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朱元璋为他们准备的接风宴上，刘伯温用犀利的眼神剥开朱元璋的皮囊，发现了他心灵最深处的秘密。朱元璋的心一直在毫无规律地跳动，焦躁不安，惊恐万状，只是没有表现在脸上。刘伯温知道，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人想要扫灭天下群雄，甚至把元帝国都放进了自己的计划中。但是，他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孔子说，一个人到了五十岁时就知道天命。所谓天命，其实就是知道你该做什么和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就去做；能做什么，就要快速地把它完成。刘伯温发现了朱元璋心灵深处的秘密后，自然就知道该做什么，而且他也知道自己可以帮助朱元璋做到。
但就在那天朱元璋给他们准备的接风宴上，刘伯温一句有价值的话都没有说。他不是章溢那种人，张口就是一些假大空的话，更不是叶琛，欲言又止。当然也不是宋濂，因为宋濂的长处不在谋略。
刘伯温对自己太了解，不深思熟虑，决不开口。但一开口，必然是行之有效。因为开口之前，他会把功课做足。
四人就在那次接风宴上被朱元璋授予了官职。刘伯温得到一个并不太重要的军事祭酒职务，就是高级军事参谋，这个职务从名字上看离“军事”只有一步之遥，但正如狗和热狗一样，可谓相差十万八千里。
章溢和叶琛也被授予了官职，但刘伯温从他们的脸上就看出来，他们并不满意。至于宋濂，本来就是朱元璋的秘书，和他们早就拉开了距离。三人被安排到朱元璋特别交代的孔子庙，环境不错，吃穿也不错，但章溢和叶琛就是感觉少了点什么。时光倒流十年，刘伯温肯定也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是一种尊严受到轻微贬损后的情绪波动。不过现在，已经五十岁的刘伯温，内心平静得如古井之水，不起一丝波澜。
刘伯温整五十岁那年，被朱元璋请到他的根据地应天做高级军事参谋，这不是一个让人兴奋的职务，仅从这点来看，刘伯温和朱元璋初次相逢时并未受到后者的重视。
关于这一点，有两件事可以证明。
第一件事是这样的：刘伯温第一次见朱元璋时，是被单独面见的。朱元璋没有为刘伯温准备什么酒菜，而是自己在大吃大喝。刘伯温在他饭桌前站了好久，朱元璋才抬起脑袋来，问刘伯温：“听说你是进士，能即兴写诗否？”
刘伯温内心冷笑，说：“读书人的基本功，怎么不能？”
朱元璋举着筷子在空中晃了两下：“以这个为题！”
刘伯温脱口而出：“一对湘江玉并看，二妃曾洒泪痕斑。”
朱元璋冷笑道：“秀才气味。”
刘伯温说：“还没完呢。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留侯一借间。”
这四句诗需要作个简单的解释，前两句是说朱元璋用的筷子，那筷子是湘妃竹制成，如同晶莹绿玉。湘妃竹的典故是这样的：圣人舜娶了两个老婆娥皇、女英，三人恩爱无比，后来舜去世，两人赶往舜去世的所在，一路哭泣，把眼泪洒在了路边的竹子上，形成了斑纹。所以，有斑纹的竹子就叫湘妃竹。
后二句也用了个典故：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处于胶着时，刘邦手下有个儒生给他出主意，说封那些正在作壁上观的六国的后代为诸侯，他们得了这样的好处，肯定会帮您对付项羽。刘邦举棋不定，趁和谋士张良吃饭时把这事说了出来，张良马上反对，从刘邦的餐桌上抓过一把筷子说：“请让我以这把筷子来为大王筹划。”然后就一、二、三、四地分析这样做的坏处，每说一条，就放一根筷子在桌上。这就是“借箸代筹”成语的由来。刘邦听从了张良的意见，才避免了分裂割据现象的出现，让两汉活了四百年。
朱元璋听了刘伯温的这首即兴诗，大吃一惊，扔了筷子，弹起来握住刘伯温的手，说：“咱们真是相见恨晚啊！”
