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帝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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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章 一代名臣帝师元老(1)

朱轼

少年聪慧一举中第

朱轼(1665-1736)字若瞻,号可亭,江西高安人。江西人历来尊师重教,崇尚学习,而高安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宋代史学家刘恕,元代语言学家周德清,明代史学家陈邦瞻,都是高安人。朱轼就出生在高安艮溪朱村的一户姓朱的清贫人家。相传北宋元丰年间,苏轼在赴筠州看望弟弟苏辙的途中,曾经慕名游览过艮溪里,艮溪里人以大文豪苏轼曾经在此游玩为一大殊荣,于是,流经艮溪里的河,便改叫苏溪河,艮溪里的山坡,也改叫坡山。一代文豪苏东坡的偶然游历,不仅给艮溪里的山水添上一些故事,还影响了这里出生的一个在清代赫赫有名的人物——朱轼。相传朱轼少年时以苏轼为榜样,并且他把学名取为朱轼。同苏轼相似,东坡给后人留下“东坡肉”的美味,朱轼则留下了“朱公席”的佳话;苏轼修过大名鼎鼎的苏堤,而朱轼则修筑浙江海堤,疏导海河,不止造福一方人民。和苏轼一样,他也有着远大的抱负,非凡的政治才华,而不同的是,他没有苏轼的仕途上的那么多坎坷,他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位极人臣,成为“帝师元老”。

朱轼天生聪慧而又勤奋好学,在他7岁时,曾经有人以木匠锯木板为题,命他作“八股文”的“破题”。“破题”是八股文的开头部分,要为圣人立言,要提起下文,八股文立意的高下往往从“破题”就可以看出来了,因此破题的好坏直接关系文章的高下。面对这样一个有些古怪的题目,小朱轼略加思索,朗声答道:“送往迎来,其所厚者薄也。”这句“破题”一语双关,从表面上看,讲的是锯木板,锯子送过去又拉过来,厚厚的木板就锯薄了;从更深的意义上看,“破题”是说人情冷暖,随着人的地位以及其他情况发生变化,人们之间的亲疏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有的变得冷淡,有的变得亲密。这个“破题”可以说既有双关的谐趣,又有严肃深刻的内涵,更难得的是出于一个年仅7岁的学童之口,难怪朱轼族中长老听说了这件事以后,点头称赞,称小朱轼为“千里驹”了。

聪明机敏加上刻苦学习,这匹“千里驹”终会奋蹄。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朱轼举乡试第一。第二年,也就是康熙三十三年中进士,那是朱轼30岁时。关于朱轼中进士,还有一个故事:

朱轼上京应试,主考官看见他年纪不大,文章又写得很好,想要再试试他的才思,就以当天刮风下雨为题出了一联:

满天风雨,洒下千条万线,流去东之广,西之广,南之广,湖流两广,登岳阳楼,览五百奇峰,观山、观水、观日月,宇宙一眶。

主考官本来以为这个对子能把朱轼难住,至少也会让他想一阵子,却没想到面对这样一个颇有难度的对联,朱轼仅略一沉吟,便对道:

一个儒生,读完四书五经,中得解而元,会而元,状而元,连中三元,入翰林院,掌十八学士,为家、为国、为君王,公卿百代。

主考官听了,赞叹不已,觉得朱轼才思敏捷,对联对得十分工整不算,还很有气势,更可贵的是可以看出他抱负远大,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就欣然点中他为进士。

