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戴笠派人问他愿不愿意参加“革命军人同志会”时，他感到一阵激动，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先来试探的是一位神秘的不速之客，自称姓潘，那人毫不客气，走进屋来，坐在藤椅上，叼上一支烟，点着了，喷了一个烟圈，才问道：“你叫陈恭澍？五期步科？”陈恭澍从椅上欠了欠身，答道：“是。”那人从出身一直问到思想教育，又从国家谈到国际形势，陈恭澍坐在那儿茫然地答着、听着。那人临走对他说：“过几天会有人找你谈话的。”
陈恭澍感到莫名其妙，又隐隐约约地感到要发生点什么，觉得他的生活要出现转机。
果然第二天他刚刚起来就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却是同期毕业的同学小易，陈恭澍愣了一下：“你就是潘……说的那人？”小易也不解释，简单地叙了叙别来之情，然后直起腰，显得庄重起来：“不兜圈子了，谈正题吧。我们建立了一个充满新生命的政治组织，这个组织推崇蒋校长为领袖，以军校同学为骨干，力行三民主义，重振革命精神，牺牲个人利益，以钢铁的意志，严明的纪律，在校长的领导下，共同开创新局面……”
陈恭澍只听得心潮激荡，两手不自觉地抓紧了椅背。小易似乎没注意到他的变化，仍很平静地说：“你愿不愿参加？”陈恭澍在激动中似乎没听到问话，小易又问：“你……有什么顾虑吗？”
陈恭澍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声问：“我可以参加？真的？”
几天后他就成了“革命军人同志会”的一员。此时他才知道是戴笠推荐的。
送走郑介民后，陈、白二人愁眉苦脸，手足无措，沉思不语，还是王天木有经验，想了一会儿，唤来含春，小声说了几句，便带着一个叫“飞龙”的姑娘和陈恭澍、白世雄一起离开了韩家潭，出门后，四人直奔一个小店，边吃点心，王天木边压低声音对陈恭澍他们说：“张敬尧在东交民巷的住处可能有两个，一个是日本使馆，一个是六国饭店。我想现在就去六国饭店，如能开到房间，住进去就可以发现一些情况，但现已12点钟了，单身去开房间，又无行李，会引起怀疑，因此让‘飞龙’一起去，你们等候我的消息。”说完，王天木带着“飞龙”，坐小汽车先走了，陈、白二人回到北长街十八号住处。
王天木和“琶龙”来到六国饭店，以日本大仓株式会社的名义开到了一个二楼朝南的房间。王天木住进饭店，暗杀行动便开始了。
第二天上午，王天木、陈恭澍来到郑介民的住处。王天木告诉郑介民，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认为张敬尧可能在日本使馆内，郑命王继续在六国饭店侦察。根据情报分析，张可能在六国饭店中，郑指示陈恭澍率北平站的人马熟悉东交民巷的地形，特别是交通情况。
陈恭澍和白世雄乘车在东交民巷的儿条马路上兜了几圈，仔细观察地形，熟悉了道路，而且还研究了如发生枪击，被警察追赶的话，怎样安全撤退的预防措施。初步侦察后，回到住处时，发现郑介民正在院内等候他们。见面后，郑急忙向他们传达上海的重要指示，并告诉他们一个重要线索，张敬尧就在六国饭店，指示他们立即转告王天木，要尽力圆满完成任务。目标找到，陈、白兴奋不已。
5月3日下午，陈恭澍、白世雄和王天木按约好的时间在东安市场五芳斋见面，他们边吃边谈。陈发现王说话没有精神，显然，侦察没有进展，便将郑介民告知的情况说了一遍，王天木立刻振奋起来，按郑的意思，他们开始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他们重新分配了各自的任务：王天木负责进一步侦察张的居住房间；陈恭澍在北长街住处等待消息，备用汽车由专人控制，保证随时行动。
当晚无消息，第二天仍没有发现张敬尧的踪迹。明知张在饭店，目标集中，却找不到他，陈恭澍非常着急。陈又找到王天木商量，王是杀人越货的老手，虽着急，但表面还镇静，他对大家说：“这种事只好心里急，可不能露出来，如果今天仍不能弄出点眉目，我也想冒着打草惊蛇的危险，到柜台上再查问查问。”他说到这，忽然若有所思地说：“昨天上楼的时候，看到一个人的背影，很像张敬尧过去的参谋长赵庭贵，当时本想随后看个究竟，但那人一上三楼转身不见了。”几个人听了之后，一致认为，如这人确实是张的参谋长的话，就可断定张就住在三楼或四楼。得知这一线索，大家义兴奋起来，重新信心十足地投入了侦察。为了不引起外人的怀疑，决定让白世雄协助王天木，扮成王的“随从”，留在六国饭店一起侦察，并随时准备行刺。
5月5日这一天，白世雄按王天木的吩咐，从早到晚观察了一天，竟无一个人像王天木所描绘的张敬尧参谋长的模样。时间过得很快，离期限越来越近了，王天木他们着急起来。
不久，峰回路转，天无绝人之路。
6日中午，王天木刚一开门，遇上一个熟人，此人姓应，是西服店的老板，胳膊下夹着一个布包。王与他早就认识，却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他。
