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帝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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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忠直善断帝王之鉴(2)

寇准做人讲究“直”,做事讲究“智”,事君讲究“忠”。有一次,太宗召集百官议论朝政,议论关于抗击契丹的事,大多数发言平庸,无关痛痒。有的认为现在没有战事,不必往边境多派军队。有的说大宋兵多将广,威名远镇,契丹不敢轻易出兵。唯有寇准,慷慨陈词,痛陈厉害,深深打动了太宗。他说:“契丹之所以按兵不动,与我们相安无事,并不是因为契丹没有南下之心,而是他们现在刚刚统一北方,立足未稳,力量不足。不久以后,等到时机成熟,定会率军南下,争我大宋江山。为今之计,只有扩军备战,派精兵良将驻守要塞,才是上策。”寇准深谋远虑,未雨绸缪,太宗深为感佩。从此,太宗对寇准就更加器重了。但是,并不是每一次寇准的建议都能让皇帝满意,言听计从。有一次,太宗召他上殿议事,他说话过于坦率,不讲分寸。太宗想在京城北部修一处宫殿,事情刚刚提出来,准备议一下。寇准不由别人讲话,出班上奏:“以前,纣王修建露台而亡国;秦始皇修建阿房宫传二世而亡国;隋炀帝开凿运河游玩而亡国。希望您收回成命,不做亡国之君。”他把宋太宗比作历代的昏君、亡国之君,不留一点面子。这一下可激怒了太宗。太宗忍着怒气拂袖而起,这就要下朝回宫,寇准竞紧跑几步,上前拉住皇帝的衣襟,再次请皇帝归座,对皇帝说:“您让我把话说完,再回宫也不迟。不然陛下就没有机会听到臣的忠言了,就会贻误大事啊!”太宗皇帝被寇准的忠直精神和胆识所感动,就放弃了修建宫殿的计划。他感慨地说:“朕得到你寇准,就好像唐太宗李世民得到魏征一样啊!”魏征原是李建成的部下,曾建议李建成早除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后,李世民召见魏征,责问他:“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魏征面无惧色,神态自若,回答说:“先太子早听我的话,一定没有今日的灾祸。”李世民并未发怒治罪于他,而是改为笑容。原因就是他欣赏魏征的直言敢谏。他曾评价魏征说:“魏征以前是我的冤家对头,但他无论干什么事都很尽心,这一点值得称道。我之所以用他,就因为他敢于犯颜直谏,指出我的短处。”唐太宗把魏征当作自己的一面镜子,股肱之臣,地位之高,人君之看重,前无古人。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如今,宋太宗给了寇准这样高的评价,也预示着寇准在太宗心目中的地位已是举足轻重。

寇准性格刚直,但并不鲁莽,办事讲究策略,足智多谋。太宗有一些自己迟疑不决的事总要找寇准商量。楚王赵元佐是宋太宗的嫡长子,性情暴躁,武艺高强。《宋史》载:楚王赵元佐自幼聪明机警,有王者风范,深得太宗欢心。太宗曾经说:“我死之后,大宋就靠这孩子了。”赵元佐长大以后,练就了一身好本领,做事果断,智勇双全,无人能比。太宗认为,元佐实在是接替自己帝位的理想人选,于是就立为太子。但是,后来元佐因为援救赵廷美(太宗的弟弟)失败,精神受了刺激,性情变得很残忍。左右的人稍有过失,就用箭射杀或者其他种种酷刑。太宗屡次教训他都不悔改,并且有时故意抗旨。重阳节时,太宗宴请诸王,赵元佐借口生病才好而不参加,半夜又忽然发怒,把侍妾关闭在宫中,并纵火焚宫。太宗很生气,打算废除他太子的身份,但太子有自己的军队,又骁勇善战,打起仗来,恐怕引起内乱,伤及无辜。寇准那时正在郓州任通判,太宗特别从郓州把他找来,对他说:“找你来和朕一起商议一件大事,太子所作所为让朕太失望了,他将来如果登上帝位不是祸国殃民、断送江山吗?朕想废掉他,又怕他有兵,而且他武艺强,擅长带兵打仗。他如果趁机作乱,怕局面不好收拾。现在废他又没有理由,你说如何是好?”寇准思索了片刻,想了一个主意,说:“您选一个日子,命令太子代替您去祭祀,太子的左右侍从也都让跟着去。陛下再趁机派人去搜查东宫,若果真有不法的证物,等太子回来再当着他的面公布出来。如果罪证确凿,要废太子,只须派个黄门侍郎宣布一下就行了,您还担心什么呢?”太宗说:“太好了,真是妙计。”于是,太宗就采用寇准的计策。等太子离去后,派人进入东宫。果然搜得一些残酷的刑具,包括有挖眼、挑筋、割舌等刑具。太子回来后,太宗命人当场展示出来,宣布废除太子和废除的理由。太子无话可说,于是就被废了。