为官勤政为民造福

然而中了进士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出入庙堂,在皇帝身边出谋划策。中了举人进士的举子,只有很小一部分留在京师,大多数人是到各个地方担任官职,还有不少人中举之后作为候补官员,并不能马上为官。能够留在京师自然让人羡慕,而不少到外地为官的举子则感到失意。但是对于像朱轼这样的有着政治理想和政治眼光的人来说,到地方为官,是体察民情,锻炼才干的机会。朱轼中进士以后,直接作了湖北潜江知县。在朱轼去之前,潜江风俗鄙陋,而且赋税非常繁重。朱轼到任之后,立即下令减免过重的赋税,并且倡导勤俭。朱轼特别重视风俗文化的建设。在他出任潜江知县之治始,认为教民易俗莫如圣谕十六条,为了便于宣传,他用乡民的俗语作训解,每逢初一十五,就在治内向乡民们宣讲。他崇尚儒学教育,无论在何处为官,都必强调教育的重要,总会在当地办书院。他以清廉审慎,正直不屈着名,一向严格依照律法办事,不徇私情。潜江曾经有人在殴斗中杀人,朱轼把这个案件呈报的时候,上一级的官员把案子改成故意杀人,虽然“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朱轼没有将错就错,而是和上司争论,最终还是改正了。

就这样,朱轼在地方为官十余年,多年的政绩使他的才华逐渐显露出来,他开始受到朝廷的重用。康熙四十四年,朱轼调回京师,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这样,他终于走到了封建政治的决策层。从地方官员升迁至刑部主事、郎中,既是机遇,也是更大的挑战。参与高层的决策,可以表现出一个人的政治判断力,向帝王显露出自己的政治才华。但是,另一方面,最高决策层就是政治漩涡的中心,而且常言道伴君如伴虎,跻身最高决策层需要更高的政治技巧。多年地方为官的经历使朱轼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再加上他过人的才华,使得他得到康熙的器重。康熙四十八年,康熙派他出任督陕西学政。作为陕西学政,他的任务是倡导儒学,引导士人风气,与现在所说的思想文化教育相似,关系着国家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朱轼并不仅仅是政治家,他还是经学家、文学家。康熙推崇朱熹学说,朱轼为当时朝廷御用程朱学派的重要代表。他着有《易春秋详解》,《周礼注解》、《周易注解》,与人合编《历代名臣传》、《历代名儒传》、《历代循吏传》、《文端公集》等,至今在我国文史学术界影响甚大。因此,康熙派他到陕西引导文化还是人尽其用的。

康熙五十二年,朱轼被调回京师,擢光禄寺少卿,又做过历奉天府尹、通政使。这一时期他官职虽然屡次升迁,但毕竟还没有担当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任务,任何有一定政治经验的人都清楚,这种机会只能耐心等待,并且在等待中一定要稳稳地沉住气,否则功亏一篑。或许康熙觉得对他的考察已经差不多了,况且朱轼确实是个有用之材,而且朝廷又确实是在用人之际,所以朱轼没等多久,担当重任,一展宏图的机会就出现了。

康熙五十六年,朱轼授浙江巡抚。浙江是沿海重省,而且又是地道的鱼米之乡,经济贸易发达,做浙江巡抚,是不少人梦寐以求的美差。朱轼则把这看成是他施展治国才能,报效国家的一个绝好的舞台。上任伊始,他就把“清吏治,正风俗”作为第一要务。他曾经说“查吏莫先于奖廉惩贪,厚俗莫要于去奢崇俭。”就是说,要考察官吏,奖励廉洁奉公惩治贪污腐败最为重要;要使风俗淳厚,一定要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浪费。这正好就是浙江官吏的缺陷:因为富足,所以更容易养成奢侈浪费的习惯,而铺张浪费一旦成了通病,那么就很容易走向贪污腐败。所以整顿吏治是当务之急。朱轼并不是只提提口号,他自己带头过简朴的生活,为下属树立榜样。他下令取消巡府衙门的额外摊派,精简巡府出入的仪仗队,不讲排场,减少财政的费用。他处理政事十分勤勉,重要的事情一定要亲自办、亲自过问,而且详细了解民情。因为他自奉廉洁,又以身作则,把境内治理得井井有条,号称通国第一。除此以外,他在任期间还治海水,修海堤,做了一件利国利民造福子孙的好事。浙江是鱼米之乡,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但是浙江也是受海潮危害的地区,海宁一带人们饱受海患。因此,修建牢固的海堤,防止潮灾保护沿海城乡安全和海水内渗就特别重要。

