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原野上的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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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吉祥蒙古(9)

在我的请求下,老胡领我去了海山家。老太太笑着迎着我们,边上站着儿媳妇。母亲相貌慈祥,额上、嘴角和眼窝的皱纹深长通展,环绕着明亮的眼睛和洁白的牙齿。海山的气质已经城市化。

老胡故意问:“还跑不?”

海山笑答:“你打我就跑。”

胡政委让海山唱一首歌,海山不扭捏,闭上眼睛,用蒙古语唱起来:

妈妈的肩膀啊,是一个枕头

梦里我见到一片鲜花

妈妈的心啊,是一个枕头

醒来我远走天涯

海山母亲笑得脸上鲜花开放……

寻人记

德力德是个老头儿,岁数不小了。人上了岁数就看不出岁数了。二十岁跟四十岁差一半,七十岁和九十岁差别不多。老德头圆脸,眉毛弧形下弯,眼睛弧形,嘴角向上兜着,也是弧形。这样的脸,除了笑干不了别的。

他坐炕中央,逆光,笑着看这个看那个,像检查大伙儿的表情。炕下一对三节柜,红漆剥落。柜边是描花炕琴(垛被褥的家具)。

我妻子进了老德头家就喊:“炕琴呢?那个炕琴呢?”见到,默视不出声。当年它光亮无比,妻子与其妹每天都用手抚之。

“当年”之“当”,是在七十年代初。我妻陈老师与其家人在这里住了四年,房东是老德头。

陈老师三十四年后来到此地,其激动自不必提。彼此用飘舞的鼻涕和不停歇的眼泪代替言说,配合拥抱。这里单说老德头。

老德头身穿八九式公安旧制服,戴前进帽,坐炕上笑,看这一屋子人。桌上摆着炒米、奶豆腐和黄油。

别人问老德头:您多大岁数了?

老德头:虚岁十五。

众人笑,提高声音:您多大岁数?

老德头:刚上初三。

声音再大:您——高——寿?

老德头:住校呢。

谁也不问了,没那么大气力。老德头耳聋,以为问他孙子呢。人若发问,他觉得无非问他孙子,其它有什么可问呢?

别人解释,老头儿上过朝鲜战场,是空军,耳朵被炸弹震聋了。他配手机,平常遛达到一个地方,掏手机告诉家人:我在哪儿哪儿,关机。不关机也听不见别人发言。

话说上个月,老德头一早儿出门遛达。中午给家里电话:我在牤牛沟;下午电话:我在黄柳坝;傍晚电话:我在哈拉套海。

家里人急了,从牤牛沟到黄柳坝到哈拉套海,越走越远。离家五十多里地了,八十六岁的人怎么回来?

但是,这在电话里劝不回来。此地是牧区,地广人稀。虽然狼和狐狸都不伤人,但磕了碰了就不好办。家人去找,他老伴儿和儿子共乘一匹马,再牵一匹马去了哈拉套海。到了那里,天空已出星斗。打听没地方打听,喊也没人应。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有一个种子站,去问,人家没见老德头。他们娘俩儿以一棵榆树为圆心,前寻四五里地,原路返回,从榆树再前往另一个方向,辐射式巡查。累了,他们靠树歇息,儿子抽烟,老伴抽泣。手机突然响了,老德头来电:

“我在沟里呢。”

他儿子用最大的声音呼喊:“爸!你听到了吗?你别关机!你在什么沟……”

老德头平静地重复一遍:“我在沟里呢。”

关机。

“爸!爸!爸!”这边怎么喊都没用。人这时候恨不能乘着手机的电波找到对方。娘俩儿一想,哈拉套海没有沟啊?老头儿一定往北去山嘴子乡了,那儿是丘陵。他们骑马上路,走到半路忽然想起南边毛山东乡也是丘陵。老德头在哪个沟里呢?他儿子不禁下马呜呜哭了一场,决定先上山嘴子,后去毛山东。

到了山嘴子,老德头的儿子先把母亲安顿在老乡家,等待天亮。天不亮,几十条沟没地方找。熹光四射,老乡家糊窗的白纸抹上一层嫣红。手机响了,老德头儿在那边说:

“我在炕上呢。”

这边问了千言万语,老德头重复一遍:“我在炕上呢。”关机。

老头儿好歹没事,“在炕上呢”。可是在哪个炕上呢?在沟里能急死人,在炕上也能急死人。

这时候,老乡发话,对老德头老伴和儿子说:“不用急,一会儿能有人来电话。”

