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帝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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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章 世代簪缨末代帝师(2)

1882年4月,法军在越南攻陷河内,企图向北越过红河,进犯云南,黑旗军将领刘永福率部抗击法军。8月,法军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一面封锁东京湾,一面要挟清政府撤回刘永福的黑旗军。是战是和,在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两派势力。李鸿章、奕欣等人是主和派;左宗棠、曾国荃等人是主战派。“清流”们理所当然积极主战,陈宝琛、张佩纶联合上《陈越南兵事折》,极力保荐云南巡抚唐炯、广西布政使徐延旭率军进入越南,支援越南军队抗击法军。他们的一番慷慨陈词,坚定了朝廷出兵援越的决心,依二人所奏,派唐炯、徐延旭带兵进入越南。后来,因为唐徐指挥无能,在北宁、太原被法军打得溃不成军。朝廷震怒,将这两位大臣,革职查办,定为“斩监候”。军机大臣奕新被慈禧太后说成是因循守旧、贻误战机,然后把他赶出军机处,接替奕新是慈禧一派的奕譞。

唐徐二人的越南兵败深深刺痛了陈宝琛。其中固然有指挥、士气等各方面的原因,但是主要的还是法国军队素质较高,使用的武器先进,以及完善的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因素。想罢多时,觉得必须把自己的想法上奏朝廷,就写了一封奏折。奏折分析了唐徐二人越南兵败的原因,建议清军也要参照西方的军队进行训练,并对如何筹集军费、如何选用军官、如何练兵、如何制造使用武器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主张建设军队要根据日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任用的大臣要有务实的精神,筹集军费要有长期持久的机制。朝廷研究了陈宝琛的奏折,认为挽救时局就得依靠这些有见识的“清流”们,于是把这些人派到地方上担任军职。陈宝琛被派为南洋会办大臣,吴大澄被派为北洋会办大臣,张佩纶被派为福建会办大臣。

慈禧这样处理以后,继续谋求对法国议和,奕譞入主军机处以后,派李鸿章向法国寻求妥协。李鸿章通过德国出面调停,最后终于促成了与法国的谈判,于1884年5月11日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哪知条约签订以后,还不到期限,法国就要接管越南北部的清军防地,并于6月下旬进攻谅山,炮击清军阵地,打死清军代表。清军被迫还击,将法军击退。这次事件本来是法国首先违约,但它通过外交途径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中国立刻从越南北部撤军,赔偿军费2.5亿法郎。清政府于是派曾国荃为全权代表、陈宝琛为会办,与法国人进行谈判。曾国荃在谈判之前,曾接到上谕,告诉他清政府的底线:赔偿费用万万不能答应;越南须照旧向清政府进贡;刘永福的军队,如果法国人提到,必须由清政府安排处理;中越分界线应在关外的无人地带划分;中法在云南通商,地点应选在保胜,法国人抽取的税金不能超过百分之五等等。让曾国荃可以在上述条件以内灵活掌握,全权负责。于是,曾国荃、陈宝琛在上海与法国代表谈判。可是在谈判中,曾国荃利用手中的权利,擅自许诺赔偿法军抚恤费50万两白银。陈宝琛气得当时就离席而去。回到住所,陈宝琛余怒未消,对曾国荃说:“这次本来是法国人的责任,我们丝毫不能退让,况且朝廷有旨在先,‘赔偿军费,万万不可答应。’在明天的谈判中,你要立刻收回你所说的话。不然的话,我立刻上奏朝廷。”曾国荃也有满肚子的委屈,就没有好气地说:“你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完全按照朝廷的意思,能谈得下来吗?谈判破裂以后,法国人接着进兵就有了借口,再发生战争,谁负这个责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既然朝廷让我做全权代表,我就应该当机立断。以少量的赔款换取罢兵休战,这不很好吗?”陈宝琛一听这话,更上火了:“国家没有尊严,全是你们这样的苟且求全之辈,一味屈服于外国的势力。如果无理的战争就能得到赔款,我们的国家就会更多的被歧视。今天是法国,明天是英国,后天是美国,这样,我们大清不就完了吗?”就这样,你说我苟且求全,我说你危言耸听,你一言我一语的就争吵起来了。到了晚上,陈宝琛觉也没睡,就连夜写起了上奏的折子。大意是说曾国荃苟且求全,擅改圣意,有损我大清国威,要求撤职查办、另派代表。不久,上谕就下来了。要求陈宝琛对曾国荃奉旨申斥。曾国荃受到申斥以后,心中很难受,也很不服气,朝廷不知谈判之艰难,现在是真的谈不下来呀。维护朝廷尊严,我已经尽了力了。于是也连夜写了奏折,大意是:陈宝琛在上海时,不顾谈判的艰难,经常说一些不切实际的高论,每一件事都与我发生抵触。我担心他的建议难以实行,恐怕与法国人在上海决裂,贻误了国家的大局,请求撤换陈宝琛。奏折很快送到朝廷,光绪皇帝一看,深为不满,想再次下旨申斥。慈禧太后则认为曾国荃言之有理,但她也不想答应法国人的无理要求,于是两个人的奏折就这样不了了之。这一下,曾国荃可犯了难了,赔款也不是,不赔也不是,就这样谈谈停停,久而未决。终于法国人坐不住了,首先派兵进攻台湾的基隆和福建的马尾军港。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率军奋力抵抗,敌军久攻不下。在福建马尾,会办大臣正是清流主将张佩纶,面对法军频频调动,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他却没有了昔日的豪情,命令军队原地待命。甚至下令,不准首先开炮,如有违犯的,即使是打胜了也要处斩。这样,在法军的进攻下,很多战舰还没有来得及起锚就被炸沉了。虽有士兵奋力抵抗,也没有逃脱全军覆灭的命运,张佩纶仓皇逃窜。

