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度。灾荒之惨状，具见于各种官书野史。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8月15日，一身农妇打扮的慈禧从北京的德胜门踏上了流亡之路。当这个高居于庙堂之上的统治者走出深宫的时候，沿途的所见所闻令她震惊无比。她大声责问大臣们：为甚么不如实禀报民间的真实情况，而对我们母子一直隐瞒呢？
这一年，山西、陕西大旱。
大旱是从春天开始的，《光绪朝东华录》记载，那一年（1900年），山西的气候极异常，不但无雨，而且兼有雹灾、霜灾……，成为灾区的州县多达六十余处。山西巡抚毓贤6月9日(五月十三日)奏称：“奴才查山西各属去年天时亢旱，秋收本已欠薄。人春以后，虽尚得雨，未能一律深透，山坡、高阜盼泽仍殷。近来两月田畴干燥，阴云密布，被风吹散。省南各属较省北更甚。叠据临汾、太平、洪洞、襄陵、介休、祁县、永宁、荣河、神池、稷山等州县先后禀报，二麦枯萎，秋禾未能布种，或请缓征上忙，或请出借仓谷，或请开仓平粜，民情甚为困苦。”其实，毓贤的折子上所列灾区州县并不完全，继任的山西巡抚锡良在11月15日(九月二十四日)又上个一个折子，奏称：“今年自春徂夏，又因雨泽愆期，各属麦收倍形减色。复经前兼护抚臣李廷箫奏请将阳曲等三十五州县上年钱粮分别停缓，并拨银米，借放仓谷，筹办平粜，酌给籽种，以恤民艰在案。”除毓贤所列地区外，还有：岚县、汾阳、平遥、宁乡、石楼、翼城、乡宁、吉州、大同、怀仁、保德、闻喜、垣曲、灵石、赵城、阳曲、太谷、徐沟、兴县、孝义、临县、曲沃、沁源、绛县、河津、霍州、蒲县。入秋之后，旱情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愈演愈烈。山西境内受灾的六十多个州县“重者颗粒无收，轻者收成欠薄，自十分以至五分以上不等。要皆民情困苦，待哺嗷嗷。”给皇帝的奏折上还有这样的描述：“由于本年荒旱异常，赤地千里，致饥民孔多，饿殍枕藉，三晋人心，莫不皇皇，旱乡之民，壮者多逃于外，老弱女田四出拾槐豆、扫蒺藜以食，树皮都刮尽。”
1900年，至少三十万绝望饥饿的村民来到了陕西省城。巡抚担心有可能发生抢粮事件，不许农民进入城墙内，他们被迫住在郊区的田野里，在路边的斜坡上挖洞栖身，靠吃草根、树皮拖延死亡。恐怖漆黑的洞穴在城四周随处可见。但这些洞几乎全是空的，住在里面的男女老少都死光了。根据当地的统计，在一个郊区就有十三万人死于饥饿。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每天早晨都要收集六百多具尸体，埋在东门附近的田野里……粮食越来越不容易见到了。不久，西安郊区就有人肉出售。后来陕西巡抚端方砍了三个做人肉生意的人的头，这才大致刹住了这种买卖。其实，算到1900年的冬天，陕西已经连续三年大旱，1900这一年旱情尤为严重。继任陕西巡抚岑春煊12月5日(十月十四日)曾向清廷奏报陕西受旱的范围：“本年亢旱日久，灾区甚广，且大半连年无收，绝少盖藏，情形十分困苦。综核等次，以高陵、三原、泾阳、醴泉、咸阳、富平、大荔、韩城、蒲城、白水、歧山、扶风、肤施、安塞、甘泉、安定、延长、延川、定边、靖边、府谷、神木、邻州、三水、淳化、长武、塶州、宜君、洛川、中部、乾州、武功、永寿、绥德、米脂、清涧、吴堡等三十七州县为重，咸宁、长安、兴平、同官、临潼、渭南、耀州、兰田、朝邑、邰阳、澄城、华州、凤翔、麟游、保安、宜川、榆林、葭州、怀远等十九州县次之。统计饥民一百数十万。”陕西大旱，城中饿殍载道，冬至后又下雪，日死千人，人民极苦。西安市中心，行宫前牌楼下面，多是卖吃食的小贩。因郊外死尸无人掩埋，以致有人卖人肉丸子。本地人说：“我们此地三年大旱，寸草不生，饿死的人太多了”，卖死人肉丸子，还不算残忍，“儿子外出，公公将儿媳卖了，儿媳上吊死了，公公将她的肉刮下吃了”。
“嗷嗷哀鸿雁，十户九流亡。老弱转沟壑，壮者散四方”这一年山西、陕西两地，因饥饿而死的人数，保守估计是20万。
饥饿，确实是一种可以足以把人逼退到文明世界以前的力量。
干旱是中国最常见、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有数据统计，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较大的旱灾有1056次，平均每两年就发生一次大旱。而大旱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粮食歉收，进而导致大的饥荒。如果无法有效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进行赈灾，结果只能是导致人口锐减。1900年山西、陕西的旱灾是继光绪三年(1877年，为农历丁丑年)，民间称之为“丁丑奇荒”之后的又一次大灾。
