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徒相信，接近肮脏的东西会造成永久污染，不仅危害集体，而且危害后代。因此他们非常害怕受到从事清洁工作的社会成员的污染。印度教社会其实是按照洁净的程度确定社会群体的等级，而不是按照所从事的工作划分成不同的种姓。贱民，也就是传统上的清洁工、屠宰工等被认为是绝对不干净的，因此处在社会最底层。日本也曾有过类似种姓的制度，尽管已经被宣布为非法，但其影响至今仍然可以感觉到。
尽管传统的印度社会结构是以制度化的不平等为基础的，但是如今的印度政府，也许还有全体国民，都追求社会平等。从圣雄甘地开始，印度的政治家们努力改变印度社会对贱民的态度。甘地曾经称他们为“神的儿子”。宪法宣布废除整个种姓制度。国家22．5％的公职岗位给了贱民，作为对他们过去所受待遇的一种补偿。这些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根深蒂固的偏见是不可能一朝一夕就消失的。
由于种姓制度对于从事什么职业并没有严格的规定，低级种姓也就有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层次的空间。然而没有严格规定并不等于种姓制度不起作用。像不同种姓之间通婚等违反种姓制度规则的行为仍要引起野蛮的反应。有教养的印度人认为，这种野蛮反应是回归不人道的封建年代，主张政府采取坚决措施加以制止。然而为在传统上社会地位低下的种姓创造机会平等的努力在这些种姓的内部也遇到了顽强的抵制（纳拉亚纳和坎特纳，1992年，第5页）。
正如最近的历史所提示的那样，进一步推动改革并不容易。主要由农民和工人构成的中间种姓占人口的52％，但1980年他们仅占据12．5％的公职岗位，4．7％的官员岗位。1990年，政府颁布了一项规定，为中间种姓和处于落后环境中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保留27％的中央和地方公职岗位。结果十来个高级种姓的学生自焚以示抗议。高级种姓的婆罗门仅占人口的5．5％，但却一直把持着政府各个部门。公职岗位之争如此激烈，那些学生竟然觉得自己成了不公正的受害者，而不是历史上的压迫者。由于执政伙伴撤消了对种姓制度改革的支持，当时的总理辛格不得不辞职。
“神的儿子”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争取作为平等公民的民主权利。到了现代发生的种姓政治化表明权力比地位更重要。教育也是一个有助于拆除种姓藩篱的因素。所有这些变化让人看到了种姓制度终将消亡的希望。
社会组织的等级制度是印度传统保守主义的核心。区分尊卑的标准中有年龄标准和性别标准。年长者与年轻者之间，年长者位尊；男人与女人之间，男人位尊。妇女常常不得从事社会工作，不得参与男人的谈话，在年长者或成年宾客面前还必须遮住头脸。大多数关系都要分出尊卑来，位尊者像家长一样颐指气使，位卑者则像子女一样必恭必敬。这种社会行为准则深入印度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包括工作单位。
显然，印度传统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和变革，这与湿婆舞的进化性正好相符。然而任何变化都需要摧毁旧的方式。压力正在旧的体系内积聚。也许在这些变化尚未完成之时湿婆会休息一下，结果让世界大乱一阵。也许一种新的舞蹈节奏正在诞生，这是21世纪的舞蹈节奏，印度社会的日常舞蹈将会平静地适应这个新的节奏。
工作和娱乐的循环
工作的意义体现在许多方面：可以谋生，可以实现对成就、权力和地位的追求，可以满足建立家庭和照料家庭的愿望。对于印度人来说，工作的最大意义就是为他们的“解脱”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在生命的循环中一步一步向最终目标前进。印度人对工作的见解在《薄伽梵歌》中有过描述：“放弃工作和无私工作都可达到最大幸福。无私工作比放弃工作更有效。”（多伊奇，1968年，第60页）
工作早先曾是不计物质回报的义务。履行自己对亲人、朋友甚至素不相识者的义务，培植和谐的关系，是当时的社会制度的精髓。20世纪，工业活动迅速扩张，西方的技术和方式大量涌进印度，但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人也没有完全吸收西方的价值观念。如今，经过政府的努力，一个属于高一级种姓的人为一个出身于低一级种姓的人打工已经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了。许多印度人养成了一种新的习惯：他们在工作单位收起种姓偏见，一回到家里则严格按照种姓规则从事各种社会活动。