清政府打了败仗,就要追究责任,那些妨碍和谈的人自然成了攻击的对象,曾国荃借机上疏,奏陈宝琛好高骛远,不切实际,致使贻误和谈大局。另外,1882年的唐炯、徐延旭在越南兵败,陈宝琛有荐人失察之过。朝廷认为所奏有理,于是将陈宝琛降五级任用。陈宝琛自感无所作为,恰逢母亲刚刚病逝,就以此为由,回家“丁母忧”。谁知道,这一去就是二十四年,直到1909年才奉诏再次进京。

辞官回乡的岁月

1885年2月,陈宝琛看到时局动荡,自己的宏图大志在现实面前击得粉碎。面对法国的坚船大炮,空有杀敌之心,而没有回天之力。在朝中,那些曾受到“清流”攻击的守旧派,一时间拍手称快,此时群起而攻之。有一幅对联,讽刺了“清流”们的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上联是:三洋会办,且看侯官革职,丰润充军。下联是: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广州开赌。“三洋会办”指的是南洋会办陈宝琛、北洋会办吴大澄、福建会办张佩纶。陈宝琛是福建侯官人,张佩纶是直隶丰润人,联中用地名喻指陈张二人。“八表经营”影射张之洞。张之洞曾在奏折中写过:“敢忘八表经营。”“山西禁烟”指代劳而无功的事情。自鸦片传人中国以后,清政府一直在禁烟,可是屡禁不止,尤其是山西太原,简直成了鸦片的暗中集散地。所以,他们用“山西禁烟”来嘲笑“清流”们的失败。“广州开赌”,指为筹军饷,广州曾在乡试之年,以人闱举子的姓氏当作赌注。对联讽刺朝廷用这些无用的书生参与军国大事就像“广州开赌”一样。那些守旧派的得意之态在这里可以看出一二。

陈宝琛被降五级任用,再加上战争的失败,令他对朝政时局心灰意冷。他是个孝子,母亲病逝,对他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行船偏遇打头风。”他干脆上疏,辞去所有的职务,回家为母亲“丁忧”,以尽孝道。

