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帝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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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 安邦治国万世奇才(2)

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三月,朝廷命令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耳招抚方国珍,此时,刘基已改为江浙行省都事。刘基始终认为方氏兄弟是乱军首魁,应捕而杀之,以儆效尤。

当时左丞帖里帖木耳也力主剿捕,遂命刘基修撰议剿奏书,由其兄径呈朝廷。但因方国珍已用重金贿赂朝中权要而失败。朝廷授予方国珍徽州路治中一职,而力主剿捕的帖、刘二人则成了与方交易的牺牲品。以“擅作威福,伤朝廷好生之仁”的罪名,罢帖里帖木耳左丞之职,羁管刘基于绍兴。

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刘基挈妇将子由台州至绍兴,居于城南宝林寺附近王原实家的南园,开始了三年的羁管。本欲以其雄心壮志,满腹经纶报效国家,却遭羁管,巨大的政治打击,使刘基发愤恸哭,呕血数升,几无生望。后经门人以孝道温言劝慰,才止住悲恸,却也因此留下病根。

幸羁管较为宽松,刘基仍可以交游,只是不许涉政,不许离开绍兴罢了。绍兴深厚的历史积淀,特有的人文、自然景观,渐渐慰藉了刘基心灵的创伤。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的变幻,冷眼旁观的刘基对朝廷、对地方官吏有了更多的了解。

由于方国珍并未真正降附,元廷对方国珍的抚剿政策也发生了变化。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二月,刘基复起用为行省都事。转年,又改任枢密院经历,与行省院判舒穆噜伊逊同守处州。此次起用,赋予的权力很大,可自募义兵,捕杀拒不受招的义军,刘基因之有了自己的亲兵武装。此间,刘、舒二人努力镇守处州,刘谋划,舒指挥,确保了一方平安。不久,本该因功受赏的刘基却被执政以方国珍一事故抑之,仅以儒学副提举的资格授为处州路总管府判,再不予兵权军事。

再一次的忠而见疑,使刘基对元廷彻底地绝望了。他愤然弃官归里,隐居青田。

此间,刘基韬光晦迹,暗中却打探各路义军动态,关注时局发展,试以推演,以求把握全局,掌握变化规律。在信息传输不畅,传言真伪难辨的情况下,刘基的努力确非常人能做到。也曾有人建议刘基起兵括苍,以成勾践之业。但根深蒂固的儒家教育,刘基只有忠心而绝无野心。忠君不成,就只有辅保明主了。放眼大江南北,诸多起义群雄中,唯朱元璋最具雄才大略,远见卓识,且其求贤若渴,或可为一试。

朱元璋(1328-1398)幼名重八,又名兴宗,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人。

出身贫苦,少时先为人放牛,后又在皇觉寺为僧。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参加郭子兴部红巾军,韩林儿称帝时已任左副元帅。他幼时虽然上过几个月私塾,认识一些字,但不能撰写书信文契,与其红巾军大帅的地位极不相称。因之,每攻城掠地之后,朱元璋便急切访贤招隐。初取滁州,将儒士范常留置幕下;渡江攻占太平(今安徽当涂),延揽地方名儒陶安参赞军机;攻下徽州,采纳了耆儒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攻克集庆,征辟夏煜、杨宪等十余人于军中。他们为朱元璋成就大业,进言献策,释疑解难,建树颇多。

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朱元璋部将胡大海镇守宁越,改宁越府为金华府。经多方求访,知金华、处州一带有四位高人,人称浙东四先生,皆为国士,即青田刘基、金华宋濂、丽水叶琛、龙泉章溢。其中宋濂在金华既下后曾被朱元璋召见,并在知府王显宗开设的郡学中任五经讲师。处州既克,朱元璋命总制官孙炎礼聘四人同赴金陵。宋、叶、章欣然受聘,刘基则婉言谢辞。经孙炎写信固邀,刘基才受聘,四人同往应天去见朱元璋。

朱元璋见刘基身材修伟,长须飘洒前胸,睛若灿星,开合之间,似能洞察人间一切,好一副仙风道骨。刘基见朱元璋面如重枣,龙眉凤目,不怒自威,确有领袖群伦之气概。刘基此时已五十岁了,长朱元璋十七岁,二人乍见,均有相见恨晚之叹。朱元璋既虚心就教,刘基也侃侃而谈,将群雄逐鹿的形势作了全面分析,阔论各路人马的得失,高谈王霸之道,以数年之冷眼静观,提出当前急需着手解决的几个问题和如何应对之策,史称《时务十八策》。