果不期然,老德头手机又打过来了,一个亲切的声音:“你们是老头儿亲属吗?别着急,老头儿挺好,在我们这休息呢……”

原来,老德头又回到了乌兰敖都。他掉的沟是公路边上栽树的树坑,发出的悠扬呼叫引起过路车辆注意(车上人下车解手)。车是果树站的车,人家认得他,找不到他家,于是拉到果树站的炕上喝奶茶歇息。老头儿睡了一觉,醒了之后打手机,才有这番对话。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老德头观看众人的表情,看大家由惊讶到恐惧到释然到欢笑,而他始终笑,又像评比众人的笑。

众人感叹手机之有用与无用,感叹老德头冒险历程。人知道,他漫游一宿也出不了事儿,这里十几年没有刑事案件了,六千口居民中只有一百名汉族人。这里有史前画岩,有民间艺术团,有个人承办的马文化节,一片世外桃源。野鸽子站在房脊,大花喜鹊落在树枝上。这里是翁牛特旗阿什罕苏木。

有人和炕上的老德头搭讪,用吼声:认识王海吗?

老德头:那是我们团的模范飞行员。

吼问:张积慧?

老德头:哟,张积慧是中队长,后来成大队长了。他们俩现在干啥呢?

这两个人三十年前都是空军司令员,可我们哪知道他们的近况。

老德头笑眯眯地说:见到他们问个好吧。

我们说:是,是。

忽然有人问:您上那些地方干啥去了?

老德头:虚岁十五。

真急死人了!这人大声喊:您上——沟——里——干啥——去——啦?

嗨,老德头一伸手:看战友!

张积慧他们在牤牛沟等你啊?越说越不像话,这人捧着他耳朵喊:牤牛沟!哈拉套海!嗨,老德头指他鼻子:你小点儿声儿。他说,我原来不是在县大队吗?不是归二十二军分区吗?不是四野吗?三个战友,乌力吉、张广才、司旺不都死那儿了吗?牤牛沟、黄柳坝、哈拉套海,他们仨。我掉沟儿那天不是八一吗?去看看。坟都没了,头十年不就没了吗?让沙子刮跑了。往地下倒点酒,看看……

老德头说得低声细语,我们大喊反显得不文明。有人查墙上的挂历,一指:阴历七月初一,正好是八一建军节。大伙儿纷纷向他竖大拇指。老头儿嘿嘿儿乐,端奶茶喝了一小口儿。

海拉尔棉鞋

白雪覆盖苏联红军纪念塔顶的坦克,使它像一辆真坦克,抬高炮管翻越一个弹坑。这时,一块雪从坦克上滑下,积累不住,在空中分散,落在黑湿的水泥红砖上。

我在南站的胡同寻找一种棉鞋,高腰黑条绒面,两层毡垫扎在一起当底儿,叫“正宗海拉尔”棉鞋。胡同卖鞋垫的人卖。暖气不好的时候,在屋里穿。

朝鲜冷面店门口摆几个烤肉的铁皮炉子,一人蹲着,捏一把用过的方便筷子升火。专卖店的小姑娘穿店服,并拢双脚鼓掌,说“随便看一看啦!”橱窗的黑塑模特穿毛衣,搭一条围巾。长途车拐进来停下,旅客用犹疑的眼神看东看西。这种眼神对狗来说就是它们的鼻子。行人有穿连体雨裤的,沾着下水道的污泥。有人把头埋在风衣的怀里打手机。两个女人穿一样的衣服,如降价买的。一女子穿薄袜,短裙束腰短大衣,在雪溅黑泥的路面走过,像幸福生活楷模。她上身挺直,腰也未动,屁股两边扭,往左扭的幅度大一点,左脚着地重。

“Qihaxayebenjian?”

我在人群中听到了这句话,蒙古话——直译:你走向哪个方向?即你上哪儿?往哪儿走?

我用目光捉住了说话的人——民工,头发耸立,鼻梁一块创可贴。对方也是民工,回答:

“Geritenheriya。”(回家。)

这两句蒙古语让我怔住了。我是说,它使我忘记了自己在哪里,在做什么。像车辙蜿蜒的乡路有一粒红豆,像森林一棵树的杈桠上放着一封信,像身处异乡有人喊你的名字;像被河水冲走的衣裳又漂了回来。

“Geritenyamenrijirige?”(家里怎样情形?)