淳化二年(991年)春天发生了一次大旱灾,宋太宗召集近臣询问时政得失。群臣多是明哲保身之徒,立刻把灾害的原因全推到天数上,这样,皇帝就完全没有责任了,皇帝听了自然不会反感。而寇准则借用当时十分流行的天人感应说,指出旱灾是上天对朝廷刑罚不平的警告。其实,寇准早就掌握了一桩受贿案,想借此机会奏上一本。宋太宗在处理赃官王淮时,其受贿的赃款至千万两,本当杀头,但因为他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只作了杖一百、降职的处分。而另外一个犯官祖吉,却被杀掉了。

王沔是太平兴国初年(976年)中的进士。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亲征北汉,王沔得到宋太宗的召见,因政绩显着,屡屡升迁。太平兴国八年(783年)春,与宋白、贾黄中同知贡举,主持科举考试,每次在太宗面前读所试进士辞赋,皆“音吐明畅”,所以被他读了卷子的人多中高第。后来,又历任枢密副使等职,深得太宗赏识。当初,王沔罢官回到老家,朝廷中有事牵连到王沔,有人在太宗面前奏了一本。太宗说:“王沔做事明断敏杰,此事与他无关。”奏本的人自知没趣,惭愧地退到一旁。由此看来,太宗对王沔有些偏爱。他的弟弟东窗事发以后,王沔百般袒护、上下疏通,终于救了弟弟一命。太宗知道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知道,好让王沔的弟弟蒙混过关。寇准知道了以后,知道这是皇帝碍于王沔的面子,不好意思做得太绝。寇准觉得这太不公平,并且堂堂朝廷这样做事,岂不是坏了法度。

本来,从建隆二年(961年)起,至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处决贪官污吏,仅史载《宋史·太祖本纪》的就有十五人之多,手腕还比较强硬。到了太宗,对贪官仍然采取高压政策,继续斩杀贪官污吏。但后来这桩案子,由于涉及到自己的亲近大臣王沔,太宗想放他一马。寇准担心,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这样下去,就会纵容贪污受贿,对江山社稷不利。

今天寇准借此机会奏上一本,说天有灾害是由于赏罚不公,这是上天的震怒与警示。其实寇准才不信天命那一套呢,他不过想借这个话题引出那桩受贿案。宋太宗听后,非常生气,转身走人内室。但皇帝毕竟是皇帝,还没有糊涂到家。当他气消了以后,觉得寇准用意是好的,也是为了赵家江山着想。于是就把寇准一个人召进来,问朝廷的刑罚怎么不平?寇准回答说:“请将大臣都叫来,我当面解释。”当王沔等人上殿后,寇准就把王淮、祖吉二案述说了一遍,最后说:“王淮、祖吉身为朝廷命官,不思报效朝廷,吃着朝廷俸禄尚不满足,又贪得无厌,一年贪污受贿超过一百万两,按律当斩。但是,只斩了祖吉一人,众人不服。王淮是王沔的兄弟。王沔竟然为私情而置国家大义于不顾,为他的兄弟说情,最后只打了一百仗,官职也只是降了一级。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然后看了王沔一眼问道:“这难道不是刑罚不公吗?”宋太宗当即责问王沔。王沔吓得魂不附体,连连谢罪。从此寇准更加受到太宗的赏识,被任命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又改为同知枢密院事,开始直接参与北宋朝廷的军国大事。