第二件事是这样的：朱元璋把刘伯温等人安顿妥善后，就问秘书陶安：“这四人到底怎么样？”朱元璋所以问陶安，当然有他问的理由。陶安博览群书，过目不忘，智谋百出，曾要朱元璋取应天（当时称集庆），只要拥有应天，就能依其地势君临四方。朱元璋后来得了应天后，就把陶安随身带在身边，一遇有事，必然询问。
陶安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且在朱元璋等人来时，也多方观察做足了功课，再加上一些道听途说，就下了判断说：“论管理，我无法和章溢、叶琛相比；论学问，宋濂甩了我几条街；论谋略，刘伯温如果自称第二，天下没有人敢称第一，何况是我！”朱元璋自此下定决心，重用刘伯温。
这两事透露出一个信息：结果虽然圆满，刘伯温的谋略最终被朱元璋认可，但开头并不美好，朱元璋对刘伯温的能力还处于怀疑中。
多年以后，清朝人王士祯说，明代时浙江盛产魁首。刘伯温是谋臣之首；宋濂是文臣之首；方孝孺是忠臣之首；于谦是功臣之首。
方孝孺是明朝第二任帝朱允炆的大臣，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陷南京，方孝孺宁死不屈，被朱棣诛了十族。于谦是明朝第六任帝朱祁镇时的文臣，土木堡之变后，朱祁镇被蒙古人也先俘虏，押着他一直来到明朝当时的首都北京，于谦顽强抵抗，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这四位顶级大佬中，刘伯温最为光芒夺目。因为没有他，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可能性会降低，后来的方孝孺和于谦出现的几率就很小了。
但在1360年的应天城中，初来乍到的刘伯温还远未受到朱元璋的重视。然而他并不急，多年来，他已经养成了“自然而然”的心灵励志法则。每天早上，他都会趁薄雾未散时，走出孔子庙，走在被雾水打湿的青石板上。那个时候，鸟儿还没有起床，整个天空一片青灰色，偶尔有几家的烟囱冒出青烟，但很快就被青灰色的空气融化了。他转了半个内城，然后悠闲地走回孔子庙，吃了点早餐，摊开纸，把笔蘸饱了墨，写下了六个大字：拟时务十八策。
在他书桌的左边，有一张潦草的地图，这是一张江南群雄图。从这张图上，刘伯温看到了朱元璋的战略构想：地图上画的那条“北起江阴，沿太湖南到长兴”的一条直线是朱元璋的重要防线，防御的目标是东面的张士诚；南面的徽州屯聚着朱元璋的主力，随时准备进入浙东；西面则和天完帝国短兵相接，只守不攻；北面根本不用操心，因为韩宋帝国正在那里牵制着朱元璋的劲敌、那位最有可能成为元朝齐桓公的察罕帖木儿。
刘伯温对着地图点了点头，提笔写道：“您因天下大乱，从底层一跃而起，手无寸铁，无所依凭，全是以德服人，如今拥有江南大部，百姓顺应，这可称得上是王师也。”这是书生写文章的亮手势，有如黄飞鸿搏击前那个招牌动作一样，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下面的才是干货。
第一策：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今元王朝失德，中华大地如一锅沸水。百姓盼望有德之人如大旱盼甘露。如您能效仿商汤、周武吊民伐罪，就可顺应民意，取而代之。
第二策：元王朝已如强弩之末，又因为刘福通的斩首行动，使其满脸血污、精疲力竭，根本无暇顾及南中国，我们应先定东南，然后北伐，大事可成。
第三策：秦朝末年陈胜第一个革命，第一个称王，这种事不要干。所谓枪打出头鸟，我们现在更应该打着韩宋帝国的旗号开疆拓土，外人看上去，认为是韩宋帝国在开疆拓土。这是朱升的“缓称王”的来源。
第四策：应天为六朝故都，西临荆楚，东有江浙，依山傍水，能守能攻，实在是个定鼎之宝地，将来统一天下，也应该在此建都。
