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资助一个半途放弃工作的人，另一方面，我愿帮助有梦想的人们。
——诺贝尔
（一）
从幼年时期开始，阿尔弗雷德就将帮助他人视为人生的一大乐趣。成年之后，他更是变得乐善好施。
在阿尔弗雷德看来，没有实践的宗教不是真正的宗教。而他的宗教观念，就是对人类的爱。
阿尔弗雷德的外表看起来严肃冷酷，让人难以接近，但其实他的内心充满了慈爱。遇到穷苦之人，或者陷入困境的人，他绝不忍心坐视不管。
由于阿尔弗雷德的慷慨大方是出了名的，在他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来自个人、团体的求助信也像雪花一样纷纷飘到他的办公室，让他应接不暇。
“如果把困难告诉诺贝尔先生，他什么都肯帮助你去做。”
处理这些信件花费了阿尔弗雷德大量的时间，这也令他感到很苦恼：
“每天起码有20封求助的信件寄到我的办公室，总金额平均有两万法郎，预计一年需要700多万法郎。这样一来，不论是古尔多，或潘达比尔，还是罗斯柴尔德也都会破产的。”
“可是，托您的福，不知有多少人因为您的帮助而脱离苦海，衷心地感激你的！”有人这样对他说。
每当听到这些话，阿尔弗雷德都会无奈地摇摇头苦笑。
不过，他嘴上虽然这样说，但一旦有人向他求助，阿尔弗雷德总是不忍心拒绝。有时援助金额意外地增多，以致自己常常身无分文，这种情形经常发生。但是，他还是不厌其烦地帮助这些人，他说：
“每当我写一封拒绝的信时，我的心里都觉得很难过。我有多得用不完的钱，可是这些钱对我来说并没什么用处。而这些请求我帮助的可怜人，他们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得不在贫困和疾患中挣扎。上天让我功成名就，那么，帮助他们难道不是上天赋予我的一项职责吗？何况，别人因为得到我的帮助而脱离困境，这也令我感到无比的快乐。”
因此，对待每一封信，阿尔弗雷德都十分认真，总是坐下来不厌其烦地研究这一封封来信，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位置考虑他们的困难，然后根据困难程度的大小来提供相应的资金援助。大多数情况下，阿尔弗雷德寄出去的钱都比对方所要求的多得多。
有时候，阿尔弗雷德还会收到一些年轻人雄心勃勃的创业计划，这让他感到由衷地高兴。这些年轻人怀着对世界、对人类的美好情感，怀着满腔的抱负想要开创一番事业，造福人类，而且还有了切实可行的计划，可是却由于资金等等原因，让他们的计划被迫搁浅，甚至夭折，实在是可惜！
阿尔弗雷德既为他们慷慨激昂、富有激情的言词感到振奋和欣慰，又为他们的不幸感到惋惜。他写信鼓励这些年轻人，并且会毫不吝惜地捐助一大笔资金。
对于各种慈善团体和机构，阿尔弗雷德也同样是无私援助，毫不吝啬。
可是，阿尔弗雷德的善心却不一定完全换来善果，因为这些求助的人当中有一些是骗子，他们想要利用阿尔弗雷德的好心肠来骗取一些好处。于是，他们就编造各种理由和谎言，并不知廉耻地狮子大开口，从阿尔弗雷德那里骗来钱后，就将这些钱用在享乐和纵欲之上。
没有比这种欺骗更能让这位心怀慈善的老人感到愤怒的了，但是，他依然没有改变自己乐善好施的品行。
（二）
阿尔弗雷德是巴黎的瑞典教会中的一位慷慨大方的捐助人。1889年的一天，他收到了一封瑞典教会牧师寄来的信。在这份信里，牧师详细地叙述一个教友陷入窘境的情形。
阿尔弗雷德看完信后，立即就写了一封回信：
在以前，我常常会因为类似的问题受到欺骗。他们都怀着某种个人的目的，毫不知耻地向我撒谎。可是，当我听到正直而认真工作的人濒临绝境时，我绝对会毫不犹豫地给予帮助。你说解决这个人的问题，有600法郎就足够了，但是，做了不够充分的援助还不如不做，所以，我决定汇上1000法郎，但愿这些钱能够帮助他解决困境。