朱轼反复考察地理民情,制定修堤方案。康熙五十六年三月,他上疏请修海宁石塘,康熙帝允许了。他组织测量了需要修筑的海塘:北岸海宁老盐仓一千三百四十丈,南岸上虞夏盖山一千七百九十丈。更可贵的是他提出了修建海堤的具体可行的办法。朱轼看到虽然历代朝廷也都修建海堤,但是因为修建得不得法,海堤多次崩塌。历代都修海堤,往往简单地在海岸浮沙上修建,花费很大的人一如朱轼为人为官一贯的严谨作风,他对弘历的要求很严,以致于雍正有时都觉得有些过头了,就对朱轼说:“教也为王,不教也为王。力、物力、财力但是效果却是潮来堤毁,百姓受灾,功夫白费。面对这种状况,朱轼决心设计建造一个真正牢固的海堤。他发现,以往修堤,最好也不过是用椿木和巨石来加固堤岸,椿木容易腐烂,腐烂之后巨石之间缝隙很大,巨石也就承受不住海潮的冲击,加之海宁地区海塘沿岸都是浮沙,用椿木和巨石来加固堤岸,根本难以保证堤岸永远牢固,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用水柜法。所谓水柜法就是用松木、杉木这些不易腐烂的木材制成大箱,装满碎石沉到海塘的底部,上面堆上巨石作为海塘大堤的堤身。并且依附着大堤,修建坡度不大的护堤坡,也是内用水柜,外用巨石砌成,约有海堤的一半高,用来保护海堤,这样海堤就特别牢固了。所以当时人言“朱轼所修不塌”。朱轼修建海堤,在当时是利国利民的工程,他提出修建海堤的方法对后世也有借鉴意义,他修的这段海堤一直使用到1949年以后,可见其牢固程度。

当时杭州南、北两地的关税,按照惯例是由浙江巡抚监收的,这就是一个难得的“肥缺”,如果要从中渔利十分方便,朱轼却以为关口众多,查收不易,上书皇帝要求委员兼理。康熙最终还是觉得由朱轼来主持最为可靠,因此虽然最终由杭州捕盗同知监收,还是由巡抚朱轼统辖。朱轼也确实不负众望,他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巡盐御史哈尔金向商人索贿,朱轼知道后立即上疏检举,并且依法惩治贪官,没有半点“官官相护”的味道。康熙五十九年,朱轼因政绩卓着,得到康熙皇帝的首肯,升任都察院长官,左都御史。

