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帝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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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 安邦治国万世奇才(4)

历朝所设的太史监或日司天监、钦天监均是制定掌管历法的主管部门。吴元年(公元1367年)由刘基、高翼共同厘定的《戊申大统律》初步完成。该历因循了《授时历》。《授时历》颁行于元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它是王洵、郭守敬等共同修订,而由郭守敬写成定稿的。元以前制定的历法,有八、九十种之多,其中最着名的当属《太初历》、《大衍历》和《授时历》。《太初历》假托于黄钟,《大衍历》附会于易象,唯有《授时历》是根据晷影,全凭实测,最接近实际,故应用时间最久。《戊申大统历》于《授时历》又有所突破,不牵合于律吕、卦爻,惟求合天。但是由于时代的原因,科学尚未发展到那一步,合天只是奢谈,因之《大统历》指出的交食往往不验,虽经多次修改,终没有根本的解决办法,及至明末传人西法,未及颁行而明已亡。

刘基是太史令,又博学多才,掌管制定历法乃属必然。而参与制定律法则属于朱元璋对刘基的倚重。

律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是否依法治国而不以人治国,关系到国家兴衰,生民否泰。

法律是国民一切行为的准绳,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是国家兴旺的标志,刑不上大夫,官官相护,有法不依,是国家衰败的开始。而律法又有不得随意更改的特性,否则将使人无所措手足。

故兴国之初,就应该把律法宽严的准绳掌握好。过严苛,有秦之前车;过宽弛,则元为鉴。故有明一代,谨慎定律,“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前后经历了三十年的一个漫长的过程。故《大明律》是一部超越前古,启迪后代的重要法律文献,为历代法律研究者所珍重。虽然最初草创的文本已不可考,但其历史作用、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刘基参加了初期的草创,又在任御史中丞和任台宪官时分别参与了对《大明律》的修订。虽说刘基并不是主要负责人,但是若说其是关键人物之一则绝无半点虚夸。

刘基所参与的建国工作主要的还有复兴科举,首倡军卫,纠劾百官,敷陈王道等。

人才问题,始终是一个组织、一种势力、一个国家的重要问题。朱元璋深深尝到了得人才者得天下的甜头。所以,在其初即吴王位时,便敕令中书省选民间二十五岁以上资性明敏,有学识才干者辟赴中书,与练达政事但精力既衰的年老者参用。即老中青三结合,选苗子,挂副职锻炼,然后扶上马,送一程。公元1368年建元洪武后,朱元璋对人才的渴求随着国家的需要而与日俱增。凡山林岩穴、草茅穷居之士,均可自荐自达于上,乃至天听。故致有由布衣而一步登天成为大僚者。此乃人才匮乏时的应急举措,而不能成为一种制度。遴选人才的科学方法,能成为制度的只有是人才考试。在当时来说,就是科举。科举首创于隋,光大于唐、宋。

元廷初起于马上,对人才遴选并非求贤若渴,纵是饱学之士,亦只能担任副职,正职必须由蒙族人担任,刘基之例是也。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与刘基商议,将唐、宋遴选士才的方法略加修改,以四书五经为试士内容。鉴于各地各级政府缺员较多,乃令各行省可自行连试三年,中举者可直接赴京遴选为官致仕,且尤以年少俊异为要。这种注重年龄而忽视其践履能力,实是明初科举的弊端之一。就其考试内容来看,初场考试经义二道题,《四书》义一道题;二场考论一道题;三场考策一道题。中试者,十日后尚需专试骑、射、书、算、律等五事,似在检验其实践能力。但人明不久就渐渐名存实亡了。八股文亦是明初的产物,亦称’《时文》、《制义》或《制艺》,为科举考试时规定使用的文体。每一篇文章必须由破题、承题、起讲、人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共八部分组成,故称之为“八股文”。其制定之初衷,是为了取得统一的考试评判标准。即在统一考题、统一文章格局、统一评判标准面前,文章之优劣便可一目了然。八股文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文章写作形式。但是长期只许这一种文章形式存在,不许其他文章构架的存在和发展,便窒息了人们的思考和思想。笔者曾亲见明板的全明状元试卷汇编,内中确有文笔洗练,言之有物的好文章,但也确有徒具形式而言之无物,词不达意的混样文章。刘基参与制定八股文章格式,竟然为后人留下思想枷锁,却是其所料不及。