滔}舀之论,直抒胸臆,将数年之郁闷一扫而空,倾满腹经纶,尽售明主。朱元璋第一次听到如此全面透彻的分析,耳目为之一新,心胸更加宽广,更坚定了逐鹿之志。遂把酒筵宴,定君臣之生死契约,高筑馆阁,礼遇贤良之士。乃“以基为参谋,以濂为儒学提举,以溢与琛为营田司佥事。”朱元璋对刘基不呼其名,每以“先生”称之。刘基从此佐戎帷幄,由元廷之弃官,转换成明代帝师之角色,开始了新的政治军事生涯。

刘基一行到达应天不久,据有江西、湖广的陈友谅自恃军力强大,疆土广阔,乃挟徐寿辉率水军攻陷太平,更密令僭杀徐寿辉,自立为皇帝,国号汉,年号大义。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夏,踌躇志满,不可一世的陈友谅又密谋张士诚会师进攻应天,欲一举置朱元璋于死地。张自度必为马前驱,尚不知能分一杯羹否,迟疑未应。陈自度实力雄厚,有无张士诚皆可,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乃自率大军,从采石矶顺流东下,企图一举消灭朱元璋,剪除心腹大患。

朱元璋得报,急召高级军事将领与众谋士共商御敌之策。陈友谅本以水军称雄,此次尽倾其精锐,集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等大舰百余艘,艨艟战舰数百条,一路更大造其“投戈断江,舳舻千里”的声威。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众人被吓得手足无措。一时,献城投降,纳款求和,弃城退守等种种灰色论调充斥大帐,鲜有力主战而胜之者。众皆惶惶,刘基独镇定自若,默然无语。朱元璋见状,乃独召刘基于密室,促膝前曰:“先生何以教我?”

刘基首言主降及溃逃者皆当斩,他说:“我北有元军,南有方国珍,东有张士诚,西临此陈友谅,无处可逃,无险可守,值此群雄鼎持之际,一溃即无法收拾,千古帝业遂化幻影;且持此论者置多年浴血奋战广大将士之前途于不顾,极尽搅乱军心之能事,实有百害而无一利,不斩何以稳定军心。帐前不言者,以己新来乍到,虽有君宠而无尺寸之功,恐犯众怒也。”

朱元璋闻言大喜,说:“先生尽言,先生尽言,非先生无以教我,非先生无以救我。”刘基见朱元璋态度明朗,才继续说:“倾库府,开至诚,以固士心。”他分析指出:“若想胜利,须上下一致,军民同心,方能同仇敌忾。民心固,军心才能同。尽开库府,散财济贫,方能给平民以希望。民有望,才能誓死御敌,为我所用。”朱元璋也认同此理:“与其弃城纳币献降,不如散财济贫力战,或有一博。”刘基则进一步,为他策划:“敌我兵力悬殊,必使陈友谅骄纵轻敌,轻敌易败;劳师以袭远,兵疲力乏,必折上将军;陈友谅水军虽多,皆为乌合之众,精锐前锋一旦受挫,后继虽多,已属强弩之末,势不能穿缟。与其陈兵力拒,不如诱之深入而伏兵邀取之。以逸待劳,何患不克。”朱元璋听后鼓掌大笑:“就依先生所言。昔刘皇叔有诸葛,今我得先生也。”

朱元璋知陈友谅之旧友康茂才在己军中,便设诈降计,由康修书给陈,佯为内应,引陈由江东桥进攻,以呼“老康”为号,即引兵焚其木桥,拆其江禁,放陈氏水军直扑应天城下。

朱元璋和刘基又派冯国胜、常遇春在石灰山旁设伏,徐达驻军南门外,杨璟驻军大胜港,张得胜、朱虎率水师龙江关外,朱元璋则携刘基等人居卢龙山指挥。

陈友谅果率军东下,到达大胜港时即受到杨璟军队的第一波攻击,小挫,不以为意。后直扑江东桥,当看到的是石桥而非木桥时,已觉不妙,又连连大呼“老康”,竞无人答应,情知中计,急令转军龙湾。数百艘战船拥挤在一处,已然混乱,却又要同时调头,谈何容易。