寇准虽然只是个左谏议大夫,但他可以参知政事,因此也参与高层决策。太宗虽然有时也不满寇准的直率,但很欣赏他的精明能干。太宗曾对宰相吕蒙正说:“寇准遇到大事的时候敏捷明断,现在再提拔他,想必更加尽心。”于是被提拔为枢密副使。不过,当时的权力斗争也很激烈,个个老谋深算,宦海沉浮,你升我降。当时吕端为右谏议大夫,有功也不居功。在皇帝面前说话,首先检讨自己的错误,深得太宗的信任。吕端作为右谏议大夫本来跟寇准平级,却请求在寇准之下。后来,太宗命吕端为左谏议大夫,居于寇准之上。

贤能见妒宦海沉浮

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太过出色了,也会招来别人眼红。处在官场之中,也难免有是非纷争。寇准是一代治国能臣,立朝有本末,做事有原则。而他的同事枢密院副使张逊工于心计、做事小心谨慎,他的升迁完全是靠攀附权贵、玩弄权术,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因此寇准很讨厌他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只要他在太宗面前说一句话,寇准就驳斥他,弄得他很没面子,便因此而怀恨在心。有一天,寇准和温仲舒在一起骑马并行,不知道是有人故意安排,还是偶然的巧合。突然,一个疯疯癫癫的人,蓬头垢面,大呼小叫的从道旁跑过来,迎着寇准的马头高喊“万岁”。这下可坏了,在封建时代,朝廷最忌讳这个,这可是谋反哪!就是玩笑也开不得,轻则入狱,重则杀头。这时张逊正在回家的路上,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他暗自高兴,心想:这一下我可要置你于死地了,出我心中的这口恶气。他正好有一个好朋友叫王宾,官至左金吾,专管皇城的安全。张逊就唆使王宾奏寇准一本。王宾是个武人,就爽快地答应了。在大殿上,王宾花言巧语,添油加醋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攻击寇准不遗余力。寇准大呼冤枉,就让温仲舒为自己作证,请万岁明断。张逊哪里能容,他凭着事实已经发生,证据确凿,厉声质问寇准,不准他有发言的机会。寇准据理力争,说张逊栽赃陷害。于是两个人就在朝堂之上,你一言我一语,争吵了起来,互不相让。一时难以分清谁是谁非,场面非常尴尬。太宗大怒,认为有失体统。既然分不清谁是谁非,干脆就各打五十。把两个人全都贬官降职。寇准被贬到青州做知州,张逊也被降为右领军卫将军。

其实,太宗心里很明白寇准的为人,决不会犯下忤逆之事。但是,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也是覆水难收,只好如此了。寇准走了以后,朝堂之上缺了一个直言敢谏的大臣,剩下的多是唯唯诺诺之辈。皇帝少了“一面镜子”,经常长吁短叹,闷闷不乐。经常在大臣面前提起寇准:“你们知道寇准的消息吗?他在青州高兴不高兴啊?他过得怎么样啊?”过了几天,就再问几遍,时时如此。左右大臣揣摩圣意,知道太宗有再次起用寇准的意思。但他们可不想让寇准回来,于是就说道:“您天天思念寇准,我们听说寇准可是每天纵情喝酒,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思念陛下。”太宗知道寇准刚直的个性得罪了不少人,于是就沉默不语,只是对寇准的思念日益加深。到了第二年,找了一个理由,召寇准回京,官拜参知政事。