第五策：我们有两个敌人，西边的陈友谅，东边的张士诚。陈友谅占据荆、襄全部土地，窥伺江东，天下已被其占去大半。而张士诚仅有边海地，南到会稽，北不到淮扬，虽有大志，却不能知行合一。陈友谅则彪悍异常，又有用兵之谋，所以，我们第一个敌人应该是陈友谅。猎人们常说，打一群猛兽时，挑最狠的打。古人说，擒贼先擒强的。强的一败，弱的就会束手来降。我们如果得到陈友谅的地盘，天下之势也就定了。第二策“先南后北”的基础便是本策的“先陈后张”。
第六策：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想要得民心，就要修德省刑，轻徭薄赋。在我们面前就有个绝佳的反面教材——元王朝。我们只要反其道而行之，就能得民心。
第七策：大力招揽天下俊杰。人才比黄金还宝贵，没有人才，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八策：耕不忘战，战不忘耕，以耕备战，以战护耕。刘伯温后来创建的卫所制，源头就在此处。
遗憾的是，我们只能写到这里，《时务十八策》中的后十策众说纷纭，为什么会众说纷纭，因为当朱元璋看完《时务十八策》后，先是心花怒放，紧接着就是背后发冷，毛骨悚然。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世间真有这样的天才级人物，能在胜利的曙光未现时谋划出建国大纲。《时务十八策》几乎就是他内心深处最愚昧角落中那个喷薄欲出，但凭他的智慧永远都无法喷出来的想法。如果让《时务十八策》公之于世，将来功成名就，他人定会归功于刘伯温的谋略，一如诸葛亮的《隆中对》，这定会让朱元璋万分失色。
据说，朱元璋一个人看完《时务十八策》后，就把它处理了。有人说是藏了起来，有人说被他烧成了灰，还有人说，他看完《时务十八策》后急如星火地找来刘伯温，马上升刘伯温为军师，并且告诉刘伯温，你从来就没有给过我什么《时务十八策》。
可以这样说，《时务十八策》失传了，那么，我们所列出的八策是如何来的呢？多年以后，有人破译了刘伯温的《郁离子》，发现这本书的第十八卷就是《时务十八策》的内容，只不过是用寓言给遮盖了。
后面还有十策大致如下：粮草供应之对策；水战、火战之配合；坚城固守与弃城引敌；疑兵计与反间计；农田水利之构建；军中将领之俸禄；劫寨与反劫寨；谋士参议制；属官编制；北伐。
朱元璋认真地看了《时务十八策》后，发现第一策到第四策都不是他即将要考虑的问题，只有第五策，迫在眉睫。
第五策中，我们会发现一个陌生的名字——“陈友谅”。这个陌生的名字对朱元璋而言可谓如雷贯耳，因为自他参加革命以来几乎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对手，而陈友谅是他梦中都会被气醒的强劲对手。
陈友谅来袭
陈友谅一直都在鼎沸的南中国舞台上卖力表演，只是他始终站在他的领导徐寿辉的身后，未惹人注意而已。
刘伯温十岁那年（1320年），陈友谅出生在今湖北仙桃市通海口镇一个穷苦的渔民家庭，由于有兄弟七个，所以从小就饱受艰辛，勉强成人。虽然每天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可并不阻碍他好动的性格，他从各路豪杰那里学来了超群的搏击术。20岁时，陈友谅到县城考武科，但因为他的搏击术毫无观赏性，所以名落孙山。不过当地政府看他力大无穷，所以就让他在政府办公室打杂。
这个让人倒尽胃口的职务，陈友谅一做就做了十年。这十年时间里，他只学会了一条：你必须要做官才能发挥能量，否则，你的能量就是身上的血，只能维持你自己的生存。每当他在政府走廊中看到那些趾高气扬的官员前呼后拥时，他浑身的汗毛就坚挺起来。他对着柱子说，我也能当官，我也能有十万人做手下。
30岁时，他毅然辞职，回家打鱼，在波平浪静的水面上，他看到自己的虎背熊腰，看到自己的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不能得志的酸楚就涌上头顶，然后一个猛子扎进水中，半个时辰不出来。他那颓废的形象让他老爹极不高兴，他老爹教训他，做个渔翁没有什么不好，你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难道还想做皇帝？陈友谅转动着大眼珠说：“当初刘邦不过一个小流氓，不还是当了个汉高祖！”
