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炽知人善任重用李耀庭，使天顺祥的生意蒸蒸日上。商铺的发展使资金的快速周转成为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于是王炽、李耀庭又想到了自己开设钱庄。钱庄的主要业务是对商人办理存放款项，间或经营地区之间的商业汇兑，所以，和商业的联系比较密切。但是，开设钱庄不仅需要官府批文及大笔资金，而且还需要树立人们对商号本身及对未来“天顺祥”钱庄的了解和信任。就在这时，机会出现了。
光绪七年（1881年），四川盐茶道尹唐炯奉命督办川省盐务。他为改善川盐生产设备，急需白银十万两。由于布政司无银可调拨，在川西寻觅无果，唐炯只得到川东重庆向商界筹集。然而，商贾们认为，盐茶道借款虽有盐井可担保，但发展盐务并非三五年可见效，何时才能收回本金是个未知数，遂感到风险太大，都不敢贸然借出巨款。道署委员张海槎是云南人，向与王炽交厚，便自告奋勇来找王炽。王炽与李耀庭商量，权衡利弊，认为此次筹银一方面可解盐茶道之急，借此结交唐炯，找到官场上的靠山，另一方面若“天顺祥”在十天内凑足十万两白银，则可向世人展示“天顺祥”的实力，促使人们放心来“天顺祥”存兑银两，对发展钱庄是一个机会。于是，请张海槎面告唐炯，愿为筹款。唐闻之大骇，对张海槎说：“各西帮票号均不敢承认，伊乃一生意字号，曷敢任之。尔去领他来，吾见一面，方能决定。”翌日，王炽随张见唐，唐优礼相待，再三询问有无把握？王炽毅然表示：“如蒙不弃，不出十天，即将银10万两如数兑交。”唐甚喜，允诺每100两给汇费3两。揽下此事之后，王、李事先不张扬，私下自己筹集银两，本号不足之数，托词办货需款，密向西帮票号、商帮和同乡富有者商借。王炽平素信用昭著，天顺祥名气在外，故有求必应。八天内即凑齐10万银两，请张海槎回报唐炯，当晚酉时（八点）将银如数送到。为了增加宣传效果，王、李特精心设计，做好纸灯笼100个，每个写上天顺祥字号，雇挑夫100名，每人挑银1000两，挂灯笼一个，浩浩荡荡100挑，由王炽率领赴衙署解交。所过之处，观者如堵，一时轰动山城。天顺祥因之声誉大振。唐炯依承诺先付汇费3000两，天顺祥随即派管事席茂之带领司事数人，持川东道领款文凭，到北京领兑。此举提升了天顺祥商号在官府心目中的形象，也拓展了在京城的业务。
“天顺祥”在重庆的一炮打响，使王炽、李耀庭在同行中身价倍增，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唐炯作为政治靠山。“官之所求，商无所退”。这是天顺祥在经营实践中悟出的道理。官是政权的代表，政权乃国家社稷。在家国同构的封建社会，社会地位相对处在底层的商人，遵从官家的意旨，积极回应其需求（不管需求是有理还是无理），是生意通达兴旺的保证，是生家性命的保证，也是忠君爱国的表现。忠诚带来回报，在唐炯的支持下，王炽、李耀庭开办信记钱庄，发展新式金融业务。与此同时，代办盐运，生意做得得心应手。
光绪八年，天顺祥在自贡开设盐厂，天顺祥下辖的的祥发公盐号在涪陵剪彩开业。
天顺祥的盐号为什么设在涪陵，是因为从明代起，川盐已大量由此销往贵州，清代已形成固定的运输销售渠道。从川西到川东，盐运路上，无论都会、船埠、码头、小镇，到处可见盐商的身影。盐号从涪陵将川盐卸货换船，沿乌江上溯到龚滩。龚滩是食盐的集散地，昔日里盐号众多。继续前行，到达贵州。
