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马来西亚国民大学1996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解释了文化象征的概念，即一种为某一文化群体的所有个体或大多数个体认同并反映基本价值观念的活动、现象或习俗。就一个国家或国家文化而言，个体就是其公民。正如我在第1章中所解释的那样，最理想的活动、现象或习俗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或特征突出的，最好让外人觉得很难理解这种活动、现象或习俗是如何表现基本价值观念的。有的学者马上就注意到，马来西亚的三个文化群体，即土生土长的马来人（约占马来西亚2000万人口的59％）、印度人（9％）和华人（32%）相互之间差异巨大，几乎无法找到一个共同的文化象征。许多到马来西亚访问的外国人也能体会到这一点。的确，塞缪尔·亨廷顿说过，像马来西亚那样的民族文化是劈裂的民族文化，也就是说它的各个民族相互隔绝，难以融合为一个共同的文化（亨廷顿，1996年）。甘农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连一个共同的文化象征都找不出来，那么这个国家能不能以现有的形态生存下去就很难说了。从这一角度来看，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鼓吹亚洲价值观就是在寻找文化象征。
经过激烈的讨论，罗然·奥斯曼提出，也许可以把“回乡”当作马来西亚的文化象征。正如奥斯曼所说，“回乡”是三个文化群体所共有的现象，与回乡相联系的行为模式非常固定，可以预见。例如在几十年前的反共战争中，警察要抓某一个共产党要人就常常埋伏在村庄的外边，等他回乡吃完团圆饭立刻逮捕他。
马来西亚于1957年脱离英国的统治获得独立。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民族群体壁垒分明的东南亚国家都经历了迅速工业化的过程，马来西亚也是如此。尽管马来西亚的人口近一半生活在城市地区，但许多城市居民都是从农村地区迁居到城市的，在城市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因此可以想像他们对于传统的乡村价值观念依然留恋。事实上，在有500万人口的首都吉隆坡，来自不同乡村地区、甚至来自不同村庄的人常常相对集中住在某一个城区内。
此外，马来西亚的历史对职业结构和群体隔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英国人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招来华人充当锡矿劳工，但不允许他们获得土地。除了当劳工，华人只能经商。如今，海外华人已经遍布世界各地，生活在许多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多数华人既信儒教也信佛教。相比之下，印度人主要充当橡胶园的劳工和铁路系统的职员。在橡胶园工作的印度人生活在乡村地区，但他们居住的地方与马来人相互隔绝；在铁路系统工作的印度人多居住在城镇。印度人基本上信印度教。一般来说，马来人生活在乡村地区，从事种植水稻、捕鱼等农业生产。几乎所有马来人都信伊斯兰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民族不仅语言、宗教和传统不同，而且职业分工和地理分布也有区别。英国人在城镇地区开办英语学校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三个民族的相互隔绝。乡村地区，学校的学生基本上都是马来人和印度人，他们分别使用自己的语言，也就是马来语和泰米尔语。1957年以前，只有受过英语教育的人才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种要求进一步限制了马来人和印度人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的可能性。
华人慢慢发财致富，而马来人却贫穷依旧，这就不难想像，1969年发生的针对华人的民族骚乱与各民族之间的鲜明差异不无关系。为了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政府设计出一个机会均等的政策，意在帮助马来人脱贫脱困。根据这一政策，想在当地股票市场上市的马来西亚公司，马来人的股份至少要占30％。马来人被称为“土地之子”，所以这一政策也被称为“土地之子”政策。尽管在政府的合同招标中还存在着作弊的现象，但“土地之子”政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奏效的。1970年，马来人的公司资产仅占总资产的2．4％，到1998年则达到了20％（格兰，1998年，第A15版）。相比之下，在相邻的印度尼西亚，5％的人口（主要是华人）控制着近95％的国民生产总值，结果1965年和1998年先后发生两次针对华人的大规模民族骚乱。但愿今后能够避免再度发生这样的骚乱，为此不仅政府要采取适当的政策，而且人民也要了解全体或多数公民所认同的共同价值或文化象征。
我们要强调的是“回乡”的三个特征，即追根溯源，权威排列，巩固基本价值和行为。下面我们就一一加以探讨。
追根溯源
移居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人背井离乡，远涉重洋，来到一个新的文化环境。此情此景令人心酸，19世纪前往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移民所留下的伤心歌曲就是证明。几乎所有移民都不可能再回到自己原来的文化环境中，因此不得不接受新的价值和行为，适应新的环境。相比之下，马来西亚是一个正在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城市的移民不是来自国外，而是来自附近的农村地区。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与马来西亚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因此了解马来西亚的文化对于了解其他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也应有所帮助。
