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帝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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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 才高德薄奸佞帝师(1)

严嵩

严嵩(1480-1566年),字惟中,号介溪,又号勉庵,江西分宜人。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当时被选为庶吉士,授予翰林院编修一职。不久,因为刘瑾专权,称病隐居钤山,读书七年。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任南京翰林院侍读,掌管翰林院日常事务。四年,升任国子监祭酒。七年,奉命祭告显陵,因为善于揣摩上意,工于心计,博得明世宗朱厚熄的好感,被提升为南京礼部尚书。从此以后,他见风使舵,在“议礼”过程中,极力献媚讨好,进一步得到了赏识;一直伪装得谨慎谦恭,甘守清贫;残酷打击异己,先后害死夏言、沈炼、杨继盛等人;他大肆收受贿赂、巧取豪夺,以至于富可敌国。这样一个罄竹难书其罪的大奸臣;竟然屡屡升迁。先后加封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以至于要加封他为“上柱国”,荣耀程度达到了人臣之极。然而,作恶多端的严嵩最终没有逃脱悲惨的结局。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世宗感到严嵩势力过大,纵容徐阶等人弹劾严嵩,邹应龙上奏严嵩的儿子通敌叛国,严嵩被勒令退休回家,他的儿子被斩。严嵩晚景凄凉,寄宿在坟墓间的破房子里,人人唾骂,贫病而死。

出身寒门少负才名

严嵩出生在江西分宜县的一个贫寒家庭。父亲严淮为了追求功名,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仅仅中了个秀才。后来,由于家庭条件太差,他只好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年),严嵩出生了。父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三岁就开始教他写字,五岁就开始教他作对子。严嵩生来聪明,没有让他的父亲失望,凡是教过以后的东西,都能过目不忘。父亲看到儿子这么聪明,心中非常欣慰,对他的教育也就更加尽心。在严嵩七岁的时候,父亲把他送到私塾里读书,从此,严嵩的学业更是一天比一天精进。

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春节,严淮为了答谢老师对儿子的教育之恩,也是为了让老师更尽心一些,把老师请到了自己的家里,用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钱,置办了一桌酒菜,让自己的弟弟作陪。酒席宴前,严淮问起了小严嵩的学习情况,老师捋着胡须轻轻地点着头说:“他聪明过人,在我的这些学生中,无人能比呀。他做的对子,有时候连老朽也不得不佩服啊!”严淮心里高兴,嘴上忙说:“先生太高抬犬子了,他一个小孩子,哪里敢跟您相提并论啊。”老师说:“不是老朽妄自菲薄,实在是后生可畏,不信我们把他叫出来,让他当场作对,你看如何?”严淮赶忙把儿子叫出来。小严嵩出来以后,彬彬有礼,一一见过师傅、父亲、叔父,然后垂手站立在一旁,等待问话。师傅和蔼地说:“小小年纪,不要拘礼,今天我要出一个对联考考你,一来让你父亲看看你的学习结果,再就是助酒兴,你看怎么样?”小严嵩上前一步,一抱拳:“请师傅出题。”师傅略一沉吟,缓缓念道:“手抱屋柱团团转”,小严嵩毫不犹豫地对道:“脚踏云梯步步高。”他的叔叔不知道侄子这样才思敏捷,有些惊诧,想故意难一难小严嵩,沉思良久,对孩子说:“叔叔也有一联,你要对上来,叔叔愿自罚三杯。”小严嵩朗声说:“请出上联。”叔叔故意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七岁儿童未老先称阁老”,小严嵩从小跟叔叔玩,忽然想出了一个坏主意,想嘲笑一下自己的叔叔,于是就对道:“三旬叔父无才却作秀才”,叔叔知道小侄子在嘲笑自己,也没有办法,只好自罚了三杯酒。