清代贵州人吃的都是四川自流井的盐，路远盐贵，除船运之外，全靠人背马驮，背盐的人十分辛苦。从四川叙永到黔西往返要20余天或一个月，背100斤盐光脚价就要20斤，到目的地后，不到80斤，却要按100斤的价卖。盐商掌握盐价。要三斗多包谷才能换一斤盐。一般人家买一斤盐比什么都金贵。节省的吃盐法：或是敲成核桃大一坨，吃饭时放到蘸水里涮一下就取出来，这叫做吃打滚盐或涮涮盐。有的人家只能用一块纱布将盐包吊起，吃饭时用舌头去舔一下，叫吃吊吊盐或舔盐。百姓吃盐困难，固有民谣：“斗米难换一斤盐，想吃咸点等过年。索索吊起舔一舔，娃娃哭得泪涟涟。”
盐是生活的必需品，不可或缺。因为有唐炯作为靠山，重庆天顺祥顺利揽下官盐、私盐的业务。做盐岸也很发财，很快，祥发公盐号成为川东最大的盐号。
光绪十三年，唐炯领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他一面不惜工本，从海外高价聘请日本矿师到昭通、东川、威宁银铜铅各矿厂指导工作，一面指派王炽为云南矿务公司总办。王炽为筹办云南铜、锡矿业，先后垫支开发基金银10万两。投入的回报是丰厚的，王炽在办矿业中大获其利，成为“富甲全滇”的企业家。
王炽在云南州县较大的商品集散地均设置“同庆丰”分号。光“同庆丰”经手每年各省调剂云南解缴的朝廷款项，便达数百万两之巨。王炽还在昆明设“兴文公当”兼营房地产，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弥勒、宜良等地广置田产，年收租息千余石。有人曾给“同庆丰”算过一笔账，说自光绪十三年至宣统三年共25年间，全号红利即达389余万两，此数尚未包括号内遭受的重大折损，时人称“同庆丰富过半个云南”。王炽成为名震南北的“钱王”，被誉为“执全国商界牛耳”的云南金融业开山鼻祖。而“同庆丰”、“天顺祥”则被誉为“南邦之雄”，足以与山西钱庄相抗衡。
同庆丰、天顺祥两块牌子，实为一家。然而，在经营中，又各显现出经营者个人自身的魅力。因为天顺祥有李耀庭撑持，王炽大为放心，遂一心一意坐镇云南，经营同庆丰，打造在云南的商业王国。
注：唐炯（1829～1909）字鄂生，贵州遵义人，唐树义之子。道光二十九年举人，咸丰间历四川南溪知县、署绵州事，同治初统安定营，于长宁败太平军石达开部，光绪间官至云南巡抚，中法战争中，以山西、北宁失守，坐夺职，寻督办云南矿务15年后，以疾辞职。
光绪四年，丁宝桢督四川，令佐治盐筴，旋补建昌道。六年，署盐茶道，条上善后六事，谓：“发引必先新后旧；徵税必先课后引；收发盐引，责成盐道；改代引张，责成州县；缴残则严定限期；办公则优给公费。”议行，凡百馀年引目浑肴、款项轇轕诸弊，至是尽革，语具盐法志。八年，张之洞、张佩纶先后奏荐堪军事，於是擢云南布政使。炯率川军千人驻关外，滇军悉归节度。既莅事，裁夫马，治厂务，并釐卡，清田粮，民困少苏。法人夺我越南，被命赴开化防守，即於军前除巡抚。误闻将议和，亟还省履任。上大怒，褫职逮问，刑部定谳斩监候。久之，上意解，三历秋审，赦归。左宗棠胪其治行上於朝，命戍云南，交岑毓英差序。
光绪十三年，赏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偕日本矿师躬履昭通、东川、威宁铜铅各厂，疏陈变通章程，又历请减免贵州铅课，豁免云南矿厂官欠民欠，并报可。惟经营十五年，仅岁解京铜百万斤，为时论所讥。三十一年，谢病归。三十四年，以乡举重逢，晋太子少保。逾岁卒，年八十，恤如制。
图一.唐坰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