在康熙六十年,当时陕西、山西发生严重的旱灾,最严重的临汾从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到康熙六十年六月,连续十五个月天上没有下一滴雨,两年颗粒无收,赤地千里,饥莩载道,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康熙打算让朱轼去赈灾,这时正赶上朱轼的父亲去世,朱轼是一个有名的孝子,他请求回家守孝,然而康熙竟然没有允许,命他“在任守制”。朱轼慈父去世,万分悲痛,而且不能尽孝治丧,内心的痛苦不可言说,但是君命难违,只得前往山西赈灾。或许康熙认为朱轼是最让他放心的,也是最能办好这件事的人选,他没有顾及朱轼的请求,直接把他派到山西去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这在当时还引起了忠孝如何两全的争论。其年五月,康熙发帑金五十万赈山西、陕西,命朱轼、与光禄寺卿卢询分头到山西、陕西赈灾。朱轼到达山西以后,立即着手组织赈灾,他号召奖励富人、商人出资籴米救济灾民。他停收米船课税,以利粮食流通;责任地方官设厂医治患病灾民,还在赈灾放粮的同时组织灾民劳力整治漕河水道。有一些丧尽天良的贪官,给灾民的粥有的竟然像水一样稀,并且虚报赈灾用粮,在民不聊生的灾年还借机贪污。朱轼知道之后查处亏空,严厉惩办贪官。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朱轼的眼光并不仅仅局限于救灾,他还想到了以后防灾。他上疏康熙,建议山西建立社仓以备荒歉;并大兴水利,引泉灌田。修建社仓,开始于康熙十八年。户部准许乡村立社仓,市镇立义仓,由村民选举出本乡之人管理,每年把新粮收进仓里,换出旧粮。春天时借贷给贫苦无食的乡民,秋收的时候再偿还,每石取息一斗,每年年底的时候由州县将数目呈详上司报部。康熙看了朱轼的上奏,说:“从前李光地以社仓具奏,朕谕言易行难。行之数年,果无成效。张伯行亦奏称社仓之益,朕令伊暂行永平地方,其有效与否,至今未奏。凡建设社仓,务须选择地方敦实之人董率其事。此人并非官吏,借出之米,还补时遣何人催纳?即丰收之年,尚难还补,何况歉岁?其初将众人米毂扣出收贮,无人看守,及米石缺空,势必令司其事者赔偿,是空将众人之米弃于无用,而司事者无故为人破产赔偿也。社仓之法,仅可小邑乡村,若由官吏施行,于民无益。今朱轼复以此为请,即令伊久住山西,鼓励试行。”康熙认为社仓想法虽然不错,但是实行起来却适得其反,朱轼是有些不识时务。但是应当指出,在发生严重旱灾的山西地区,建立社仓对安抚灾民,恢复生产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事实证明朱轼的种种措施有效地控制了灾情,使得山西人民受益。在救灾过程中,朱轼还有意地发掘、锻炼人才。朱轼发现李卫才能超群,操守清廉,便推荐他任直隶巡道。后来李卫在雍正朝得到了重用,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

直到康熙六十一年,山西、陕西灾隋平息,朱轼请假归家葬父的请求才被康熙允许。朱轼回乡以后,遵照他的母亲冷氏的意愿,用雍正赏给其母过八十大寿的一部分赏金修建了苏溪河上的碧落桥。朱轼把这座桥命名为碧落桥源于一个故事,在朱轼出生的三百多年以前,一次洪水淹没了高安储藏粮食的官仓,朝廷的钦差到高安视察灾情,看见朱氏的居址又高又开阔,正好适合建粮仓,就和朱氏兄弟商量,买下他们碧落山的宅址,至此以后,朱氏兄弟四散而居,朱轼的祖辈由故居碧落山迁至苏溪河畔定居,朱轼把桥命名为碧落桥,正是为了纪念这件事情,由此也可以看出他重乡恋土的本色。碧落桥的建成,改善了当时的交通条件,使得江西高安、宜丰、上高三地商贾云集,方便了方圆百里的乡民。

才高德重成为帝师

雍正皇帝即位后,朱轼被召回京师,委以重任。在康熙年间表现出的才华,在大臣中建立的威信,使得他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要治理好国家,法律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雍正元年,巡视东城御史汤之旭奏:“律例最关紧要,今六部见行则例,或有从重改轻,从轻拟重,有先行而今停,事同而法异者,未经画一。乞简谙练律例大臣,专掌律例馆总裁,将康熙六十一年以前之例并大清会典,逐条互订,庶免参差。”雍正皇帝也深知国家法律的重要,所以制定修改法律一定要谨慎,制定法律的人一定要德才兼备又深明治国之道,朱轼成了最佳人选,因此任命为总裁,修改法典,增删条文,明晰细则。三年之后这项工作才初步完成,又仔细审定了两年才最终颁布。这部法典一共包括三十个门类,凡四百六十条。

雍正二年,朱轼当时担任吏部尚书,曾经上奏雍正:“皇上至仁大孝,丧三年如一日,今服制竟,请袷祭太庙,即吉释哀。”雍正以为很对,第二年二月,雍正诣庙行袷祭,如岁暮大袷仪。自后服竞行袷祭仿此,透过此事这可以看出朱轼在朝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