严嵩十五岁的时候参加了县试,主持县试的是当时的分宜县令莫立之。严嵩的八股文、试帖诗等考试项目都做得很好,不仅字写得漂亮,文笔也很优美,这引起了县令莫立之的注意。当他看完卷子以后,把他点为第一名,并且召见了他,告诉他说:“我看你是个可以造就的人才,今后可要加倍努力,如果家里有什么困难,尽管对我说,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有了县太爷的鼓励和帮助,严嵩学习更加刻苦。后来,他要进京赶考,家里实在没钱了,还真是县令给了他二十两银子,完成了他的心愿。

弘治十八年(1505年),严嵩不负众望,层层过关斩将,顺利通过了殿试,列二甲第二名,被赐予进士出身。因为才华出众,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读书。当时他初露锋芒,受到当时文坛巨子的一致称赞,包括内阁大臣李东阳在内的大文学家都说:“如今翰林院诸位名家,吟诗作赋,严嵩是最好的,将来必然领导文坛。”只不过到了后来,他没有把心思用在文章上,奸佞的恶名也掩盖了他这方面的美誉,以至于很少人知道罢了。

读书钤山享誉文坛

严嵩心怀美好的憧憬在翰林院读书,本来想建功立业,有一番作为,谁知道到了这里以后才发现,远远没有想像得那么好。当时执政的明武宗昏庸无道,就知道吃喝玩乐,把朝政大事全交给大太监刘瑾处理。当时的刘瑾,任司礼太监,总管太监的各种事务,同时又担任东厂、西厂的提督,培植党羽,打击异己,派东厂西厂的特务监视朝中大臣,稍有不满,立刻陷害。轻的逐出朝廷,重的抄家灭门。由于历代首辅中江西人比较多,刘瑾特别指出,不能随便起用江西人。对于严嵩来讲,进身无路,弄不好还会招来灭顶之灾。本来也赶上这一段时间体弱多病,就干脆回老家吧。他熟读儒家经典,对妻子说:“天下有道的时候,就应该出来为国效力;天下元道的时候,就应该归隐山林。”就这样,严嵩带着一家老小来到江西分宜老家。人们见严嵩回来了,都过来问个为什么,整天门庭若市。严嵩心里麻烦,只求静下心来读书,于是又搬到附近的钤山,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搭了几间简陋的房子,过起了读书耕种的生活。

在钤山隐居的时候,他过着平静清贫的生活。在他的诗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句子:“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近知理俗事,学种南山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以种田为主的贫病的生活境况。他写了不少诗文,其中大部分是咏物诗,写得典雅清新,文浅意深,受到当时文坛的一致赞誉。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严少师嵩》中说:“少师(严嵩)刚刚步人文坛,就有很大的名声,现在辞官回到家乡,居住在钤山的东堂,读书隐居达七年之久,而又全心全意地结交文学之士,如杨慎等人,他们经常唱和往来,名满天下,而严嵩则领袖群伦,是众望所归。”说明了严嵩在当时文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当时的严嵩,在文学和人品上还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据说李梦阳曾经拜访过他,赠诗说:

问奇颇类扬雄宅,醒酒真轻李相庄。喜即系舟临秀浦,恨犹拄笏背钤岗。

严嵩也有和诗:

地僻柴门堪系马,家贫蕉叶可供书。莺花对酒三春暮,风雅闻音百代余。

在钤山,他的生活有快乐,然而更多的还是壮志未酬的慨叹和建功立业的情怀。每当他烦恼的时候,他总是手持上朝时用的笏板,朝向京师的方向,喃喃自语:“难道这就是我的命吗?为什么我不能一展我的抱负呢?”有的时候,他慷慨激昂,壮怀激烈,豪迈地说道:“定数难移岂信然,但修人事可回天。”还是发奋图强,相信总会有一天,苍天不会辜负有心之人。他也希望当今皇上像古代的帝王舜一样贤德,他曾作诗说:

重华千载后,遗庙在南夷。

弦想熏风奏,庭思凤鸟仪。

断碑苔藓合,幽洞薜萝垂。

彷佛移山驾,乘云度九疑。

表达了对舜帝的崇敬和追思。远望群山的时候,就会想到王事边疆,他有诗道:

孤亭绝嶂倚南天,碧树苍崖共莽然。

八桂云山供作赋,群公尊俎共筹边。

严城鼓角传清曙,落日帆樯出断烟。

王事未能穷胜揽,北风摇楫下西川。

可以说,严嵩在钤山的这几年,时刻没有忘怀东山再起,时刻没有忘怀再返朝廷,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嘉靖元年,严嵩认为时机已经到了,于是就返回京城。

见风使舵曲意逢迎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任南京翰林院侍读,管理翰林院中的日常事务。嘉靖四年(1525年),升任国子监祭酒,由南京调回到北京。到这时候为止,世宗对他还没有特别注意,当时的严嵩,已经耐不住清贫,思想开始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他常说“禄不逮养,学未有成”之类的话,也就是嫌给的俸禄太少,不够养家糊口的。“学未有成”的言外之意,就是官做得不够大,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严嵩在寂寞中等待着大显身手的时机。

嘉靖七年(1528年),严嵩任礼部右侍郎,奉世宗之命去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监立显陵碑石,同时祭告显陵。还朝以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一道奏疏是关于河南灾区的情况,他说:“河南灾区,连年大旱,颗粒无收。人们都吃麻叶树皮,一路上都是面黄肌瘦的饥民。卖食物的常被饥民抢去,即使卖了孩子,所得的钱往往不能吃饱一顿饭,人们常把小孩子丢弃在田野里。听说洛阳、陕州、灵宝等地方更厉害,达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十天之内竟然上报冻死的有二千多人。”另一道奏疏叙述了在祭告显陵途中所见的祥瑞,他说:“在枣阳这个地方,有一块巨大的白石,有一群鹳鸟围绕着它飞翔”,“把雕刻石碑物的剩余的东西,投入大河中,奇怪的是河水明显地涨得很高。”立碑的时候,“祥云朵朵,从四方集来,灵风阵阵,好像要下雨的样子”,最后他奏道:“天降这样的祥瑞,是江山社稷永固的征兆,是万民即将降福的征兆,说明在显陵立碑是上天的旨意,请陛下刻石以表示纪念。”

在这次立碑祭告显陵的事件中,严嵩煞费心机,玩弄了两面派手法。他一面汇报灾情,显得忠心耿耿,关心人民的疾苦;一面汇报祥瑞,对皇上阿谀奉承。这两篇奏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关心民生疾苦,历代统治者都会提倡,这一点不会有错。汇报种种灵异的迹象,显然是捏造出来的,但是却迎合了世宗的需要。世宗急于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最佳的途径就是谎称上天的旨意,世宗自己苦于没有办法,也不好意思安排大臣欺世盗名。现在,严嵩上奏祥瑞,对世宗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正中下怀。对于前一道奏疏,世宗批示道:“河南既灾情严重,将这一年需要征收的赋税免去,等到第二年有了收成之后再征收。”对于第二道奏疏,世宗批示道:“现在严嵩的奏疏出自一片忠诚,实在不能泯灭这一片忠心,应该准奏,刻石以记祥瑞。”到这时,严嵩苦心炮制的两道奏疏终于起到了预期的效果,从此以后,他开始被世宗所欣赏,踏上了用尽心机、媚上欺下的仕进之路。

后来的几年里,严嵩连连升迁,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年),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任南京吏部尚书。又两年,严嵩到北京朝见世宗,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然而,最终决定严嵩命运、让他成为世宗心腹的还是他在“大礼议”事件中的表现。