“Hosaihan。”(均好。)

我听他们说话,像是为我而说的。蒙古语的发音,特别是牧民的话,详实亲切,每个词后面藏着一样可见的东西,比如铁锅、马鞍子、炕沿、栓马桩、装红糖的铁罐、羊五叉、银板指、鞋和反射酒瓶子倒影的亮漆的红箱子。蒙古语把它们擦亮,或者说,它们是雨水,让蒙古语长出新绿的叶子。

鼻子有创可贴的民工脸宽,嘴大到恰好,说他始终在笑也行。另一个民工用手指捏肩膀垂下的系行李的带子。他们脸红,颧骨的皮很薄,像容易被风吹破。从头到脚的衣服已有城里人的意思,或者说城市垃圾衣服的拼凑。眼里有牧人的单纯。

蒙古人要说的话不多,换句话说,蒙古人放马、种庄稼的生活没有催化更多的话语。一些蒙古语是说给牲口的。你看,一个牧民出屋,把鞍子备在马上,饮马,从窗台抓一把烟叶放进兜里。当他让马抬蹄穿过缰绳时,说“嘚!”马抬蹄。牧人上马走远了。牧人和牧人见面时,问:“今年草场怎么样?”那人眼睛看着草场,答:“还可以。”问的人也看草场。在牧区,许多事情不用问,也不用回答。“你的马好吗?”马就在那里,自己看吧。“你的孩子好吗?”孩子正拽牛犊的尾巴奔跑。天气、雨水、玉米的长势怎么样?看吧。

在牧区没有什么看不到的东西。问询在牧区成为礼貌,语气很轻,像吐出的烟雾一样缓缓缭绕。

我加入不进他们的谈话。我能问他们庄稼的事情吗?蒙古语的词汇那么轻快地在他们口唇间舞蹈,如春水带走片片桃花。他们真挥霍。在沈阳,我听到的每一句蒙古语都很珍贵,他们连贯的对话,在我心里像一次多米诺骨牌比赛,这一排塌过去,又塌过来,折折叠叠。他们又说“车票、玉米、被子”,这些东西在我眼前顺序出现。

他们分手,一个往南站,一个往桂林街,埋在人流里。他们怎么走了呢?把我独自剩在这里。说蒙古语的人走了,我身后传来强劲的歌声。回头看,等离子电视正在播放MTV“日韩疯”,人物表演卡通动作。歌声骤停,电贝司缭绕,一人用手指蹭密纹唱片,手击鼓响,裤带从他腰间悬下。

雪闭幕,路面欲结冰,有一些亮光,还没冻成。街上的人比刚才多,商铺灯光搅拌半稠的暮色。我来做什么?忘了。最近我的记忆力糟透了。简单说,是记忆下达搜索的指令后找不到目标。不是记忆没存盘,是目录乱了,需要重建,或者神经递质(传递素)的化学性质不达标。譬如书上说1939年马三立在天津小梨园的搭档是耿宝林,但怎么想也想不起来。

回家吧,我还记得回家。公交车上接一个朋友的电话,他姓海,回民,演过武生。我想起到南站是买“海拉尔”棉鞋,竟把这事忘了。

黑酥油与白酥油

我小的时候,曾祖母讲过一个故事,人死了之后,像旅行一样在路上走。走着,看到路口摆两碗酥油。一碗黑,一碗白。酥油白的好吃,细腻香醇。黑的粗粝,苦,酸。

一人只让吃一碗酥油,白或者黑。曾祖母说,吃了白酥油,能言善辩;吃了黑酥油,发傻,嘴拙,只说实话。

吃了酥油,人接着走,到达上帝的处所。上帝问:这一辈子你做了些什么事?

吃白酥油的人把自己说得像英雄一样,全是好事。

吃黑酥油的人也想夸赞自己,话到嘴边,全成了自我揭发。比如:骂人、偷过东西、嫉妒、不讲卫生等。总之,是一个很坏的人。

处所的人大笑,吃黑酥油的人羞愧着,但没办法,黑酥油比药还厉害,说不出假话。

这时,曾祖母对我说,孩子,那时你可别吃白酥油啊!