阿尔弗雷德对许多人的帮助还不仅仅限于金钱上，有时还会给予一些忠告，有时则以友谊来支援对方。
有一天下午，阿尔弗雷德乘车来到巴黎的一条大街的拐弯处停了下来。下车后，他步行走了一段距离，来到一家药铺门前，摘下他的礼帽，向里面张望着。
不一会儿，就从药铺里走出一名少女来。
“咦，这不是诺贝尔先生吗？”少女惊讶地看到了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正微笑地望着她。
两人很快就兴高采烈地聊了起来。
原来，这是一位曾被阿尔弗雷德援助过的瑞典少女。几个月前，少女在异乡丧父，她的家人当中，除了她之外，就没有其他可以工作养家的人了。因此，为了照顾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少女努力的在外面做工赚钱，以贴补家用。
可是，她的邻居对她和她的家人都不太友好，也不愿意给予她们一些帮助。
阿尔弗雷德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向少女伸出了援助之手，接济了一点钱给她，解决了她一时的困难，同时还介绍她到这家药店中来做店员。
阿尔弗雷德的善举深深地感动了少女。感激之余，少女给阿尔弗雷德写了一封信：
诺贝尔先生，谢谢您的关照。托您的福，我已经能够安心地生活了，请您不必再挂心。如果有机会到列里维街道来，请一定光临鄙店坐坐。如果能这样，我将高兴至极。
读到这封信，阿尔弗雷德被少女的感激之情所打动，心想：
这个可怜的孩子，多么需要人间的温暖啊。
于是，他打算亲自到列里维街去看看。
阿尔弗雷德很能够体谅别人的心情，到了大街的拐角处，他就让马车停下，然后步行到药店里，假装散步时顺便来到这里。他担心坐马车直接开到药店门口，会让少女知道他是特意来看望她的，反而会令她感到不安。
临走时，阿尔弗雷德慈祥地对少女说：
“看到你能够在这里快乐地工作，我就放心了。不过，你要注意健康。以后有机会，我会再来看你的。”
次日，阿尔弗雷德又收到了少女寄来的一封信：
我一直都以为没有机会可以见到您。对您昨天的突然来访，我万分意外。因为太高兴了，一直想向您说的话反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虽然我只是个普通的女孩子，但是，如果有我能够帮到您的地方，请您告诉我，我愿意为您做任何事。
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您、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弟马克之外，再也没有值得我关切的人了。
此后，阿尔弗雷德大概又去看望少女几次，因为在另一封信中，她写到：
“多谢您友好地来看望我，我想，再没有人烦扰我了！”
无疑，这样的信是十分感人的。
（三）
1889年，阿尔弗雷德的母亲卡罗琳娜与世长辞了。在悲痛之余，阿尔弗雷德把母亲的遗产中归他的那部分做了安排：
“我在斯德哥尔摩讲过，我只想保留母亲的画像以及一些她所喜爱的、尤其能让我联想到她的小物品。另外，对于遗产当中属于我的那部分，我保留处置权。我想从中拿出一部分，建立一座既美观大方，又不会太显眼的纪念碑；并且希望将另一部分遗产用来建立一个以母亲的名字命名的慈善基金会，基金可望达到10万克朗。”
但是，经过一番考虑，阿尔弗雷德还是打消了建立纪念碑的想法，而是将遗产中归自己继承的约为28万克朗的大部分都捐给了瑞典社会和各种慈善机构。
此外，他还将这笔遗产中的一部分分给了其他的一些亲戚。最终，他手中仅仅剩下母亲遗产中的2.4万克朗。
然而，这笔数额不小的款项在阿尔弗雷德这里根本不算什么，这笔钱后来都被他赠予了一些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人们。