首倡军卫亦是刘基为明朝的建立所作主要贡献。明朝初建于南,北元尚未完全灭亡,南北之间战事时紧时松。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朱元璋尚无可能一举全歼元军,因之,北方成了他掣肘之患。刘基仿照起自西魏、北周,延至隋、唐的府兵制度,建}义朱元璋施行卫所兵制。即在京师和各地皆设卫所,数府划为一个防区设卫,下设千户所和百户所。五千六百人称卫,一千一百二十人称千户所,一百十二人称百户所;百户所设总旗二(每总旗辖五十人),小旗十(每小旗辖十人)。军士有军籍,世袭为军。平时大部分人屯田务农,小部分人驻防;军饷基本由屯田解决,节省了政府军费;战时全体转化为战斗人员。其军官卫称指挥使,称千户、百户。各卫所受各省都指挥使(都司)节制,统一由中央的五军都督府(都督)管辖。此举既藏兵于民,解决了平时和战时兵源转换的困难,又极大地节约了政府开支,故深受朱元璋赏识,成为有明一代主要的兵役形式。后因军官贪污屯田,军士破产,散失严重,训练缺乏,战斗力下降,渐为募兵制取代。此是后话。

参加朱元璋义军队伍的人员十分复杂,每个人所抱目的也各异。战争中环境恶劣,他们尚能团结一致对敌,以求大目标的实现。及至建国封官,转到和平环境以后,客观条件变了,每个人的私欲就会膨胀和显现。因此,如何驾驭百官,既能够发挥每个人的长处,又能够对每个人有所节制和约束,有利于长治久安,便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严肃话题。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后,即设三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在封刘基为太史院使后,又封他兼为资善大夫,御史中丞。时汤和、邓愈为左右御史大夫,主司御史台。但是其二人是“以武臣而位处文职”,仍需以战事为主。故实际上是刘基主司御史台事。在整肃吏治,劾除贪墨方面,刘基有不可替代作用。从处斩李彬一事可见一斑。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四月,朱元璋赴汴梁会诸将研究攻取大都诸事,行前单独接见刘基,嘱托其“督察奸恶以肃辇毂,虽内府之事亦宜纠举。”朱元璋走后,留李善长与刘基同守京师问政。不久,刘基发现中书都事李彬贪纵侮法,按律应处斩。但李彬是李善长的亲信,李善长希望刘基能法外施恩,把案子先压下来。刘基虽主张宽仁治国,但亦主张行法不避权贵,尤恶结党营私。李善长与朱元璋是儿女亲家,李善长又身为右相国,刘基不为所动,将李彬案情驰报朱元璋,得到了朱元璋的支持,终将李彬处斩。为此,刘基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人集团结下怨仇,常遭人在朱元璋面前说长道短,终至朱元璋对刘基渐有微辞。

元朝末年,本来就灾荒不断,百姓久处水深火热,才有各地的农民起义。连年的争战,致使全国经济近于崩溃,人口锐减。如“烟花三月下扬州”这个历史上繁华已久的古城,在朱元璋大军攻克时,“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朱元璋建国伊始,在一次与刘基研究治国之道时,刘基提出“生息之道在于宽仁”的主张,深得朱元璋的赏识。朱元璋更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与刘基商讨。不久,朱元璋就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以安定社会,奖励农耕,督修水利,移民垦荒,节用省民,严惩贪暴。予民生息的政策渐渐有了回报,不久便“百姓充实,府藏衍溢”。

