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孟子与性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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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继承儒学发展文化

孟子以亲情论性善、以同然论性善、以不忍论性善,就是要人们相信自己有良心本心:他区分小体大体,人爵天爵,鱼和熊掌,就是要人们以仁为价值选择目的,努力向善,奋进不已。有了孟子的性善论,人类才不至于沦为禽兽,实现仁义道德才成为可能。

性善论开创的心学在社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所谓心学,所谓性善,其根基在于社会生活和理性思维在人内心结晶而成的“伦理心境”。由于社会生活和理性思维在内心有所结晶,所以受过教育的儿童特别是思维健全的成人内心已不是一张白纸,而是纸上有“字”;由于社会生活中本来就有向善求好的内容,所以人人都有良心本心。“伦理心境”是打开性善迷宫的钥匙。因为“伦理心境”是“先在的”,一个人只要遇事时能够求得并听从“伦理心境”的要求,一般并不需要临时考证典籍,便可完成善行、成就道德,这就决定了心学在方法上的最大特点是简约易行。人人都有良心本心,这是自家求善去恶的资本,不仅通达诗书的文化人可以做到,就是乡间僻壤的劳动者亦能为之。这正是心学简约易行特点的生动体现。简约易行并不是随随便便、悠闲舒适。作为社会习俗和理性思维内化而成的“伦理心境”,是一种通体为善的结晶物。欲性仁性不相违背还好,一旦发生矛盾,本心本体就会发布命令,要求舍弃本性的欲望,听从本心的安排,由于本心本体有丰富的情感因子,所以它发布命令鞭辟有力。如果只图利欲,不听本心的指挥,虽然可以在利欲方面得到满足,却会引起内心的不安。如果不为利欲所累,反身而诚,虽然在利欲上可能会受到些损失,却会带来内心的愉悦,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

由于性善论开创的心学有这些特点,所以性善论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性善论的阐发,人人都知道自己有良心,否则便是禽兽,遇事良心发现,标准清楚明白。这个标准,这个命令,随着时代的发展,具体内容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核心却一样,只是一个“善”,只是一个“上”。一旦依此而行,不打折扣,自然好善厌恶,积极向上。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就体悟并牢牢把握住了自己的良心本心,以此创立性善论,这般大智慧、大气度、大风范,直至今天仍然令人拍案叫绝、惊叹不已。

性善论对中国文化产生的负面影响,简单说来,就是形成了容易保守的社会心理。如上所说,孟子创立性善论,主要是以良心本心论善性,而良心本心从来源上讲,是社会习俗和理性思维内化的结晶物,也就是上文所说的“伦理心境”。我们说性善容易保守,主要指“伦理心境”或者良心本心容易保守。“伦理心境”容易保守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习俗容易保守。社会习俗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社会习俗的发展与社会本身的发展,总的来说是一致的。不过社会习俗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表现为某种惰性力量,其发展变化一般要落后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伦理心境”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社会习俗,即使“伦理心境”和社会习俗的发展是同步的,由于社会习俗本身的这个特点,“伦理心境”一般也跟不上社会本身发展的步伐。二是“伦理心境”本身容易保守。上面讲“即使‘伦理心境’和社会习俗的发展是同步的”,只是一种假设。因为“伦理心境”是心理的境况境界,一经形成,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表现为某种惰性力量,其变化发展一般又要落后于社会习俗的变化发展。这就是说,“伦理心境”不仅要落后于社会本身的变化,而且要落后于社会习俗的变化。总之,一个是社会习俗容易趋于保守,一个是心理境况境界容易趋于保守,两方面结合起来铸成这样一个不幸的事实:“伦理心境”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本身就包含了容易趋于保守的种子。“伦理心境”是历史的产物,历史的过程。当它和社会发展基本一致时,其社会作用是进步的,作为道德根据也是可行的。但是“伦理心境”很容易落在社会发展后面,这时再一味以它作为道德的根据,就行不通了,容易陷于保守。这种趋于保守的特点在孔子那里已经有所表现了。孔子对宰我“三年之丧”发问的批评是众所周知的,其本义是批评宰我不仁,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孔子在这件事情上的保守性。宰我嫌行丧三年太长了,建议改为一年。孔子没有同意,提了两条理由:第一,“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第二,“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头一条是讲传统上都是这样做的,社会习俗如此,所以我们应该如此。后一条是说心理情感如此,所以我们应该如此。如果社会习俗跟得上社会的发展,遵从社会习俗,服从心理情感是没有什么不对。但如果社会习俗已经大大落后,再坚持这样做就不对了。从这一章本身来看,宰我就三年之丧提问,说明当时实行三年之丧已有困难,而他提出的理由之一“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并非毫无道理。孔子并不是具体分析三年之丧是否合理,实际可行性如何,而是凭着上述两条理由一味坚持,并责备宰我不仁,这里的保守色彩已经很浓厚了。在这方面,孟子也不例外。滕定公死了,太子让然友请教孟子如何料理丧事,孟子主张行三年之丧,理由是“三年之丧,齐疏之服,忏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孟子》)三年之丧,孔子之时实行已很困难,到孟子时当然就更为困难。滕国父老官吏以“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孟子》)为由,加以反对。孟子仍坚持己见,大讲了一番“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僵”的道理。最后,太子按孟子的意见办理,“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谓曰知。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丧,吊者大悦”。(《孟子》)事情的结果按《孟子》的记载,当然是很风光的,不过实际情况恐怕要打上几分折扣。当然这些都不得而知,但从中也可以看出隐藏在孟子思想深处保守的一面。性善论“伦理心境”容易趋于保守的特点对后世有严重影响。唐代之前,儒家思想还没有真正占据主导地位。秦朝重视法家,汉初崇尚黄老,武帝独尊儒术,而实际是儒法并用,魏晋玄风尤彰,真正开始重视儒学当从唐代开始。但思想的影响往往需要一个过程,虽然唐代极力倡导周礼之教,但总的来说,唐之前(包括唐)还比较开放革新、大度豪爽。但从宋代到清代,儒家真正占领了主导地位,原先即隐含的负面因素,逐渐凸显出来。由于缺乏独立的人格和智性的参与,一切以“伦理心境”、以良心本心为标准,结果必然表现为强烈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实际上遵从两个东西,一是“陈规”,一是“唾沫”。“陈规”就是一切以先前的规章制度和传统做法为依据,凡合于陈规的,就是正确的;凡不合于陈规的,就是错误的。除此之外,不敢有任何革新,不敢越雷池半步,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唾沫”就是一切以周围舆论为是非标准。办一件事不是先考虑它本身正不正确,应不应该,而是先想到周围人会怎么说。邻人多保守,自己也不敢出头。两千多年来,中国没有独立完整的人格,个人只能在群体中存在,这个群体之网实在太紧密了,大众的唾沫实在是太可怕了。鲁迅回忆卢梭、斯缔纳尔、尼采、托尔斯泰等“轨道破坏者”时深有感慨地写道:“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中国很少有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陈规产生唾沫,唾沫维护陈规,两者联合起来,就可能将新事物扼杀在摇篮之中。