阿尔弗雷德不但对外面有困难的人积极给予帮助，对自己工厂里的工人更是十分关照。他从不随意解雇工人，对工人的生活也关爱有加。
奥地利诺贝尔工厂的员工后代们说，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时，该厂的工资与劳动条件相当优越，很多年轻人为了能够在诺贝尔的工厂工作，都将自己的名字登记在招工的候补名册上，依次序等候招工。
而且，工厂当时还实行这样的一种制度；
凡是在工厂里工作了一定期限后，每个月都可以领到大约30奥币左右的奖金。
当时，报纸就曾经以一种惊奇的口吻报道说：
“这些公司里具有免费治疗的工厂医生和免费供药制度，并且有着事实上的一整套社会福利。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诺贝尔公司的工人在退休之后，出现死在厂房里或大街上的现象。”
作为一个雇主，阿尔弗雷德能够真正尊重工人的自由和价值。
早在1887年，阿尔弗雷德就对未来有预见性地写到：
“当某一天世界真的变得文明时，那些尚且不能工作的儿童和那些不能继续工作的老人，将毫无疑问地享受一种普遍的国家补助金。这自然是十分公平的，而且实现这一计划，肯定会比人们想的容易得多。”
这些就是阿尔弗雷德的思想和观点。
“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的人，就像无法接触阳光的宝石一样。”
这是阿尔弗雷德的一句座右铭。
无论在任何地方开办公司和工厂，阿尔弗雷德都十分关心员工的利益。有一次，保守的报纸《工人的朋友》曾邀请阿尔弗雷德帮忙在工人中间推销这份报纸，向他说：
“煽动者们正在向工人灌输许多麻痹他们神经的药物，每一位雇主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应该预备解毒剂。”
而阿尔弗雷德则回答说：
“如果规定工人们应该读什么报纸，不应该读什么报纸，我认为这是毫无理由的；反过来，他们有要求我不得干涉他们自由的权利。”
由于阿尔弗雷德尊重工人的人格，并对工人给予真诚地关心，据说他工厂里的工人从没有发生过罢工事件。
对于自己的主要助手，阿尔弗雷德也是关心备至。1891年，阿尔弗雷德被迫移居意大利时，他在法国聘请的助手费鲁巴赫不想同他一道去意大利，于是，阿尔弗雷德就发给费鲁巴赫高额的退休金，让他就地退休。
此后，在1893年，阿尔弗雷德又聘请了瑞典青年工程师索尔曼来意大利担任他的助手。阿尔费德勒认为索尔曼很称职，于是就在他的圣雷莫别墅附近为索尔曼买了一栋别墅。
虽然对别人如此慷慨大方，可对于自己，阿尔弗雷德却很“小气”。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当然更没有任何的挥霍之举。
对于那些借钱或者真正需要钱的人来说，阿尔弗雷德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表现出慷慨与理解；然而，作为一个习惯于数字的商人，他对那些懒惰的人则感到十分恼火。当遇到这种情况时，这位慈善的富翁就会训斥他们说：
“我也曾经有过形势不利的时候，甚至在金钱方面也是这样。但无论遭遇任何困难，我从来没有一天出现过超支的情况。这让我有理由来要求别人也能像我们自己一样，始终遵守这条规矩。”
在斯德哥尔摩，有一个处境很好，但却显然经常利用阿尔弗雷德的恩惠而经常拖欠还账的贷款者，接到了下面这封寄自巴黎的信：
由于你再次忘记了我的那项小小要求，而这项小要求在我看来已经拖延得够久的了。因此，我只好冒昧地通过大使馆或者瑞典慈善机构将其收回，以便交给那些没有钱的同胞使用。
果然，从账本上看出的这项“小小要求”为一万克朗，最后真的被用于照顾生活在巴黎的瑞典艺术家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