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气暴躁是人类较为卑劣的天性之一，人要是发脾气就等于在人类进步的阶梯上倒退了一步。
——达尔文
（一）
《蔓足亚纲》是分卷出版的，19世纪时期的习惯就是这样。第一卷于1851年问世，当时正值达尔文的第五个儿子霍勒斯出生。第四卷，也就是最后一卷，于1854年秋出版。
当时，这部着作在纯科学界之外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但它却令达尔文成为一名真正的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而且还成为公认的文笔流畅、孜孜不倦的着作家。
在这部着作完成后，达尔文累得筋疲力尽，他第一次感到简直既不能研究也不能写作了。因此，虽然他没有卧床不起，但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客厅的椅子上休息，或坐在花园里看孩子们做游戏。
然而，自然选择的问题还时刻出现在他的大脑中，他和埃玛度过了一个短暂的假期后，便又立即着手研究1844年写下的有关这个问题的那些笔记。对这些笔记的认真研究，让他的思想和理论再次向前迈进一部，开始深刻地研究品种和物种。
在研究过程中，达尔文虽然有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但却缺乏充分的事实证明，因此他还是将很大的精力都投入到搜集事实的工作当中了。到1856年，当莱尔教授和胡克一再建议和催促他开始动笔撰写《论物种》时，他所搜集的资料已经有厚厚的一大堆了。从1837年达尔文所写的第一个物种概要算起，到1856年为止，他为物种起源这个问题所做的准备已经近20年了。而他所整理的笔记，如果只看一遍并进行分类，至少也要一年的时间。
莱尔和胡克之所以催促达尔文赶紧动笔是有原因的，因为就在达尔文埋头搜集大量关于物种变异和自然选择的事实时，远在马来群岛的青年博物家华莱士也在进行着物种起源的研究。
阿尔弗雷德·华莱士于1823年出生于英国一个名叫埃斯科的小城镇，14岁时便开始独自谋生，做过土地测量员、承包人、国民学校的老师等。后来，他迷上了植物学，从18岁时开始收集各种植物标本。
华莱士十分喜欢达尔文所写的《一个博物学家的考察日记》，并认为此书“没有任何累赘，没有装腔作势和利己主义”。他还阅读了《创造的痕迹》，因为他对物种起源问题也颇感兴趣。
1848年，华莱士与朋友亨利·贝茨乘船出发巴西旅行，并开始了从亚马逊河口到里奥内格河汇流点的游历，在这里考察了4年，收集了大量的标本和资料。
然而不幸的是，他所乘坐的英国船只失火，将他4年的心血全部烧毁。华莱士并未因此屈服，而是在赫胥黎教授的帮助下，顺利地得到了另一次去马来群岛进行长途考察的政府津贴。
1854年，华莱士前往马来群岛，在那里度过了8年，将搜集的大量资料和标本都运送到英国。在岛上的考察，还为他后来的着作《马来群岛：一个拥有猩猩和极乐鸟的地方》及《动物的地理分布》提供了详实的材料。
当华莱士在马来群岛时，就与达尔文有过书信来往。他根据自己当时的考察和一些文献史料（主要是达尔文的《一个博物学家的考察日记》）得出结论：同一品种的大批动物居住在同一个地方或临近的地方，即“相近性是同地理分布密切相连的”。同时，在古生物方面他也得出结论：同一地质时期或相近的地质时期的生物，以及在同一地区遇到的生物，都彼此非常相近。
经过不断的研究和观察，华莱士给出的总结论是：
“每个物种的出现，在地理上和年代上是同非常接近它的物种和先于它存在的物种的出现相一致。”
同时他还指出：
“物种是按照先前的物种结构形成的。”
由此可见，当时华莱士的理论已经非常接近生物进化理论了。
（二）
1855年3月的一天，《博物学杂志》收到了一封署名为华莱士的论文——《制约新物种出现的规律》。在文中，作者运用了他的地质理论充分说明了生物物种变化的问题。而当时审稿子的人正是莱尔教授。看完稿子后，莱尔明显感到，这位名叫华莱士的科学家正在从事同他的老朋友达尔文一样的研究工作。
莱尔担心华莱士会在达尔文之前发表关于物种问题的系统理论，因此他建议达尔文应立刻抓紧时间将自己多年搜集来的资料整理成论文发表出来，否则就可能失去优先权。
听了莱尔的建议后，达尔文的心情很复杂。他一向痛恨为征得优先权而从事写作的做法，但如果真有人比他先发表出物种起源的学说，他也一定会感到烦恼，因为那是他历时20多年勤奋搜集、苦心研究的理论。
达尔文有点拿不到主意，便写信给老朋友胡克，想听听胡克的建议。胡克回信说，他也持与莱尔一样的观点，希望达尔文能尽早动笔，尽快发表他的理论。即使不能一下子发表整本着作，也应该先出版一本物种理论的摘要。
不过，达尔文对胡克的建议也不甚满意，他并不想先出版概要。最终经过艰难的抉择，他放弃了先出版概要的念头，而是仍按照老计划，多花一些时间，写一部有详细和充分证据的关于物种起源的着作。
1857年4月底，达尔文在写作过程中收到了一封来信。打开一看，原来是华莱士从马来群岛寄来的。再一看时间，已经是半年前写的了。在这封辗转了半年之后的信中，华莱士询问达尔文是否看过他发表的那篇《制约新物种出现的规律》的论文，并问达尔文有什么意见？
达尔文很快就给华莱士回了信，表示自己的想法与华莱士的想法相近，他几乎完全同意华莱士论文上的每个字。同时他也告诉华莱士，自己也正在写关于物种起源和变种的着作，他花了20年的时间来搜集资料。
这封信也辗转了很长时间，直到1858年的1月4日才到华莱士的手中。看到达尔文的信，华莱士很高兴。
1858年1月25日，华莱士到达安波那岛以北的一个小岛——特尔特纳岛。2月，他患上了严重的虐疾而无法工作，便躺在床上思考各种物种起源的问题，他忽然想起10年前读过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其中提到，未开化人群人口数量大致保持不变的原因是战争、疾病、饥荒和灾难等等。华莱士恍然大悟，意识到这些因素同样适用于动植物界。于是，适者生存的概念在他的脑海中马上出现了。