古有“荒政”，即设立粥厂、平粜、放赈、组织慈善捐助、免饷减税，这都是一个正常的政府面对灾荒的既定动作。后世学界认为，清代是“荒政”发展最为完备的时期。天降奇灾考验着宛如夕阳西沉的帝国，清廷可以说竭尽了所能。有人说，因为大清朝其时元老重臣均在，朝野风气未全坏，中央政府的威严尚存，法纪和儒家道德并未遭到普遍蔑视，这些都是山西陕西赈灾取得一定成效的原因。在此之后，一个看上去早已摇摇欲坠的帝国居然还能支撑多年，从山西陕西大灾中也能窥出端倪。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但由于地理和环境的原因，黄河又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地上悬河河段最长的河流。“善淤、善决、善徙”为黄河的特点，对“淤”、“决”、“徙”的记载和研究充满了史册和各种文献。一般说法是：三千年间，黄河下游（加上中游孟津以下的河段）决口泛滥约1593次，较大的改道26次，常被提到的重大改道有六七次，泛滥、冲积变迁于黄淮海平原上，不断改变着水系的面貌。由于黄河下游严重淤积，历史上平均每隔100多年就自然改道1次。大堤不可能无限修高，自然决口不如人工改道，在已经实施的各种治黄措施中，只有“拦、排、调”最为有效，这三者又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清代重视治黄，维持固定河道，修防制度完备。但乾隆以后河工贪污成风，故平均一年多一次决溢，每次堵口往往用银数百万两至一二千万两。
内忧外患、国家多事之秋，商家行慈善的力量也有限。但是，“官之所求，商无所退”，大灾之年，王炽、李耀庭以天顺祥的名义捐给朝廷一百万两银子用于赈灾，又捐赠三万两银子用于疏通黄河支流河道。这是倾其所有而为之的举动，毕竟才为朝廷避难供银济困。但是，王炽、李耀庭知道，如果国没有了，家自然也没有了。国难当头，商家应当把“义、德”二字放在首位。况且，王炽是红顶商人，更是多了自觉的责任和义务。
天顺祥一如既往，急国家之所急，救灾救难，慷慨出手，故深得清廷好感。慈禧太后因之记住了天顺祥，她下旨召见天顺祥掌门人王炽，因王炽有病未能成行。为旌表其事迹，朝廷颁旨以“乐善好施，迭捐巨款”赏云南弥勒绅士二品衔道员王炽“三代一品封典”，并准予其在家乡弥勒虹溪建坊旌表。
现存李耀庭赈灾捐款的记录还有：
光绪十三年（1887年），陕西饥荒，人相食。李耀庭自捐三千两银子，同时又从四川募集数千两银子，协助官方粜赈。
光绪十八年(1892年）李耀庭将为其母亲祝寿，值岁饥，其母止之曰：“盍捐千金以赡饥民”。李耀庭遵从母命，自己捐千两银子赈灾，并且在四川、重庆广泛募捐赈灾，最终募得一万多两银子，全部用来救助灾民。还遣子弟赍数百两银子，分散给贫苦亲戚。（次年，即光绪十九年五月，迟太夫人去世，享年七十五岁。据李氏宗谱《赵尧生李母迟太夫人墓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江苏徐淮一带大饥，李耀庭捐银一千两赈灾。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因李耀庭一贯乐善好施、济困扶危，故名声在外，地方官吏对之也格外尊重。同年，岑春煊调任四川总督。岑春煊初到重庆，尚未接见地方官员，径先到天顺祥拜会李耀廷，执小辈见长辈礼，口称“世伯”，恭敬有加。这是民间难得一见的殊荣，时人羡称李耀庭为“在野相爷”。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川潼川府三台县灾荒，李耀庭捐赈银一千两。
李耀庭的人生历经危难，所以他对赈灾救难，总是不遗余力。另外，他认为灾年也给人警示：一是古人“耕三余一”的节俭生活方式，永远不会过时，当年母亲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一是商人经商也有需要自觉恪守的行为准则，那就是危困时刻需出手，力所能及，为国分忧，为民解难。
注：耕三余一。耕种三年，积余一年的粮食。汉桓宽《盐铁论·力耕》：“故三年耕而馀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汤所以备水旱而安百姓也。”
图一.流离失所的灾民
图二.水灾之后的灾民母子
图三.地方政府在灾民集中的地方搭建的供临时居住的简易围棚，这样也有利于社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