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被称为银河系的小小的宇宙旋涡中，大约运行着一百亿颗太阳。太阳倘若知道了整个银河系有多大，它也肯定会因为自己的渺小而感到羞愧不已。
——诺贝尔
（一）
阿尔弗雷德一直关注着安德烈的北极考察队的一举一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促使这项行动付诸实施。
而人们也都在以持续的热情饶有趣味地从报纸上阅读着这位英雄的一举一动，津津乐道于这次富有意义的探险活动。
1896年，安德烈为出发做好了一切准备，就等着选好天气出发了。阿尔弗雷德也在热切地期望着这次飞行。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当年的气候不佳，考察活动不得不被推迟到了第二年。听到这个消息后，阿尔弗雷德非常失望，他怕自己再也等不到安德烈起飞了。
最终阿尔弗雷德也没有看到这次考察活动成功。而且在第二年，安德烈与其他两位立志征服北极的同伴在探险的征途中也不幸遇难。
33年后，一支探险队在白岛上找到了安德烈探险队的遗迹。这位坚强不屈的战士虽然牺牲了，但他却将自己的探险日记保存得完好无损，上面以严谨科学的态度记载了他冻死之前所发生的一切情况。
在资助安德烈进行这次探险的过程中，阿尔弗雷德也深受启发，他的遗嘱设想也逐渐趋于成熟。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阿尔弗雷德曾立下过三份内容非常相似的遗嘱。第一份立于1889年，第二份立于1893年，第三份则立于1895年。由于有了第三份遗嘱，此前所立的两份遗嘱便因此而作废。
由于在巴黎承受不白之冤，“死后”还要饱受指责，阿尔弗雷德很难过。经过慎重考虑，他认为自己应该向世人表白自己的心迹，让人们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
于是在1889年，56岁的阿尔弗雷德给一位斯德哥尔摩的朋友写信说：
请您费心帮我找一个瑞典律师，为我起草一份合适的遗嘱。我已经两鬓斑白，筋疲力尽，必须摆脱尘世的烦恼。我早就该准备了，只是我一直在忙于其他的事务。
当时，阿尔弗雷德只想要一个遗嘱的样本，然后在拟定格式后再起草具体的条款。然而，律师不久之后就给他寄来了遗嘱的草稿，并且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但是他的措辞过于空洞，并不适用。本来阿尔弗雷德经过多次诉讼案件的教训后，对律师已经很不信任了，现在更是让他对他们失去了信心。于是，他决定自己拟定。
第一份遗嘱内容比较简单，而且也没有完全拟定完，内容主要是强调将自己的一笔基金分配给斯德哥尔摩大学。
到1893年时，阿尔弗雷德已经不再急于要向世人表明自己的心迹了，他开始理智地思考自己的身后之事。
但是，阿尔弗雷德是一名乐善好施的大富翁，但他几乎花费了一辈子的时间才意识到，这样漫无目的地接济别人并不是最好的行善方式，因为有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可能依然处于痛苦的煎熬当中，而一些得到帮助的往往是狡猾、贪得无厌的人。
因此就在这一年，阿尔弗雷德起草了第二份遗嘱。在这份遗嘱当中，他表示要用自己的财产奖励那些科学领域的先驱。而且，他还没有忘记自己的和平理想，特别为成绩卓着的和平战士设立了一笔奖金。
这份遗嘱没有指出确定的款数，只提出了将全部财产的20%分给个人，包括他的朋友和亲属，共有22人之多。
此外，他还将全部财产的17%分给了一些社会团体和教育学术研究机构，比如：维也纳奥地利和平朋友协会、斯德哥尔摩大学、巴黎的瑞典俱乐部、斯德哥尔摩医院等。
他还拨出一部分款项为卡罗琳娜医学研究会建立了一项基金，遵照管理部门的决定，每3年将基金所得的利息奖给生理学或医学领域内最重要和最新的发现与发明。
对于财产的剩余部分，遗嘱中写到：
“余下的财产将全部赠予斯德哥尔摩科学院，以建立基金，每年由科学院将利息奖给在知识和进步的诸多领域（除医学和生理学）中最重要和最新的发现或其他成就。”
阿尔弗雷德还特别强调：
“我希望能够按照我的遗嘱考虑将奖项颁发给最应获得的人，受奖者不分国籍，不管是瑞典人还是外国人，是男人还是女人。”
同时，遗嘱还写到：
“我想用一笔巨大款项扩建城市的火葬场，希望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娜研究所愿意承担这件事，这是与社会健康和福利有关的重要之事，应该热心完成。”
（二）
以上两份遗嘱，阿尔弗雷德在设立时都曾经过慎重的考虑，然而到了1895年，他对自己遗产的处理方式感到不满。而且，原来的遗嘱的确很粗糙，许多细节问题还没有考虑到。
经过反复的思考，阿尔弗雷德又产生了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如果这笔遗产仅仅只能对十几年间的少数几个杰出人物产生影响的话，那是远远不够的。我多么希望能够将我的全部遗产用于为人类谋求福利的事业，这将是一项伟大的‘慈善事业’！