国家初建,百废待兴,费用必巨,税收是国家财政来源的主要手段,税收的标准,既关系国力,也关系民生。税收过重,国家可富但不会持久;税收较轻,国力不足但藏富于民。刘基曾以家乡为例,谈及农民的苦衷:“处州青田县,山多田少,百姓多于山上垒石作田,耕种农事甚难”。朱元璋本欲每亩加税五合(一斗十升,一升十合),见刘基所说甚为动容,特免青田县不加,说:“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刘基没有为天下百姓争得轻赋,只为家乡人民减轻少许负担,实是始料不及。面对朱元璋的特许,也只能莞尔一笑,谢主隆恩。这一年,是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刘基已五十八岁了。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事务性工作极多。刘基本适于出谋划策,而不耐琐事。加以身体渐感衰弱,早年被羁管绍兴时呕血数升留下的旧疾渐渐显现其影响,遂有归去之意。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的暗中诋毁,朱元璋对待功臣的猜疑,均令刘基嗟叹“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

刘基虽然屡有奇谋,又救过朱元璋的命,但毕竟不是神仙,不可能事事预料准确。刘基讲究天人合一,一切天象异常,他都要从人身上找原因。机械式的推论,能应验者十之一二,不能应验者十之八九。起初,朱元璋尚诚惶诚恐,对刘基言听计从,惟恐天怒人怨,但渐渐也不以为然了,不再先生长先生短地称呼。刘基亦觉察出来,亦有急流勇退,见好就收之意。刘基六十岁那一年,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加封刘基兼弘文馆学士,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护军,诚意伯。特下《诚意伯诰》。转年,刘基乞归骸骨,功成身退,锦衣还乡。

朱元璋特赋诗《赠刘伯温》云:

妙策良才建朕都,

亡吴灭汉显英谟。

不居凤阁调金鼎,

却入云山炼云炉。

事业堪同商四老,

功劳卑贱管夷吾。

先生此去归何处,

朝入青山暮泛湖。

朱元璋读书不多,能将刘基比作刘邦请不动的商山四皓,辅佐齐桓公成霸业的管夷吾,如此评价刘基,亦属难能可贵了。朱元璋常将自己与刘邦相比,均以布衣而成马上皇帝。刘邦请不动商山四皓,而自己请出了刘基,以“先生”事之,终致自己建都立国。赞刘基之余,亦自夸有识人之能也。

刘基退隐山中,朱元璋与其互有书信往来,共商国事。刘基虽谨言慎行,终因小人陷诟,乃于六十三岁那年人京谢罪而不敢言归。二年以后,刘基病重,朱元璋特敕归老桑梓。一个月以后,刘基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五岁。明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加赠为太师,谥“文成”。

刘基死因有三种说法:一曰朱元璋害死说;二曰胡惟庸挟医毒杀说;三曰寿终正寝说。因史无定论,笔者亦不敢下断语。留作将来有志史学之人去研究罢了。

刘基一生着作甚多:《郁离子》四卷、《覆瓿集》十卷、《写情集》二卷、《春秋明经》二卷、《犁眉公集》二卷。后人合而为一,日《诚意伯文集》二十卷,以其孙等人所撰《翊运录》冠为卷首,盖因其中录有诏、旨、制、敕之故也。纪晓岚编《四库全书》,将《翊运集》移至书尾,以正其讹。对于《诚意伯文集》,纪晓岚评价说:

基遭逢兴运,参予帷幄。秘计深谋,多所裨赞。世遂谬为前知。凡谶纬、数术之说,一切附会于基。神怪谬妄,无所不至。方技家递相荧惑,百无一真。

惟此一集,尚真出基手。其诗沉郁顿挫,自成一家,足与高启相抗。其文闳深肃括,亦宋濂主袆之亚。杨守陈《序》谓“子房之策不见词章,元龄之文仅见符檄。未见树开国之勋业,而兼传世之文章,可谓千古人豪。”斯言允矣。大抵其学问、智略如耶律楚材、刘秉忠,而文章则非二人所及也。

清朝时纪晓岚就已经指出,托刘基之名的伪书就有数种之多,皆属附会。如《烧饼歌》、《玉尺经解》、《灵城精义注》、《一粒粟》、《天文秘略》、《披肝沥胆》、《白猿经风雨占候》、《佐元直指图解》、《演禽图诀》、《国初礼贤录》、《百战奇略》、《八门会禽大全》、《大六壬银河棹注》、《火龙经》等。今人如果再将其神化,则是今不如昔了。

但是,也需要指出的是,对刘基的认识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科学地研究刘基,必会还历史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