我们已经看到家庭生活如何促使个人养成一种有助于加强集体主义观念的依赖感。同样，印度的大多数组织内都有许多相互重叠的内团体（in-groups），每个团体的成员之间关系非常亲密。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进行合作，为了共同的利益作出牺牲，也为维护相互的利益挺身而出。然而这些内团体常常干预组织内各个正式机构、各个正式部门的事务，结果导致组织内部出现宗派活动和权力游戏。评价工作表现不是看业绩而是看关系。只要人际关系处得好，就是工作能力差也可以容忍。工作能力强的人可能会受到尊重，但是如果不具备某一团体的特征，就不会被那个团体所接纳。
家庭、亲友、种姓成员、讲同一种语言的人、信仰同一宗教的人都可以形成内团体。同一群体内一般又按家乡所在的邦、县、市镇或村庄分成更小的群体。这些群体的成员之间关系亲密友好，他们可以不事先打招呼就到别人家里做客。
既然这种封闭群体在印度人眼中非常重要，到印度开设子公司的外国人发现很难与印度人打交道也就不足为怪了。印度人在印度开公司，全部手续办下来需要30天时间，而外国公司要在印度开设子公司则需要12至18个月，要取得出口许可还需再等12个月。要想尽快办完各种繁杂的手续就需要贿赂政府官员。有的外国公司因此而放弃了自己的计划，有的虽然费尽心机拿下了各种手续，却又发现公司运作起来还是困难重重，最后干脆关门走人。80年代以来，随着印度经济持续发展，企业经营环境渐渐有了改善。如今，甚至规模相对较小的外国公司都觉得在印度有利可图了。印度政府正在努力推行企业私有化，吸引外国公司到印度投资。
格尔特·霍夫斯泰德曾对53个国家的文化差异进行过研究，他的研究对了解印度尤其有帮助。他把印度列入高度倾向于回避不确定事物的那类国家（霍夫斯泰德，1980年a）。印度人喜欢同老朋友和老同事一起工作，风险越少越好。除此之外，印度还属于权力地位差较大的国家。然而用个人主义的尺度来衡量，印度在53个国家中排在第21位。这也许是英国的长期统治所造成的，我们本以为印度的集体主义倾向会更强些。最后，印度的阳刚气指数较高，这与印度教中突出男性主导地位的思想是一致的。总起来看，霍夫斯泰德对印度进行的研究反映了印度社会体系的历史连续性及其抵御外来人侵、殖民统治和经济灾难的能力。
等级制度仍是现代印度体制僵化的原因所在。决策过程中，年轻人没有或几乎没有发言权。实现变革所必需的批评和争论基本上不存在。知识与命运之间的任何冲突都以无可奈何的感觉和软弱无力的发泄而告终。渐渐地，年轻人只好认命，什么时候自己也熬到了年老，就可以享受年龄给自己带来的优惠了。年轻劳动者所表现出的无奈和无志向与世界对湿婆的意志的顺从颇为相似。
印度人看重家族关系和查特关系，这给商业界带来的后果就是拉帮结派、尔虞我诈、腐化堕落。到印度旅行和做生意的人中间流传着许多关于印度官员腐败的传说。然而违背西方的道德标准和效率标准并不会使印度人产生罪过感，他们只有在自己的行为违背了远近亲疏的原则之时才会产生罪过感，才会产生焦虑。
印度的体制是殖民地时期形成的，组织机构官僚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地位悬殊。因此经理人员往往被看成是独断专行或发号施令的人。美国有一部给经理人员看的培训录象片——《走向国际》，里面讲到了一个美国经理与其印度下属之间的关系。通常，美国的经理觉得自己的职责是解决问题或简化问题，他们总是尽量让自己的下属参与日常决策（艾德勒，1997年）。录象片中的美国经理就试图将美国的方式应用于他的印度雇员，没想到这位印度雇员却因此而对其美国上司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最后甚至对他的美国上司怀有某种轻蔑。这个实例给人的教益十分明确，那就是美国的经理在印度工作一定要比在美国更威严，说一不二。
有的印度经理看了这部录象片立刻就同他们的同胞产生了共鸣：85％的印度雇员认为，有上级的监督可以工作得更好。这似乎导致印度的公司与在印度工作的美国公司相比等级更加森严。如果印度的公司有八到十个等级，那么美国的公司只有五到七个。还有一种倾向是，下层经理人员作决定偏于保守，甚至回避承担责任。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很少通过谈判解决，有了矛盾只好找上级裁决。