“如果可以的话，我将要用这笔财产设立一个基金会，用基金的利息来奖励人类的伟大成就，奖励那些既充满英雄气概，又有求知精神的伟大人物，这些人物用无畏的精神探索着那些未知的精神领域。”
之所以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也是阿尔弗雷德从自身的体会中得出的：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天赋优秀的科学家因为饥寒交迫，为了解决温饱，为了养活妻儿而不得不放弃那些看似没有实用价值、其实妙用无穷的基础理论研究，去从事其他无益的研究来维持生计。我的遗产将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鼓励他们勇往直前，实现自己的理想，从事自己心爱的研究。”
阿尔弗雷德不断地进行着思考和酝酿，而就在这一年资助安德烈进行探险活动的过程当中，阿尔弗雷德最后的遗嘱设想也逐渐形成了。
1895年11月27日，阿尔弗雷德在巴黎的马拉科夫大街寓所当中，亲手用瑞典文写下了长达四页纸的遗嘱。当时没有一位律师在场，也没有其他任何人的帮助。这份遗嘱写完后存放在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里，于1897年公诸于众。
遗嘱的全文如下：
我，签名者，阿尔弗雷德·伯纳德·诺贝尔经过慎重考虑后，特此宣布，以下是我的最后遗嘱和关于我去世后可能留下遗产的遗嘱：
赠予我的侄子加尔玛·诺贝尔和路德维希·诺贝尔（即我哥哥罗伯特·诺贝尔的两个儿子）每人20万瑞典克朗；
赠予我的侄子伊曼纽尔·诺贝尔30万瑞典克朗，赠给我的侄女米娜·诺贝尔10万瑞典克朗；
赠予我的哥哥罗伯特·诺贝尔的女儿依佳伯格和蒂拉每人10万瑞典克朗；现同布兰德夫人在一起，暂住在巴黎圣弗洛朗坦街10号的奥尔加·贝特格小姐，将获得10万法国法郎；
特此给予索菲·卡派·冯卡皮瓦夫人（据悉她的地址是，维也纳的英-奥银行）6000弗洛林的年金享受权，由英-奥银行支付给她。为此，我以匈牙利国家债券的形式寄存在该银行15万弗洛林；
阿拉里克·利德伯克先生（现住斯德哥尔摩斯图勒街26号）将得到10万瑞典克郎；
埃莉斯·安特小姐（现住巴黎吕贝克街32号）可得到年金2500法国法郎。此外，她拥有的48000法郎现在由我保管着，应予归还；
美国得克萨斯州沃特福德的艾尔弗雷德·哈蒙德先生将得到1万美元；
柏林波茨坦街51号的埃米·温克尔曼和玛丽·温克尔曼两位小姐，每人将得到5万马克；
法国尼姆市维亚迪大道2号乙的高契夫人，将得到10万法郎；
我在圣雷莫实验室的雇员，奥古斯特·奥斯瓦尔德和他的妻子阿夫斯·图南德，每人将得到年金1000法郎；
我以前的雇员约瑟夫·古拉多特（住要索恩河畔沙隆斯市圣劳伦特寓所5号）可得到年金500法郎；
我以前的园林工、现在与德苏特夫人住在一起的琼·莱科夫（法国埃库昂省西南部的奥布里县梅尼镇库拉利斯特税务所）将得到年金300法郎；
乔治斯·费鲁巴赫先生（现住巴黎贡比涅街2号）自1896年1月1日至1899年1月1日，可得年养老金5000法郎，到期中止；
我哥哥的孩子：加尔玛、路德维希、依佳伯格和蒂拉，每人有2万克朗的资产由我保管着，应当归还给他们。
我所剩下的全部可转变为现金的遗产，将以下述方法予以处理：
这份资产由我的遗嘱执行人进行安全可靠的投资，并将所得的资本设置一项基金，其利息以奖金的形式，每年分发给那些在前一年里曾为人类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
上述利息将被平分为五份，其分配办法如下：
一份奖给在物理学领域内作出最重要发现或发明的人；
一份奖给在化学方面作出最重要发现或改进的人；
一份奖给在生理学或医学领域内作出最重要发现的人；
一份奖给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
一份奖给为促进国家团结友好、为废除或裁减常备军，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与宣传作出最大努力或贡献的人。
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将由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科学院颁发；生理学或医学奖由设在斯德哥尔摩的卡罗琳娜医学院颁发；文学奖由设在斯德哥尔摩的文学院颁发；和平奖由挪威议会选出的五人委员会确定。
我明确希望，在颁发这些奖项时，对于受奖候选人的国籍不应该予以考虑，不管他是否为斯堪的纳维亚人，只要他当之无愧，就应该受奖。我郑重声明，这是个迫切的愿望。
我特此委任居住在韦姆兰省波福什的拉格纳·索尔曼先生，和居住在斯德哥尔摩市马尔姆斯基街31号，有时也居住在乌德瓦拉附近本茨福什的鲁道夫·里尔雅克斯特先生，为我的遗嘱执行人，请他们依据遗嘱进行安排。为了补偿他们为此所付出的心血，我拨给拉格纳·索尔曼先生（他可能要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此事）10万克朗，拨给鲁道夫·里尔雅克斯特先生5万克朗。
