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法瑶去北京学习的第三天，刘玉林主持召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会议的主要主题之一，就是研究教育局提出的在昌海市搞教育改革试点的方案。
赵法瑶的位子空着，刘玉林并没有坐上去。虽然太岭市委领导说，让他主持昌海市的全面工作，迟永刚又打电话，把他跟赵法瑶通话的内容告诉了他，说赵法瑶答应学习期间不再过问昌海市的事，但刘玉林在官场上混了这些年，知道位子代表着什么，他还不糊涂，没去坐赵法瑶的位子。因为他清楚，一旦他的屁股坐在了上面，他的对手就会把事情炒大，传出对自己十分不利的言论，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一般这种错误，只有极度利欲熏心或者十分猖狂的年轻人才犯，反正刘玉林是不会犯的。虽然会议前，市委办主任把他的茶杯放在赵法瑶位子前的桌上，刘玉林落座时，还是把杯子拿过来，在自己以往的位子上坐下。
刘玉林拍着肚皮，做了开场白，他先为自己做了铺垫，说：
“会议前，我先说点题外话。法瑶书记去北京学习了，这是好事！说明省委对法瑶在昌海市的工作是肯定的，是他高就的信号。在座的大家也都知道了，太岭市委宣布，法瑶去北京学习期间，暂时由我来主持昌海市委、市政府的全面工作。
太岭市委领导找我谈话的时候，我当时就推辞了，因为我知道自己有多大能力，与法瑶无法比，难以承担这副担子。可太岭市委领导说，这是市委常委会的决定，还把我批评了，说我不敢挑担子，怕承担责任。所以我就答应了。我呢，希望在座的各位，今后要像支持法瑶书记那样支持我，不辜负太岭市委的期望，把工作搞上去，让法瑶在北京安心地学习。”
“玉林总是那么谦虚，其实，你的工作能力和领导能力，是我非常佩服的。太岭市委领导的决定非常对，玉林你尽管放心，我们人大坚决拥护、支持你主持昌海市的工作。”原道石大声说道。
“我也支持。”陈鹏也表了态。
张智利、俞思卿也表态全力支持刘玉林，财政局长江大为也抢先说支持刘玉林的工作。
“我相信大家的觉悟。”刘玉林说，“好了，咱们转入正题。今天的会议议题，提前都通知大家了，我就不多说了。按议程来吧，请思卿把教育局的第二稿方案，先给大家叨咕叨咕，然后再讨论。”
俞思卿站起来，走到第一排常委们空下来的位子坐下，手在脑后的假发上压了压。俞思卿说的第二稿改革方案，内容与上次大体相同，只是将时间调整到暑假期间进行，主要是考虑不耽误教师给学生上课。而且那时各学校工作任务不太繁重，可以集中精力搞改革。再就是经过请示省教育厅，这几年来，昌海市教师参加太岭市人事局和党校联合举办的以工代教教师转干大专班的两百九十名教师，省教育厅不予承认干部身份，也一并下岗。
俞思卿把方案说完了。
“杜斌，你是主管领导，你先说说。”刘玉林点将了。
杜斌拧开矿泉水瓶盖，喝了几口水。
“我同意在暑期搞。但搞改革，涉及到许多人下岗，没饭吃，所以我认为，要以人为本，也要讲人情，比方说方案里规定，经过考试下来的教师要去偏远山区支教这一条，我有不同看法。一是考试，那些四十至五十岁的老教师工作了二三十年，没上过什么大学，但确实有一套工作经验，你让他们跟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起考试，能考得过么？我了解到，有个家庭母亲和女儿一起考试，母亲能考得过女儿吗？第二，这些四五十岁的老教师的孩子，基本都是高二、高三的学生，马上就要参加高考了……哦，我忘说明了，在我们昌海市的教师队伍里，女教师是男教师的六倍还多。母亲更没时间在家做饭了，孩子怎么办？如何应付高考？”
“一刀切的办法，我觉得还是欠妥。我们要考虑到边远山区的现状，一个学校几个教师，都是代课的，让他们全回家，城里的老师会去那么艰苦的地方吗？再说，市区考试淘汰下来的教师支援偏远山区，城里的孩子是孩子，偏远山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让老百姓怎么看我们？再就是，对于那些每个人掏六千五百元，在党校学习了三年的两百九十名教师，如果这次改革不承认他们的干部身份，我担心交代不过去。”