我以为她说错了。我正期待着上帝惩罚那个吃黑酥油的傻瓜。

“为什么?”

曾祖母说,“孩子啊,你在人间办的事,人家全都看见了。”所谓三尺以上有神明。

她说的“人家”,就是上帝他们。

“他们怎样看见的?”我问。

“你别管了。记住,人不管做错了什么事,都能因为诚实而被原谅。”

“后来呢?”

“后来,吃白酥油的人的舌头被冻在西藏的雪山上,距今已经好几百年。吃黑酥油的人重新回到人间,他就是你哥哥朝克巴特尔。”

朝克是我堂兄,显然这是曾祖母开的一个玩笑。那时我以为是真的。朝克巴特尔脸红,永远带着傻笑。一次我问,你吃过黑酥油吗?他笑,不说吃还是没吃,显然吃了。

曾祖母是相信神灵的人,小孩也如此。长大之后,人们对这样的故事往往一笑置之。后来,我听到一件事,宛如这个酥油故事的现代版。

有一个熟人,多年未见,已经荣升司长。说话,他说到达今日得益于一次考试。那是国内比较早的一次政府官员考试,各种题答完之后,他被最后一道大题难住了。此题30分,输赢定生死。

——简述唐代的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

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唐朝有什么水土流失之计,最后叹息,写道:不知道。

发榜后,此题他得了满分。满分的答案就是“不知道”。而别的考生,疾书唐代植树造林之举,全零分。

据说那次考试由联合国有关组织参与出题,观察官员的诚实。

熟人说到这里,自谦拣了个便宜。

我说,考试前你吃过一碗黑酥油,然后讲这个故事。他大喜,连称诺诺。

敖包相会

“敖包相会”是描写蒙古男女相爱的歌曲,借卡拉OK的伟力,现在成为全国人民相爱的歌曲之一。这首歌被看好,旋律优美是原因之一,而歌词中的相互试探,也符合情场的规则。然而,“试探”与蒙古人的婚恋并不吻合,正如此歌的词作者并非蒙古人,而是北影厂的导演张海默。

蒙古人的爱情直爽热烈,正如他们的生存环境中没有那么多的小桥流水和曲径通幽。爱在何处?与海棠云彩无关,眼睛直射灼焰,无掩饰、无曲解、无乱码,两相对视,谁都明了其中的意思。因此,他们俭省了许多资源,也摒却了许多烦恼,无须征婚启事和电视速配游戏,也无须媒人斡旋和手机短信息掺和。蒙古男女是一见钟情的结晶,又是一见钟情的接班人。他们享受着爱情的绿色食品——没有添加剂,没有化肥,没有流行色彩,是一段原初情感,跨国公司将此称为“浓缩液”,区别于罐装产品。他们相爱的方式和什物包括9根飘带的锦缎荷包、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摔跤赛马的雄姿和软手捧茶的身态。这是粗伧的浪漫、质朴的结合。

婚后,蒙古男人省却了一宗事,平息了欲望与焦渴。而女人却增添了一件事,即家务。就家庭角色而言,蒙古女人与朝鲜、日本女人一般无二,讲究顺从与孝道。在她们看来,泼辣是让人笑话的一件事。一个女人无论傻到什么程度,也不至于泼辣,即大喊大叫。东亚女人依然保留着礼教的恭顺,没有人想造这个反。她们觉得这不是解放,而是癫狂。

看官至此已知蒙古男人是享福之人,他们不做家务,衣食伸手可得。在家里,他们最耗气力的事是喝茶与饮酒。走出家门之后,则从事艰苦的劳动——在风雪中牧羊、夏季转场、盖房子。他们的劳动面对太多不确定因素:天气、雨水、沙尘与草的生长情况,丰歉不一。蒙古男人因而显得沉默。和暴风雪打交道的人不习惯饶舌与甜言蜜语,也不精于算计。跟其他人相比,蒙古人更多和动物——牛、马、羊、犬——打交道,他们更朴拙。

若论地位,蒙古男人在家里稳如泰山,不移不摇。而地位的另一象征——财权,则由女人把持。把持钱不意味着尊贵,而显出劳碌,就像在连队里连长不管钱,司务长管钱平账兼顾采买一样。钱是什么?是牛羊草料,人吃马喂和为儿女成亲一点点积蓄的长期零利率储蓄。在牧区,管钱的人不是狂喜的人,而是叹息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