这些都说明,“伦理心境”,良心本心有容易陷于保守性的缺点。心学家往往不懂这个道理,认为良心本心就是天理,天理就不能变更,一切以良心本心为依据,结果只能走向事物的反面。近代以来,人们批评儒学,其中有两条是切中要害的。一条是“以理杀人”。理不光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当内心的理大大落后于社会发展时,仍然以它为是非的标准,就可能产生以理杀人的恶果。寡妇再嫁、为妇无子,仅仅以内心之理来评判,不知能使多少人丧失身家性命。再一条是“保守落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应当以思想革新作先导,但是心中之“理”太沉重了,就会宁可求稳,不肯冒险;宁可守旧,不肯变革。前些年不少人研究中国社会形态的超稳定结构,找了地理环境、社会心态等多方面的原因,但还缺乏对社会心态作深入的分析。事实上,“伦理心境”、良心本心的滞后性,才是社会心态保守的真正根源。

要克服伦理心境的保守,必须有智性的参与。智性是一种认知活动,表现为对外部事物(包括道德事物)规律、真理的认识,其思维特点是逻辑推理、概念判断,而主要不是直觉。这种智性在孔子的学诗、学礼中已见端倪,并在荀子思想体系中得到充分发展,表现为一个完整的认知体系。认知之心并不绝对排斥良知之心(良心本心),结合得好,可以各司其职,分工有序。当社会生活平稳发展,伦理心境与其没有大的冲突的时候,良心本心出场,只要听它的话,就是善,就是好;如果社会有了很大发展,伦理心境已大大落后于社会本身,再一味听从良心本心的指挥,必然陷于保守。这时需要认知之心挂帅,凡事不盲从,不迷信,问个为什么,运用逻辑分析、概念推理等从而得出一个正确结论。认知之心得出的这个结论,可能与良心本心正相符合,这样就为良心本心找到了理论根据,增强了良心本心的理论色彩;也可能与良心本心不相符合,但它代表革新,代表新生,代表前进的方向,从历史角度看,只有按这个结论做,才是正确的,有意义的。

但同样不幸的是,儒家认知之心始终没有发展。虽然孔子立论平实全面,既讲仁性,又讲智性,但智性那一层在孔子那里却是一个弱项。孔子的智性只是外向性的学诗学礼,也就是说,要成为道德之人,圣贤之人,必须懂得诗懂得礼。但孔子的诗礼之学范围比较狭窄,内容比较陈旧,层面比较低,而且他主张学习的周礼已经跟不上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孔子那里,知性还没有成为一种完整的思维形式,特别是周礼的陈腐性质,更加决定了孔子的知性不可能补救仁性的不足。另外,孟子虽然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子的仁学,但也不自觉舍弃了知性的一面。由于孟子力量强盛、气势宏伟、巨峰突起,使思想发展史的长河终于偏向了心学。宋明之后,大多数儒家学者将孔孟并称,以为孟子之学就是孔子之学,学习孟子就是学习孔子。这样愈积愈久,愈久愈积,形成了巨大的历史惯性。朱子虽然奋起反抗,有可能弥补儒学知性的不足,并建立起了完整的智性系统,但由于种种原因,知性的认识之心始终没能充分发展起来,这是儒家心性之学发展史的最大遗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