陈宝琛回家之后,闲居了一阵子,每天的生活只是读书教子。后来,他每天去赐书楼读书,见这里已经很破旧,就想把它重修一下。赐书楼是陈宝琛的曾祖父陈若霖所建。陈若霖在朝廷任职的时候,道光皇帝屡屡赐书给他,他感激涕零,于是就修建赐书楼,专门收藏御赐书,以表示不敢忘记皇恩。陈宝琛看到赐书楼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感慨万千,祖上在过去曾经多么的辉煌,自己却落得一败涂地,但愿重修此楼能为自己的前途带来好运。经过一年的时间,赐书楼修葺一新,又恢复了往日的风采。但他只能每天到这里看书、怀旧,觉得自己已经不可能有这样的荣耀。时光荏苒,岁月悠悠。现在,他虽然在家闲居,心中却时刻关心着外面的世界。此时,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已经签订。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以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军费二亿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等等。”他听说以后先是震惊,继而愤怒,后来就干脆大骂起来。他先骂日本人贪得无厌,再骂李鸿章懦弱无能。孩子们知道父亲的脾气,也不敢上前劝阻。还是妻子最后劝了劝他:“朝廷也是没有办法呀,好好的谁愿意割地赔款啊,你再生气也不顶用,这气坏了身子可是你自己遭罪呀。”陈宝琛余怒未消:“把土地割让给日本,就是死也不能答应!李鸿章,你是大清的罪人呀!你这个卖国贼!”就这样,陈宝琛每天在家里又是骂又是叹息。后来,坏消息不断传来,什么德国租借胶州湾,俄国强占旅顺、大连,法国强占云南边地,义和团运动等等,他听到这些消息,惊愕了,这还像个国家嘛。从那以后,他反而不再骂了。每当看到红日西坠,他就叹息大清王朝气数已尽。自己既然不能挽救时局,就干脆在家里吟诗作赋,不问世事。后来又修建了“还读楼”、“沧趣楼”,或闭门读书,或交友唱和。

还书楼意思是还我读书,他把御赐以外的书收入此楼。陈宝琛酷爱读书,收集了大量的珍本、善本,数量远远超过赐书楼。当他心情烦闷的时候,总是到这里散心。国家大事、功名利禄已经不能成为他心灵的寄托,他只好到书中安抚自己颓丧的灵魂。不久以后,他又修建了“沧趣楼”。“沧趣”,取意于《庄子·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说:时局好了,我可以大显身手;时局动荡,我就应该退隐。此时,读孔孟之书,走科举之路的陈宝琛也萌生了退隐之心。在家闲居的日子里,他每天以写字、读书、赋诗打发时光。当然,作为当地名流,时常有人来拜访,如:林纾、严复等人,也因此结交了不少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吟诗作赋。陈宝琛的《沧趣楼文集》中的作品,主要写于这一时期。

1895年,陈宝琛去上海办事。他知道好友张佩纶在上海闲居,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他。经历了世事的沧桑,两位好朋友见面之后感慨万千,想起当初在朝中弹劾大臣、抨击朝政,意气风发,是何等的气概,如今,两位的头发已是花白,抚今追昔,怎能不生感慨。陈宝琛当场赋诗一首:“相看短发未全斑,十五年来一瞬间。可似东坡遇莘老,安排浮白对青山。”抒发了人生易老、盛年不在的感慨,也寄寓了政治上失意的情怀。吟罢之后,相视垂泪。回家以后,更是不问政事,只是埋头整理书稿,借此忘记心中的烦恼。

1898年,正当他沉湎于这种情绪的的时候,京城传来了一个消息让他精神为之一振,光绪皇帝实行新政了。他听到以后兴奋地说:“大清国有希望了,我又有用武之地了。”他把这一消息告诉给家人,告诉给朋友。朋友们来了以后,也不再谈论诗词歌赋了,主要谈论新政和他们自己的打算。他们谈论最多的还是文化教育。新政中对文教方面的改革让他们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新政规定: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考试,改试策论;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等等。这时候,福建各地纷纷筹划兴建中小学堂。可当时具有新思想的教育人才、老师特别缺乏,闽浙总督久闻陈宝琛的大名,就亲自到家里拜访,商议兴办新式学堂的各种事情。他想把东文学堂扩充为闽浙师范学堂,全力培养师资力量,以适应今后教育事业的发展。总督提出要让他出任学堂监督,陈宝琛慨然应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