这时伏兵四起,朱元璋指挥大军杀到,自知不敌,陈友谅只得下令撤退。溃逃中,因退潮水浅,不得不将巨舰放弃,这样一来军心更加慌乱。朱元璋趁势掩杀,大胜。缴巨舰百艘,战船数百,俘虏两万余,并乘胜连克太平、安庆、信州、袁州。

由安庆向江州进军时,遭陈友谅顽强抵抗,亲临前线督战,以挽救败局。但刘基出奇计,将朱元璋的人马一分为二,一部分居前佯攻,一部分侧出奇袭。陈友谅正为眼前的大军头痛,又见探马飞报:“后侧又有大批朱元璋的人马杀到,我军已不战自乱。”陈友谅虽想力挽败局,但深夜中人慌马乱,指挥不灵,只得弃城逃走。这一战朱元璋又获兵船百余艘,战马二千余匹,粮食数万斤,甲兵无数。江州一失守,龙兴、龙泉也相继脱离陈友谅归顺朱元璋。

因为这一战役以龙湾、江州为主要战场,故称之为龙江之役。

龙江之役使朱元璋实力大增,具备了与陈友谅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换的能力。张士诚亦不敢西犯,东西夹击之势已不攻自破。

龙江之役是刘基归附朱元璋后的第一次正式亮相,正确的战略形势判断,杰出的战术指挥,显示了其卓绝的军事指挥才能,真正赢得了朱元璋及广大将士的信任,正式确立了第一谋士的地位,当之无愧地坐上了朱元璋帝师的宝座。

当朱、陈在江州、龙兴等地激战之时,北方的红巾军却极不乐观,转战在山东一带的红巾军在毛贵的率领下一度曾稳住阵脚,但因内部失和,内耗,被元军趁机战败,韩林儿只得退居安丰(今安徽寿县附近)以求自保。张士诚见有机可乘,竞不去攻元,反而派吕珍为先锋,率大军围安丰至城中粮尽。刘福通亟请朱元璋驰援。朱元璋亲率大将徐达、常遇春挥师北上。刘基力阻未果,朱元璋大军未至而城已破,刘福通战死。朱元璋打败吕珍,将韩林儿救出,置于滁州。

当朱元璋驰援北上时,果如刘基所料,陈友谅乘虚进攻洪都,以雪前耻。

陈友谅为雪前耻,已作了精心准备。他总结了经验教训,特造大船巨舰,高数丈共分三层,可容军数千人。如此巨舰在江上数百艘首尾相连,浩浩荡荡绵亘数十里,非常壮观。旌旗招展,戈盾相击,鼓角相闻,气壮如山。陈友谅倾国之力,亲率六十万大军前来,欲与朱元璋决一死战。

洪都,江西省旧南昌府的别称。因隋、唐、宋三代南昌曾为洪州治所,又为东南都会而得名。唐王勃《滕王阁序》:“南昌故郡,洪都新府”。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江州攻克后,陈友谅所属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派使者郑仁杰到江州见朱元璋,提出愿献龙兴(今江西省南昌)以降,但须拥有其旧部,不受改编。朱元璋犹疑不决,“基从后蹋胡床,太祖悟,许之。”当下复信承诺。次年正月,朱元璋亲到龙兴受降,对胡、祝二人好言安抚,不夺其兵权。只改龙兴为洪都府,派叶琛为知府。此后,洪都曾几度易手。洪都原城墙是瞰江而建,陈友谅上次就是趁涨潮以大舰直迫城下而攻陷的。朱元璋收复后,汲取教训,将城墙后撤三十步(约50米)重建。

陈友谅乘兴而来,却发现闭门所造之巨舰根本到不了城下,只得弃船登岸,优势尽失。

守将朱文正有智有谋,自四月至七月,守城八十五天而未破。是时朱元璋之主力也攻庐州三月未下。而陈友谅部已攻占了吉安、临江、无为州等地。七月,朱元璋召徐达、常遇春部主力,亲率大军回救洪都。陈友谅则撤洪都之围,东出鄱阳湖迎战,从而开始了三十六天的朱、陈大决战。

两军首先在鄱阳湖以南的康郎山附近水域相遇。朱元璋与刘基同乘在指挥船上。朱元璋遥望陈友谅水军楼船密麻麻黑鸦鸦连成一片,有如群山远亘,不禁内心不安,乃虚心求教。刘基不慌不忙地说:“竖子自壮声威,徒惹人笑。吾当效诸葛卧龙,火烧连营八百里。”

朱元璋说:“其楼船尚未以铁链相连,奈之何?吾无老将军黄盖之人以计近袭,又奈之何?”