寇准是太宗的智囊,遇大事总要找寇准商量。太子赵元佐被废以后,一直未立皇储,这件事也一直是令太宗头疼的事情。因为太祖赵匡胤死后,其子德昭未能继位;太宗赵光义以皇弟身分继承皇位,并且太宗有杀兄夺位之嫌。因此太宗传位,就面临两个选择:立自己的儿子,还是立太祖的儿子。元佐被废,元僖暴死,太宗晚年忧心忡忡,既伤心焦虑,又满怀疑心。此时冯拯等人上疏请早立太子。太宗一时心烦意乱,一怒之下便将冯拯等人贬到岭南。从此,朝廷内外没有人再敢提立皇储的事。寇准刚从青州还朝,入见太宗。太宗当时正患脚病,让寇准看过病情之后,深情地问道:“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寇准回答说:“我是被贬之人,不待召见是不能回京的。”太宗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接着便向寇准问起立皇储的事。寇准已猜到太宗这次召见他的目的,他早已成竹在胸,但他并没有直接回答太宗的问题。他告诉太宗:为天下选择国君,不能与后妃、中官(太监)商量;也不能与近臣谋划;应选择众望所归者立为太子。太宗低头想了好久,屏退左右的人,轻声问道:“襄王如何?”襄王赵恒,是太宗的第三个儿子。寇准心中有数,揣摩圣意,知道太宗始终想立赵恒为太子,只是顾虑到朝野的议论,才不便开口,迟疑未决。便顺水推舟地说:“知子莫若父。陛下既然认为襄王可以,就请决定吧。”第二天,太宗便宣布襄王赵恒为开封府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

太宗与太子拜谒祖庙回来,京城的人们拥挤在道路两旁喜气洋洋,争着看皇太子。这时人群中有人喊了声“少年天子”。太宗听后很不高兴,问寇准:“人心归向太子,将把我放在什么位置?”寇准连连拜贺说:“陛下选择的太子深得人心,这是国家的福气。”太宗恍然大悟,于是转忧为喜。回宫以后,立刻摆宴庆贺,赏寇准对饮,寇准也不推辞,喝了个尽兴才回府。此后太宗更加倚重寇准。有人给太宗献了个宝物——通天犀,太宗命人加工成两条犀带,一条自用,另一条赐给了寇准。至此,寇准得到的荣耀可谓是人臣之极。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盛极必衰也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寇准如此受太宗器重,炙手可热,怎能不引起别人的眼红,招来非议呢?一天,太宗在南郊立祠祭祀。无论在中央为官,还是在地方为官,依次进用。恰好是寇准平时喜欢的人大多得到了台省级的要职,寇准厌恶的或寇准不认识的就很少升迁。这给想攻击他的人留下了口实,彭惟节与寇准关系好,但官位一直都在虞部员外郎冯拯之下,后来寇准提拔他任屯田员外郎。有一次冯拯写奏章时,还像以前一样把彭惟节列在了自己的后面,寇准看后大怒,当众遣责他扰乱朝制,致使冯拯恼羞成怒,在朝堂之上指责寇准专权揽政,结党营私,官员的升降,全凭自己的好恶。其他的一些平时对寇准有意见的人,也乘机上奏,说目前把持朝政的要员吕端、张洎、李昌龄都是寇准所荐。吕端属于有德而应该晋升,张洎则属于能曲意逢迎寇准,李昌龄胆小怕事,不敢与寇准对抗。所以寇准任意进退官员,独霸朝纲,乱了朝廷的规矩。太宗听说以后大怒,把吕端等人召来训话。吕端解释说:“寇准性情刚愎自用,听不得不同意见,我如果跟他争执,怕有失体统。臣懦弱无能,望皇上降罪。”太宗听后,大怒,又把寇准召来,问冯拯的事是怎么回事。还没责备他几句,他就自辩不止。太宗说:“如此在朝堂上辩论不止,有失你作为一个宰相的身份。”寇准不听,还是反复辩解,坚持己见。太宗叹道:“鼠雀尚知人意,而你怎么这样不识大体呢!”于是又罢去寇准的宰相之职,贬到邓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