杜斌停顿了一下，喝了口水继续说：
“当初，太岭市人事局、教育局、党校联合下发了文件，说得清清楚楚，学完三年，经考试合格后承认干部身份。这怎么说不承认就不承认了呢？再说，这些教师大都是农村的，他们一年拿出六千五百元，相当于全年的工资，很不容易，怎么说不承认就不承认了？”
“这怪不得咱们，省教育厅不承认，我们也没办法。”俞思卿插话说。
“我看，还是要跟省教育厅争一争，同样是人民的政府职能部门，执行的是同一个政策，还有什么不能沟通的？”杜斌说。
“沟通过，我亲自给教育厅人事处长打的电话，求爷爷告奶奶地求了，可不管用啊！”俞思卿说。
“如果不承认，那我们教育、人事还有党校部门就要负责任。都是政府职能部门，做出的承诺不算数，最起码要将收上来的钱，退还给这些教师。”杜斌说。
“这些钱三个部门分了，花了，找谁退去？”俞思卿说。
“现在《行政诉讼法》施行了，政府做错了事，老百姓照样要告政府。”
杜斌担心地说。
陈鹏放下手中的矿泉水瓶，说：
“我不同意杜斌的说法，政策是不断调整和完善的，包括过去有些文件，现在也都作废了。”
“陈鹏说得在理，”原道石抢话说，“至于《行政诉讼法》，也不是像杜斌说的那样，什么事都鼓励老百姓把政府告上法庭，那样的话，不乱套了吗？”
杜斌觉得原道石曲解了自己的意思，解释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人事局、党校都是职能部门，下发的文件就代表政府，就有法律意义，怎么教育厅一个职能部门，说不承认就不承认了呢？”
刘伟见他们都在围攻杜斌，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我同意杜斌的看法。那两百九十名教师的问题，是我们的职能部门对政策的理解有分歧，要是安顿不好，真可能出问题。”
“刘伟说得有道理。”胡丰林大声说，“我认为，不光是这两百九十名在党校学习的教师的问题。刚才杜斌说的山区教师的问题，也不能忽视。去年，我们政协根据委员的提案，就我市边远山区的师资状况搞了个调研，杜斌说的非常准确，大部分边远山区的学校教师，都没有正式编制，或者没取得教师资格认证，一刀切掉，是省事，但会出现许多问题。”
“我看，杜斌说的不是没道理。”政法委书记于雷也说话了，“这几天，教育局的方案还没出台，就走漏了风声。据信息透漏，在这两百九十人当中，已有不少人在暗中串联上访呢，如果他们的问题解决不好，是要出问题的。希望引起大家注意，不要给昌海市造成不安定因素。”
刘玉林见后来这些人都站在杜斌这边了，恐怕下面的局势会失控，就咳了咳。会议室一下静了。只有墙上的那个电子钟的秒表，在“喀哒喀哒”地响。
刘玉林的手指在肚皮上有节奏地叩着，讲起了大道理：
“要说改革呢，什么时候都会遇到困难的，也会有阻力的。我们还是少说，多做吧。当年争论姓社姓资的时候，如果不是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讲话，恐怕我们还在无休止地争论，怎么会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呢？”
刘玉林这么说话了，于雷就不敢再讲话，闭上了嘴巴。
“这些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刘玉林说，“在这上面较真儿没意义。既然省教育厅不承认，我们也没办法。我看，教育局的这个方案，比第一稿科学多了，就这么定了吧，原则通过。会后，教育局把大家的意见考虑一下，再充实充实。”
散会后，往外走的时候，刘伟低声对杜斌说：“来我屋坐会儿吧。”杜斌对她刚才在会上支持自己的观点，有些感激，就随她进了屋。
“你还是喝茶吧？”刘伟问。
“喝茶。”杜斌说。
刘伟给他沏了杯茶，坐回到椅子上，说：
“刘玉林还没当上书记呢，在常委会上就开始武断了。”杜斌吹开水里漂浮的茶叶，喝了两口茶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看来，刘玉林和俞思卿是决意要当这个先锋了。”刘伟搅了搅咖啡，喝了口，说：“明明这个方案有许多漏洞，刘玉林却说很科学，真是没法理解。”