“大礼议”事件是由于明朝皇权正统的转移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武宗朱厚照病死,留下了大好江山,却没有留下子嗣继承。大臣们商议迎立兴献王的儿子朱厚熄即皇帝位。兴献王跟孝宗是兄弟,新即位的世宗朱厚熄跟武宗朱厚照是兄弟,按照没有太子、兄死弟及的继承原则,他的即位得到了所有大臣们的认可。然而就在世宗即位以后,如何尊称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的问题上引发了轩然大波。世宗坚持要把自己的父亲兴献王尊称为“皇考”,其中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兴献王”称皇帝号,二是世宗继承的是父亲、祖父一系的大统,而不是武宗的帝位,这其实也是变相地不承认前朝。这引起了朝中大部分朝臣的激烈反对,以杨廷和为首的大部分人主张尊奉孝宗为皇考,尊“兴献王”为皇叔。世宗对此强烈地不满,他对群臣说:“明明是朕的父亲,却要朕尊他为皇叔,既是皇叔,就要称臣,天下哪里有父亲对儿子称臣的道理呀?”大臣们说:“陛下称‘兴献王’为皇考,就要称孝宗为皇伯父,这样孝宗岂不是称臣了吗?”世宗刚刚即位,面对朝中大臣的反对,他也没有办法,开始近似于哀求,后来手段逐渐强硬,把反对他的大臣进行处罚。张原当场就被打死,杨慎等人或被削职为民,或发配边疆。嘉靖三年(1524年)九月,正式确定孝宗为“皇伯考”,昭圣太后张氏为“皇伯母”,称“兴献王”为恭穆献皇帝,尊称“皇考”,章圣太后为“圣母”,世宗暂时获得胜利。不过仍有不少大臣持反对意见,此时的严嵩也正在观望,老奸巨猾地不发一言,他在看: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嘉靖十七年(1538年),有人上疏请把世宗的亲生父亲献皇帝的庙号称“宗”,也好进入太庙供奉。这时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认为绝对不过仍有不少大臣持反对意见,此时的严嵩也正在观望,老奸巨猾地不发一言,他在看: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不合适,就要阻止这件事。世宗大怒,写了一篇《明堂或问》,严厉地质问群臣。群臣吓得噤若寒蝉,不敢再说一句话。严嵩一看,还是皇帝左右了局势,就不再阻止,反而改为支持“献皇帝”称“宗”,享祠太庙。不仅如此,他还用实际行动来取悦世宗。他主动安排人太庙的仪式,制定应该遵守的礼仪,前前后后忙个不停,世宗看在眼里,越发喜欢严嵩。当时在西苑值宿经常被召见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勋、成国公朱希忠、驸马都尉崔元、阁臣夏言和顾鼎臣,以及礼部尚书严嵩。至此,严嵩作为世宗亲信的地位被确定下来。等到这件事处理完毕,赏赐给严嵩很多金币,严嵩一看这样能够取得利益,从此以后,更加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取悦皇帝。世宗为先祖加上皇天上帝的尊号、宝册,不久又加上了高皇帝的尊号、谥号、圣号,严嵩就上奏说见到了祥云瑞气,请皇帝接受群臣朝贺。然后又精心制作了《庆云赋》、《大礼告成颂》两篇取悦世宗的赋颂,世宗非常高兴,下旨把这两篇文稿交到史馆,让史官记录下来。加封严嵩为太子太保,经常跟随世宗左右,得到的赏赐和内阁大臣一样。

假意谦恭窃居首辅

严嵩看到这样可以立身朝廷并且步步高升,就变本加厉地献媚讨好,完全丧失了一个读书人的气节。世宗崇信道教,到了迷信的程度,他认为奉道就应该戴香叶冠,于是就制作了五顶沈水香冠,赐给自己最亲信的五位内阁大臣,其中包括首辅夏言。夏言生性耿直,于是就向皇帝上疏说:“陛下信奉道教,本来无可厚非,乃是个人兴趣所在。如今陛下发给朝廷重臣,出入于朝堂内阁,实在是有失体统。大臣应该身着朝服,这是祖宗传下来的礼制,望陛下不要因为个人的好恶而废祖宗的礼制。”世宗听后大怒,面对夏言的奏疏,自己也无话可说。严嵩则不然,他顺承皇帝的意思带头戴上了世宗赏赐的帽子,为表示爱惜、隆重,还特地在帽子外面笼罩上一层轻纱。世宗见了,越发的喜欢严嵩。老奸巨猾的严嵩看到夏言没有戴着沈水香冠,朝上又奏了一本,他说:“夏言身为内阁首辅,重要的是帮助陛下顺利完成陛下交给的任务,现在,他公然反对陛下,望陛下治夏言大不敬之罪。”世宗趁机准奏,罢去了夏言首辅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