他马上爬起来，发着高烧，连花了两个晚上写了一篇论文寄给达尔文。
达尔文收到华莱士的信后，心情十分复杂。如果华莱士的论文马上发表的话，达尔文再出版自己关于物种的书，就会被人认为他抄袭了华莱士的进化思想。
为避免这个问题，达尔文赶紧找到胡克，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胡克看了达尔文的信和华莱士的论文后，惊讶地说：
“真是不可思议！如果不是看了华莱士的信，我还以为这篇论文是达尔文写的呢！”
莱尔虽然没有看过达尔文的物种理论概要，但对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早就熟悉。后来，他和胡克一致建议达尔文：在发表华莱士论文的同时，达尔文也应将自己已经写好的一部分着作发表出来，以证明他在理论形成方面的独立性和优先权。
这件事影响了达尔文的身心健康。恰在此时，一件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的小儿子因患猩红热而死掉了。这让达尔文感到身心交瘁。
最终，达尔文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写信给莱尔说，他分析了与华莱士观点中的分歧，表达了他想向华莱士证明自己没有剽窃他的理论，并决定他不能发表那部分已经完成的概要，“最初的想法往往是正确的，而我一开始就认为现在发表是不光彩的”。
最后，胡克和莱尔终于找到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将达尔文和华莱士双方的论文一并寄给林耐学会的秘书，同时还提供了达尔文在1842年和1844年所写的随笔中的一些片段，以及1857年达尔文写给哈佛大学教授葛雷的有关自然选择的一封信中的部分内容。而华莱士也同意一起在林耐学会与达尔文共同宣读论文。
在给林耐学会秘书的信中，莱尔和胡克客观而详细地告知了达尔文与华莱士的整个事件。
（三）
1858年7月1日，莱尔和胡克在伦敦林耐学会的报告厅里宣读了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这次宣读达尔文和华莱士都没有到场，因为达尔文的小儿子病逝后，他和家人都还处于隔离阶段；而华莱士更是因为在马来群岛考察无法回来出席。
在会上，胡克和莱尔着重强调了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之间的关系。华莱士的论文《论变种无限地离开其原始模式的倾向》是5月份寄给达尔文的，达尔文又将论文转给了莱尔。需要说明的是，华莱士研究的问题正是达尔文研究的问题；而达尔文早在1837年就开始研究物种问题了。1844年，他还写出了物种理论概要。
当莱尔和胡克宣读论文时，会场内十分安静，所有人都被达尔文和华莱士新颖的理论吸引住了。大家都第一次听说关于“生存斗争”、“自然选择”这样新颖的题目。即使那些一向守旧的学者，在未能摸准有利于他们的攻击点之前，也不敢轻易出击反驳。
1858年8月，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以总题目《论物种形成变种的倾向；并论变种和物种通过自然选择的存续》在《林耐学会会报》第三卷上发表出来。但是，这些新颖、大胆而革命性的观点并没有在科学界引起很大的轰动，正如达尔文自己所说的那样：
“我们合作的成果几乎没有引起注意。我记得，发表的唯一一篇有关它的评论是都柏林的霍顿教授写的。他的评语是：‘论文中所有新鲜的东西都是谬误的，而所有正确的东西又都是陈旧的！’”
有一家科学杂志表达了谨慎的观点：
“论文引起的兴趣极为强烈。只是，这个问题太新奇了，它让那些老派的学者们在这种不祥之兆的挑战面前猝不及防。”
经过此事后，达尔文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这样无休止地只搜集资料而拖延物种一书的写作了，他决定立即动手书写这部巨着的摘要，以简明扼要地说明他关于物种的基本思想，并打算将摘要交给林耐学会，在它的杂志上发表。
不过，这件事却促进了达尔文与华莱士的友谊。达尔文对华莱士不畏艰难、执着追求的精神十分钦佩；而华莱士从发表在《林耐学会会报》上的文章，了解到达尔文不为争名夺利而提早发表他的理论，对达尔文也更加敬重。他认为，自己与达尔文相比，显得更像一个毛躁的少年，只有达尔文才是最有能力主持物种起源这个巨大工程的人。
华莱士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通过这件事，他主动放弃了成为该学说创始人的想法，将自然选择和物种起源论的建立都归功于达尔文，自己则自称为一个达尔文主义者。
当《物种起源》出版之后，华莱士又极力为之喝彩，称其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即使在达尔文逝世后，华莱士也仍然是“达尔文主义”的积极宣传者和扞卫者。
在科学的发展史上，有不少科学家通过各自独立的研究而作出相同发现的例子，比如牛顿和莱布尼茨，就曾通过不同的方法同时发明了微积分，但他们却为争夺发明优先权而相互攻击。但达尔文和华莱士却从相互了解尊重对方的成果而最终成为朋友，共同完善科学学说，这在科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达尔文和华莱士这段友谊也成为科学史上广为流传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