下毕竟还是太子的，这样的人怎么能得罪呢？就像一个老于棋道的棋手一样，当你走出第一步棋以后，还要想到第二步、第三步如何走，走一看二眼观三，这样你才能在瞬息万变的政治舞台上，一直立于不败之地。
而商鞅却把自己的命运、新法的命运全寄托在孝公一人身上，而没有给自己留下后路。在改革大业上他是一个英雄，在官场上，他却是个失败者。
要想在社会上立于不败之地，不能只顾一人，不及其余，他日靠山一倒，则墙倒众人推，自己必定会遭到众人攻击，致使身陷险境，自己的事业也中断了。
不可把自己的事业维持在一个人身上，这样风险太大。要想大厦牢固，必得深扎根基；要想事业常青，必须培养种子。做事情要把上下都看明白，上面要找好靠山，以防一棵树上吊死；下面要培养好自己的优秀接班人，使事业后继有人。
调整自我，适应时代
求变是指在变幻不定的形势下，要以变化的眼光去审时度势，并且具有能迅速适应变化的素质。善于求变会使自身一直在社会变局中处于主动地位，掌握有利时机，获取最大利益。
求变的特点是，强调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不是被动应变，而是率先采取行动。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求变是一种很高的应对变局的境界，因其采取主动，所以往往能变不利为有利，变落后为领先。正因如此，一般人很难做到。
对一般人而言，他们更关注的是维护眼前的利益，保持眼前状态，一旦发生变化，要么措手不及，一败涂地，要么仓促应变，根基不稳。只有高明之人，才能在其中巧妙应对，化险为夷。而对于想成就大事者来说，他们绝不会甘于被动，被外界力量牵着鼻子走，他们不仅有处变不惊的胆气，有随机应变的智慧，更重要的是，他们更善于高瞻远瞩，主动求变，掌握时机。
从历史上看，可以说，任何一个成就大事业者，无论军事家，还是政治家，都是善于求变的高明之士。对这一点，曾国藩有切身体会，因此，他才用总结性的口吻说：适时则贵，失时则损。
“适时求变”，对“求变”做了一个最有意思的限定，即“适时”。所谓“适时”，就是依据适当的形势需要，做出适当的判断，采取准确的措施，只有这种“求变”，才能取得成功，不然胡乱求变，不仅难以成就大事，相反会导致身家之败、性命之忧。
这样，“适时求变”就成了古今成大事者与其他人相区别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求变首先必须明变，熟知变化的规律，具有高瞻远瞩的目光，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变化。其次，应当抓紧时机，选择正确的变化途径。
古人说“大丈夫相时而动”“识时务者为俊杰”，都是强调英雄人物非同一般的“求变”之能。
曾国藩最推崇曹操，这么说，是因为他把曹操作为自己一生追求的楷模。据说，有一次曾国藩问亲信们他可与哪位古人相比，有人说是诸葛孔明，有人说是范仲淹，但曾国藩一笑道：“我一生学曹孟德而未得耳。”
曾国藩的确与曹操有很大的相同之处。两人都生逢乱世，都以平定叛乱发迹，曹操因平黄巾、伐董卓而组织起自己的武装，所用之人也多在家乡附近，他的谋臣武将中，大都颖州、汝南人士，形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地域集团。
曾国藩则为平定太平天国而兴办团队编练湘军，所用人才亦多为两湖之人，为近代军阀之祖。两人都有好杀之名，曾国藩以重典治乱世，动辄杀人，平太十大国、办教案、剿捻军，无不用“杀”字，所以留下“曾剃头”恶名。
曹操残暴好杀，更令人发指，孔融、杨修、崔琰等名士都被他杀害，就连一代名医华佗也难逃其毒手。两人都擅权术，自不待言。在适时应变一点上，二人也有相同之处。曹操未敢称帝，据有些专家研究，不是不想，而是时机不成熟，不敢称帝。曾国藩同样不敢造次，除了忠心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清楚时机尚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