现在，我的资产当中，一部分是巴黎和圣雷莫的房地产，一部分是寄存在下述地点的债券，即：
格拉斯哥和伦敦的苏格兰联合银行，里昂信贷银行，法国国立贴现银行，巴黎的阿尔芬·梅辛公司；大西洋银行以及巴黎的证券经纪人M.V.彼得；柏林的贴现公司管理处和约瑟夫金首饰公司；俄罗斯中央银行，圣彼得堡的伊曼纽尔·诺贝尔先生；哥德堡和斯德哥尔摩的斯堪的纳维亚信贷银行，巴黎马拉科夫大街59号我的保险箱内。
此外，就是一些应收账、专利权、专利费或所谓的使用费，等等，我的遗嘱执行人将会在我的报纸和书籍当中找到相关的全部信息。
这份遗嘱，是迄今唯一的一份有效的遗嘱，与此同时，取消我之前所作的全部遗嘱安排，以防万一在我去世后，存在任何一份这样的遗嘱。
最后，我明确请求，在我死后，请医生切开我的静脉，这将可以确诊导致我死亡的病症，然后将我的遗体置于所谓的焚尸炉内焚化。
巴黎，1895年11月27日
阿尔弗雷德·伯纳德·诺贝尔
12月初，阿尔弗雷德来到巴黎的瑞典俱乐部，在这份遗嘱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当时在场的还有四名瑞典证人。
正是阿尔弗雷德的这份伟大的遗嘱，才产生了后来闻名世界的“诺贝尔奖”。
（三）
阿尔弗雷德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依然喜欢坐在书桌前奋笔疾书，或者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
1896年8月，哥哥罗伯特的去世让阿尔弗雷德难过了许久。如今，只有他一个人还孤孤单单地留着这个世界上了，他不由得感叹世事的无常。
进入12月，阿尔弗雷德的病情又加重了，并且还出现了严重的语言障碍，有些话连贴身伺候他的仆人都听不懂。
12月7日，阿尔弗雷德能够起床进行简单的活动。于是，他就给助手索尔曼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遗憾的是，我目前的健康状况十分不好，就连写这封信都感到吃力了。但只要我能康复，我就能从事我们所关心的工作了。
这封信还没等寄出去，几个小时后，阿尔弗雷德就出现了脑溢血的先兆。
当仆人们发现他时，阿尔弗雷德正跌坐在书桌旁，白发苍苍的头颅紧贴在桌角旁边。惊慌失措的仆人连连呼唤他，可他都没有反应。
仆人们将阿尔弗雷德抬到卧室的大床上，然后飞快地请来了医生。经过诊断，医生认为阿尔弗雷德患的是脑溢血，并建议他必须卧床休息，否则病情会更加严重。
此时的阿尔弗雷德还能够听清医生的话，但自己却发不出声了。他的表情告诉人们，他感到十分不安。
最后，阿尔弗雷德艰难地嚅动嘴唇，才终于发出一丝丝微弱的声音。仆人们连忙将耳朵凑过去，想听清他最后的遗言，然而听到的却是一连串的词汇。
这让这些来自法国的仆人不知所措，而医生告诉他们，阿尔弗雷德说的是瑞典语。仆人们感到十分疑惑：
“诺贝尔先生会说五种语言，为什么这时偏偏要说我们听不懂的瑞典语呢？”
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听懂瑞典话语的，因此，阿尔弗雷德在临终之前究竟说了什么，也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1896年12月10日凌晨2时，经过医生抢救无效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走完了他轰轰烈烈的一生，悄然离去，终年63岁。
当时，阿尔弗雷德的身边只有医生和几个仆人，连一个亲人和朋友也没有。
后来，拉格纳·索尔曼说过这样的话：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最后几个小时是非常悲惨的。在信里，他曾多次提到的不祥预言终于成为事实。在他临死前的几天，‘周围只有雇佣的仆人，却没有任何一个亲人；这种亲人有一天会用他那轻轻的手将我的眼睛合上，并且会小声地说上几句温柔真诚的安慰话’。”
可以说，阿尔弗雷德在死前遭到了严重不安的打击，并且不能站起来。他部分地失去了说话的能力，除了他儿时的语言外，他什么都记不住了。在临终前，他的主要女仆奥古斯特说，诺贝尔先生说了许多仆人们都听不懂的话，他们只听懂了“电报”这个词，并且马上通知了他的两个侄儿伊曼纽尔和加尔玛·诺贝尔，以及索尔曼。
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来得及在阿尔弗雷德临终前赶到那里。他正像他生前自己所预言的那样，孤独地越过了人境。
这位曾经在现代景物方面留下了很多痕迹的最卓越的人，就这样多多少少在不受注意的情况下结束了他伟大的一生。
但是，由于阿尔弗雷德是一个没有直系继承人的大富豪，而且他用最不寻常的方式起草了遗嘱，因此，另外一场奋斗，也就是为了千百万人的奋斗，很快就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