刘基笑慰道:“楼船高且阔,一层失火,必焚其余。船大火大,船高火高,一船起火,必及其余。敌自恃船高舰阔,不怕与我近战。我军正好迫近以火攻之。君只需多备强弓火弩,游走快船,选果敢之士,我必以风壮君声威。”朱元璋深以为然。乃急集油脂火引,强弓劲弩。

刘基更命军械司效宋法,赶制大小火箭数十枚,内装火药,名日“火龙”。而诈以“没奈何”称之,唯恐泄密也,用以专攻陈友谅座船。

水面早晚有雾,有雾则无风。有风也早晚风向各异。因近康郎山,风势水势又有不同。

刘基乃暗访当地使船高手,细询捕鱼老翁,详查有关地方记载,终于选定了有利的开战日期。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七月二十二日下午:

“东北风起,上命以七舟载荻苇,置火药其中,束草为人,饰以甲胄,各持兵戟若斗敌者,令赶死士操之,备走舸于后。将迫敌舟,乘风纵火,风急火烈,须臾抵敌舟。其水寨舟数百艘悉被燔,烟焰涨天,湖水尽赤,死者过半。”

据目睹者后来讲述:东北风一起,朱元璋一声令下,万橹齐摇,百舸争发。及至陈友谅军前,始发声呐喊,擂鼓振威,有如巨灵神将发怒,亚赛天崩地裂。敌尽胆寒,我军死士已将荻苇点燃,及冲至敌巨舰楼船近旁,已如一团团烈火。敌舰首尾相连,调转失灵,面对扑天而来的大火,躲无可躲,逃无可逃,纷纷被燃着起火。随后冲至走舸更以火龙向楼船巨舰劲射,致敌船楼上楼下一齐着火,船左船右皆起烈焰。只见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直烧得敌哭爹喊娘,再也无心恋战。不分官兵,不论勇怯,纷纷跳水逃生。刘基又命人齐将劲弓火弩向敌密集处疾射,作第二波攻击。使敌不被烈火烧死,亦被弓弩射死。血染江水尽赤,火烧江天皆红。敌空有楼船屹立如山,却奈何不得蚁附之游走小船。正是,敌方徒叹“没奈何”。我方笑论“没奈何”。同是没奈何,相差何其多也。

这一战,与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相比也毫不逊色。刘基巧借火攻,大获全胜。陈友谅两个弟弟友贵和友仁均因焚船而死,平章陈普略亦被烧死。楼船损失过半。元气大伤,决战血耻不成,更令气沮势颓。陈友谅只得收拢固守,以求喘息。

朱元璋虽获大胜,缴获却不多,皆因尽遭火焚之故也。两军相峙之势犹存,一时难以突破。刘基与朱升等人商议,以为非断其退路,绝其援军,截其策应,不足以致其性命。朱元璋亦深以为然。乃下令移师湖口。令常遇春、廖永忠诸将率水军横断湖面,以阻其归路;遣别将蕲州、兴国以绝其援军;朱文正率军至南康、都昌以绝其粮道;又于湖岸立栅以陆军策应水军。

陈友谅得报大惊,进退失据,此地实难以固守,只得拼死突围,欲奔还武昌,以待将来。

却陆路被阻,湖口被截,两种撤退方案相比,仗恃自己尚有楼船数十艘,水军较善水战,遂决定向湖口突围。

八月二十六日,陈友谅下令向湖口突围,不料争战中被劲弩一箭穿喉身死,众将士失去指挥,斗志全无。次日,陈荣等率五万余众向朱元璋投降。至此,鄱阳湖决战以朱元璋的彻底胜利而告终。

这次鄱阳湖决战,刘基功不可没。首先,针对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提出强中有弱,弱中有强的观点,鼓舞了士气,给人以希望。其次,巧妙地运用了火攻,改进了火器,实现了以弱胜强,以小船打大船的战例。第三,适时提出了移军湖口的策略,为粉碎陈友谅最后的侥幸心理给予致命一击。确保了朱元璋将来的发展势不可阻挡。

此次战役还有一惊险一幕:据《明史·刘基传》载:

“太祖坐胡床督战,基侍侧。忽跃起大呼,趣太祖更舟。太祖仓卒徙别舸,未坐定,飞炮击旧所御舟立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