“别的我不怕，我就担心会闹出乱子啊！”杜斌的眼睛看着地面说。
杜斌给在北京学习的赵法瑶挂了电话，把常委会的争论说了，想求得赵法瑶的支持。
“常委会上有关对教育局改革方案的争论，玉林已把会议结果告诉我了。我跟他说了，既然太岭市委决定，要他全面主持昌海市的工作，我就不好再插手昌海的事务了。杜斌，你的想法我能理解，但既然在常委会上形成了决议，我想，你还是尊重各位常委的意见吧。”赵法瑶说。
“可是，在常委会上，差不多有一半的人有不同意见，可刘玉林竟然武断地说，原则上通过。”杜斌争辩道。
“杜斌呀，工作上的问题，你就直接请示玉林吧，他现在主持昌海市的工作，我现在远在北京，想安静地学点东西，充充电。”赵法瑶打断杜斌的话说。
赵法瑶的态度，让杜斌十分震惊。原本那个敢于碰硬、敢于负责的赵法瑶，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呢？你不还是昌海市的市委书记吗？刘玉林现在，也只是暂时主持昌海市的工作，他还是要听你的啊，你怎么就这么不负责任地推托了呢？
杜斌想不通，就给马德良挂了电话，约他去“回民饭店”喝茶。马德良正有个应酬，去不了。杜斌就一个人驾驶车去了“回民饭店”，要了四个菜，马淑君要陪他喝酒，他拒绝了，一个人喝闷茶。
其实，在杜斌给赵法瑶打电话之前，他分别接到了刘玉林和刘伟的电话，又听了杜斌的汇报，他心里有了数，知道刘伟和杜斌说的不假，教育局人事改革试点方案的决议，是在大多数参会人员不同意的情况下，刘玉林最后拍板决定的。
但赵法瑶因顾及迟永刚临走时跟他的谈话，感到压力很大，他知道一旦常委会形成了决议，自己远在北京是无法扭转的，于是他在电话里没有支持刘伟和杜斌。
过后，他直接把电话打到马德良的手机上，催促他加紧对俞思卿和井得富的侦察，他说如果证据确凿的话，可以考虑先把井得富抓起来。
因为俞思卿是太岭市委组织部管的干部，即使证据确凿要抓人，也得征求太岭市委的同意。而井得富是乡镇书记，属于昌海市管辖的干部，赵法瑶就有权决定抓不抓他。
杜斌发觉吕慧有好多天没露面了。他拨通了吕慧的手机，她说正在省城给哥哥治疗脑瘤，昨天刚开完颅，医生说手术效果还好。
“这么大的事，你咋不告诉我呢？”杜斌说。
吕慧心想，我咋没找你，可是你总关机呀。
“光昌海市教育改革的事，就够你忙的了。我自己能应付得了。”吕慧说。
“真的？”杜斌不相信地问。
吕慧说：“真的！”
“脑瘤是大病。开颅手术没十几万块恐怕不行，你从哪弄的这么多钱？”杜斌问。
“找人借的。”吕慧说。
“伺候病号也不是一般人能顶下来的，恐怕得一天二十四小时守候在医院吧？就你这体格，能吃得消吗？”杜斌不无担忧地问。
“我能顶下来，没事。”吕慧说。
确实被杜斌言中了。吕慧在省城没有亲属帮忙，忙前忙后地跑了一周，手术时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因为母亲也跟来了，可她不但不能帮上忙，还给她增加了负担。母亲不是哭儿子不幸，就是哭自己命苦。
为此，吕慧还要照顾和安慰母亲，她真的感觉身心疲惫了。可她得咬牙挺着。她知道，如果自己倒下了，这个家就完了。
杜斌来电话的时候，吕慧正为哥哥的住院费发愁。从昌海市带来的十五万，哥哥下了手术台就用光了。吕慧积攒下的一万多块钱，交了住院押金就所剩无几了。
这天下午，来了一个陌生男人，自我介绍说：
“我叫李金标，是杜斌的同学。”
吕慧听了他的自我介绍，知道是杜斌让他来看望自己的。李金标在椅子上坐下，从皮兜里掏出一万块钱放在病床上，说：
“这是一万块，你拿着，杜斌说你肯定着急用钱，叫我给你送来。”
“谢谢你，大哥。”吕慧鼻子一酸，差点流下眼泪。她努力把眼泪憋了回去。
“要谢，就谢你们的杜市长吧。”李金标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门，吕慧以为他要走，就跟在后面送他。李金标站在门口，对门外说：“进来吧。”话音未落，进来了一位年轻姑娘。
“这是我大酒店的服务员。我让她来帮你照顾你哥哥。”李金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