印度的宗教节日为印度人提供了娱乐休息的机会。宗教节日一年到头都有，通常与节气变化或古代神话有关。有些地区，过节的不仅仅是印度教徒，而且还有其他宗教的信徒。家族关系通过共同庆祝节日得到进一步加强。节日期间，印度人纵情狂欢，肆元忌惮。经常举办的活动有猜谜、角力、角色转换、反叛表演等。正如湿婆舞表达了湿婆的喜悦和欢乐一样，节日给了印度教徒以表现自己的热忱和幸福的机会。
节日期间，印度人常常玩得心醉神迷，有时甚至演变成群众性的歇斯底里，印度历史上多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节日向印度人提供了情感宣泄的机会，让他们把平时淹没在互助关系和种姓关系中的强烈情绪发泄出来。但是节日也可以用来恢复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节日所反映的正是湿婆舞向世人展示的宇宙的循环——活动、爆发、恢复秩序。
为纪念圣雄甘地、尼赫鲁、英迪拉·甘地等“现代印度的神”而修建的纪念馆也同宗教庙宇一样是印度人朝拜的地方。1984年，英迪拉·甘地命令军队进攻阿姆利则金庙，驱赶锡克族叛乱分子。五个月后，她所信任的锡克族卫兵将她杀害。她在新德里的家如今成了纪念馆，成了神殿，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前往参观。花园里她遭到枪击的地方有两名士兵守卫；她那件被子弹打穿的纱丽服在馆内展出。参观者成群地围着这些遗物观看，许多人伤心落泪。拉马·拉奥也是一个受人怀念的人物。他早先是电影明星，担当过320多部电影的主角，观众把他视为他所扮演的神话人物。他后来弃影从政，创立了一个新的政党，结果立刻取得了选举的胜利，在1983～1989年担任安得拉邦的首席部长。他那个印度教激进政党推行原教旨主义政策，有时在社会中引起了冲突，但这正好符合湿婆舞既创造又毁灭的性质。
印度人最喜爱的娱乐形式就是看电影，或者在电影院看，或者从遍布全国的商店租录象带看。印度的“宝莱坞”是当今世界第二大电影生产商。从印度的传统文化中汲取题材、形象和象征的电影最受欢迎。印度的电影将传统戏剧的情节拿过来，并加以发挥。电影的观众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分。有些电影所使用的语言和所反映的价值观已经开始影响印度人的生活观念，影响印度人的家庭意识和社会意识。罗伯特·斯托勒给幻想下的定义是：“现实的回避者，真相的掩盖者，安宁的修复者，恐惧和悲伤的敌人，灵魂的清洁者”（斯托勒，1975年，第55页）。这个定义所使用的一些字眼同样可以用来描述湿婆舞的虚幻性质，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电影在印度人的娱乐休息中会起着这么重要的作用。
结束语
印度是亚洲的中心，印度教则是印度人的思想的核心。花费了1000到1500年的时间写成的伟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也只是描述了印度人的思想脉搏的一个节拍。我们追述湿婆舞的形象和意义，把湿婆舞与印度传统生活的主要方面进行对照，就是为了探索印度社会的本质。
正像很难解释西方国家为什么会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以及其他形式的不宽容、不公正一样，印度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矛盾现象也难以找到符合逻辑、令人信服的解释。印度人民的人生观和思维方式根源于他们的传统，而不是来自对书本的研究。尽管外国文明和新的希望会对印度人民产生影响，但印度教哲学的精神却没有因此而枯竭，没有因此而腐朽（芒西，1965年，第148页）。
印度将继续经历善与恶的交替，幸福与绝望的交替，创造与毁灭的交替。印度人民将在这一过程中继续其奔向精神解脱的旅行。印度教哲学是理解印度的钥匙。一个成分如此复杂的民族何以能够承受自己的沉重负担，印度的人民何以能够泰然自若，心境平和，而且充满宗教热情，这个谜底只能到印度教哲学中去寻找。
不论发生了什么，湿婆仍然在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