定期回到农村的家乡看看是“回乡”的第一个特征。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正是在马来西亚的民族差异中找到了一个可以充分描述马来西亚文化的象征。许多社会中，宗教和传统的差异是造成不和的根源。然而在马来西亚，宗教和传统的庆典却为不同的民族提供了举国同庆的机会。每逢这样的节日，“回乡”都是一项引人注目的活动。例如从1996年到1998年，穆斯林的开斋节和中国的春节碰巧连在了一起，于是城里的人都回到了乡下，连续好几天城市里见不到什么人。印度教的屠妖节也是如此。
“回乡”并不仅仅是离开喧闹的城市回到乡村享受几天平静的生活。“回乡”是马来西亚价值体系的黏合剂。马来西亚人依恋他们的祖先，依恋他们的家庭。宗教节日期间举办的仪式也有助于说明“回乡”的重要意义和“回乡”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回乡”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为整个大家庭提供了一个聚会的机会。对于多数马来西亚的家庭来说，家庭聚会意味着老少三代人聚集在同一个屋檐下。有些人家把厅堂临时改作大寝室。
三大民族的节日庆典都少不了宗教仪式。节日是反省、赎罪和自新的机会。对于马来人来说，开斋节象征着斋月禁食期间战胜了自我，战胜了诱惑。作为穆斯林，马来人要净化自己的财富和财产就要在这个日子支付“天课”税，这是一种施舍形式。他们还要在这个日子求得相互原谅。印度人的屠妖节也称灯节，纪念的是珂哩史那王斩杀那拉卡素拉王的胜利。屠妖节是光明战胜黑暗、正义击败邪恶的节日，这一天一大早，印度人先要洗油澡，以示洗清罪过。
节日期间，三个民族都少不了一个仪式，就是拜见长者。马来人的孩子要挨个跪在父母面前请安，并祈求他们的原谅。华人的孩子要依次向父母鞠躬，祝福他们新年好。有些传统的华人家庭，孩子还要向父母敬茶，祝福他们身体健康。印度人的孩子则要跪在父母面前祈求他们的祝福。三个民族的传统都是按长幼顺序行礼，老大在先，其余孩子按年龄依次排列。年龄决定着一个人在家庭的地位和位置。同样，三个民族都有给孩子红包的传统。亲戚之间、邻居之间、朋友之间也互送礼物。马来人和印度人常送自家制作的食物，华人喜欢送橘子。对死去的父母、祖父母也要有所表示。许多马来人从清真寺出来要在父母或祖父母的墓前祭奠一番。华人和印度人则在家里的亲人牌位前为死去的人祈祷。
祈祷，请安，一起吃早饭，然后开始探亲访友，三个民族都是如此。节日的第一天，主要是拜访亲戚和邻居，然后才是拜访朋友。马来人一般到节日的第二天才开始探亲访友。
三个民族都有在节日期间招待客人的习惯，每逢这样的场合，不论来自哪个民族、哪个行业的客人都会受到款待。不论是谁都可以不打招呼就来做客，肯定都会受到欢迎。节日的聚餐常常成为朋友、同事和生意伙伴的聚会，聚会没有民族之分。开斋节持续一个月，中国的春节持续15天，印度的屠妖节持续一周。尽管有的马来西亚人习惯于在这些节日的固定日子接待来客，但实际上客人什么时候来都会受到欢迎。就连国王、总理和部长也在固定的日子招待来客。
我们一直都在说节日如何如何，其实许多马来西亚人每个月甚至每周都“回乡”，因为他们的家乡都离得不远，回去一趟并不费劲。父母利用回乡教育孩子不忘本，让孩子了解马来西亚的传统文化。
权威排列
正如前面所说，亨廷顿把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称为“劈裂的民族文化”，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没有任何民族可以支配其他民族（亨廷顿，1996年）。然而亨廷顿没有说明，劈裂的民族文化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各个民族的价值观念高度重叠，另一种是价值观念的重叠度不高。马来西亚属于第一种类型，加拿大属于第二种类型，加拿大的英语文化、法语文化、华语文化和印第安文化之间有着非常鲜明的差异。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国家维持下去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加拿大。
按照阿兰·菲斯克的类型学，马来西亚的三个民族都属于强调权威排列的民族（菲斯克，1991年a），用特里安迪斯和盖尔芬德的话说就是“垂直型集体主义”（特里安迪斯和盖尔芬德，1998年）。按照菲斯克的理论，权威排列型文化的成员可以按照权力和威望的顺序将个人加以排列，但是没有共同的度量单位，也就是说得分只表示顺序，而不表示区段。例如2大于1，3大于2，但3不是l的2倍。这种情况往往产生出强有力的领袖。由于他们的追随者难以精确计算他们的权力究竟有多大，他们的权力就会被夸大，他们的命令就会得到绝对的服从。不过这样的领袖必须关心照顾团体的成员，以回报成员的绝对忠诚。从行为举止上来看，权威排列型文化的鞠躬大有讲究，地位低的人与地位高的人，躬身程度是不一样的。与西方的组织相比，权威排列型组织中的心理关系要复杂得多，西方的组织中只认理性和法律的权威（韦伯，1947年）。
马来西亚人对于地位、位置的意识和敏感性非常强，这与霍夫斯泰德的判断是一致的：霍夫斯泰德认为马来西亚是一个高权力距离的国家（霍夫斯泰德，1980年a）。马来西亚人做生意习惯于派级别相同的人与生意伙伴打交道，如果对方不这么做，就被视为不尊重权威，未来的生意就会受到影响。
年龄也是用来排列权威的工具。Dato这个表示尊敬的称呼就反映了年龄的重要性。Dato的字面意思是“祖父”，在马来西亚用来称呼长者和有地位的人，国王常常把这一称呼作为一种荣誉授予臣民。就连一个相对年轻的中年人，也希望别人使用这一尊称称呼他。很难想像一个西方的中年人听了这样的称呼会感到舒服。
还有一些说法也能说明年龄的重要性。例如马来人常说年长者“吃盐吃得早”，华人喜欢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此外，吃饭的时候，年轻的家庭成员要等着年长者先开始吃。就连走路都有规矩，只是现在没有那么严格了。例如如果一位老者坐在那里，年轻的马来人不经过这位老者的许可就不能从他或她的前面走过。老者会伸出右手，稍微欠一欠身子，以示允许通过（克雷格，1979年，第92页）。三个民族都要求一个人坐着的时候不能脚尖冲着人，特别是不能冲着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