这是勇气催生出来的狂妄的幻想，可如果付诸实践，那就是理想。一年后的1351年，徐寿辉发动起义，声势夺人。陈友谅扔了渔网，跳下了船，在洪湖煽动渔民一千多人革命，打出的旗号是“红巾军洪湖分部”。凭借着在基层政府多年来耳濡目染而学到和悟到的出色的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他的部队在一年之内就翻了二十番。这个数字虽然和徐寿辉的部队数目无法相提并论，但陈友谅的发展潜力如深海巨河，看上去永无止境。
1355年，陈友谅在战场上结识了徐寿辉的大将倪文俊，在倪文俊的引荐下，陈友谅见到了徐寿辉和徐寿辉那支庞大善战的天完兵团。他全身心地把自己投入到开疆拓土中去，两年后，他那出色的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还有他埋头苦干的精神使他一跃而成为天完帝国的中坚人物。
与此同时，一些心机颇重的人发现，陈友谅的野心像一只巨兽，开始咻咻地转向了徐寿辉。在陈友谅心目中，徐寿辉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在这样的乱世，他的角色应该是吃斋念佛，普度众生，绝不是动刀动枪。
在扩张领土的过程中，徐寿辉的“知足常乐”更让陈友谅对其厌恶到骨子里。倪文俊也厌恶徐寿辉，不过和陈友谅不同的是，他纯粹是想坐徐寿辉那个位子，而陈友谅有更高的理想，取代徐寿辉只是他的一种手段，他的目的是想统一整个中国，至少是南中国。倪文俊、陈友谅对徐寿辉宝座的觊觎和当初刘邦、项羽对秦始皇车队的觊觎异曲同工。刘邦看到秦始皇的豪华车队时，说：“男人就该那样。”而项羽却说：“我要取代他。”两人的理想有天壤之别。徐寿辉身边的谋士团发现了陈友谅的狼子野心，就怂恿徐寿辉把陈友谅调到外面去。徐寿辉同意了，他没有理由不同意，因为他自认为，身边有个倪文俊就足够。
但倪文俊让他失望了。1357年阴历九月，倪文俊制定了谋杀他的计划，事前泄露，仓皇逃到了陈友谅的驻军基地黄州（今湖北黄冈一带）。倪文俊认为陈友谅对徐寿辉也没有好感，所以陈友谅应该是他朋友，即使不是朋友，也不会是敌人。初进黄州，陈友谅的确表现出了朋友的样子，请他吃的是新鲜的烤武昌鱼。但饭毕，陈友谅的背后就跳出了几个手拿短斧的侍卫，把倪文俊砍成了肉泥，脑袋当然是完好的，陈友谅派人把那颗脑袋送给了徐寿辉。凭倪文俊的智商，即使再活五百年，也不能理解陈友谅的内心世界，一个无法了解别人内心世界的人，总会做出蠢事，所以，倪文俊死了。
徐寿辉对陈友谅演绎出的这一幕忠诚大戏至为感动，几乎要流下滚烫的热泪。倪文俊谋杀他未遂后，他经常闷闷不乐，认为身边没有一位忠贞不贰的人。现在，他认为有了，这个人自然就是陈友谅。
陈友谅很快就被徐寿辉呼唤到他的大本营汉阳，授予了宰相的高位，同时统领天完帝国的所有军队。自此，陈友谅的大半个身子已经挤到了前台。他虽然实质上拥有天完帝国辽阔的地盘和骁勇善战的军团，但对付徐寿辉，他不想用军队这种粗俗的手段。他在徐寿辉政府的政治迷宫里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用罕见的政治手腕扫除了徐寿辉身边所有可能威胁到他的人。徐寿辉很快就发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但他无法反抗，他没有反击的智慧，也没有反击的动力。
当陈友谅站在江州城（今江西九江）中最高处向东方望去，一眼就能望到滚滚东流的长江。他犀利的眼神穿透长江江面的薄雾继续向东前进，就会看到应天城里虎虎生威的朱元璋，跃过朱元璋，他又看到了正在海边休闲的张士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