王问道：“你来干什么？”
那人吓了一跳，看看两边无人，便小心翼翼地对王说：“他做了两套西服，叫我今天拿来试样子，这个时候可能起床了吧！”说完，用手在下巴上，一上一下地比划着。
王天木非常敏感，对应掌柜说的“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赶快到北长街十八号，将情况向陈恭澍详细说了一遍，之后解释说：“张敬尧下巴有一撮毛，应老板在下巴上比划。指的就是他。”陈恭澍连连点头：“有理，有理，何不找应老板问个明白？”
应老板开的应元泰西服店，在东四牌楼南大街上，这西服店只一间门面，并不引人注目，因这家西服店的裁剪功夫相当地道，生意兴隆，陈等本想以做衣服为借口，与应老板聊聊。没想到应老板看到有熟人来到，以为是要求他做衣服，忙推辞说：
“这两天我有急活，你们几位如果想添农服，恐怕要等些日子，我要先给张督办把这两套赶出来。然后还有其他几个客户的，我看你们现在挑几块料子吧，等我一有空就给你们裁。”
王天木心里一惊，但很快镇定下来，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边摸摸布料，一边试探性地问：“张督办等着穿吗？”
“是呀！他叫我后天中午一定做好送到，说是也许就在这两天要到天津去。”
王天木与应老板聊了一会儿，他们从应老板的口中，还得到了重要的情报，张督办住在三楼，一连三问，房间号是从231到233，除了张督办本人外，还有他的参谋长及副官等等。
几天费心侦察毫无所获，因巧遇应老板，得来却全不费功夫。张敬尧的住处确定了，下一步就是如何行刺了。王天木、陈恭澍、白世雄急忙去向郑介民汇报。
“很好！很好！”郑介民听完汇报后，连连点头。沉思一会儿，接着分析道：
“按应老板所说，张敬尧开了三个房间，应该是这样的：他自己住一间，参谋长住一间，另一间住的是副官。副官可能就是卫士，但不知有几人。不论张住哪一间，一旦行动，其他两间必然惊动，只靠王天木和白世雄两人是难以对付的。弄不好，不但杀不成张敬尧，安全撤离还成问题。”说完，他停顿了一下，威严的目光从每个人的脸上扫过，严厉地说：
“但是，情况紧急，张敬尧就要离开北平，再不行动，将会前功尽弃。所以，我命令：王天木、白世雄继续留在六国饭店，密切监视张敬尧的行动，准备随时出击，不成功，则成仁，务必在这两天内于掉张敬尧！”
从郑介民的住处出来，三人各有心思。白世雄兴奋异常，跃跃欲试。陈恭澍面有忧色，感到并没有多大的把握。王天木胸有成竹，好像已提到张敬尧的人头似的。
1933年5月6日凌晨，王天木和白世雄来到陈恭澍家，商量行动方案，王提出两套方案，一是应加强力量，他想从天津把他的一位老朋友请来，此人姓侯，人称“侯大胆”，闯荡江湖数年，练就一身好武功，枪法娴熟，如此人肯来，和白世雄一起行动，对方几个人均不是对手。他想派自己的老婆去天津，中午上路，晚饭前可赶到。陈听后，表示同意。陈又说：“行动之前，我可以上三楼敲门找赵参谋长，如果是副官开门，我就说前来拜会参谋长，如赵本人来开门，我们认识，他也弄不清我现在于什么，我就投其所好，专找他爱听的话说；若是张敬尧自己来开门，无论他是否记得我，我仍然说是来看他的参谋长，这样一来，我们的复查工作就完成了。我判断，还不致引起他们的疑心，即使发现怀疑，也不要紧了，我从三楼一下来，世雄和老侯看到我的手势后，立刻冲上二楼就干，任凭他们怎样防备，也措手不及！”
“那么，第二种方案呢？”白世雄觉得这方案可行，但还是想听听第二种。
“第二种方案嘛，利用应老板明天送西服的机会，尾随其后，冲进去将张杀死。”
特务们经过反复讨论，认为第一种方案比较稳妥，于是照计划各就各位，分头准备。
王天木、白世雄回到饭店，发现了郑介民用暗语写的纸条，大意是：明天中午前一定要刺杀张敬尧，因为据可靠消息，张敬尧下午要离开六国饭店。
5月7日凌晨，便上演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张敬尧是人所共知的大汉奸，被打死的地点又在东交民巷，日本兵营的隔壁，所以影响很大。何应钦当日召见白世雄，当面嘉奖，批示曰：“白世雄同学免考保送陆军大学深造。”白感激涕零，决心为党国效劳。后来白世雄在南京洪公祠短训班任队长，自此深受重用。
六国饭店的枪声，震惊了企图利用汉奸发动暴乱的日本军，当时报纸上刊出来的新闻大意是：“巨商常石谷，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内，遇刺殒命，凶手逃逸无踪。”
报纸之所以不提张敬尧，是因为根本不明了真相，华北最高当局以及北平分会的孙境，无论从任何角度讲，都不能公布这件事，甚至于不承认这件事。尤其是顾虑日方的无理取闹或借故滋事；唆使张敬尧发动暴乱的日军明知张敬尧的死是人暗杀的结果，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这一件大案，不久就沉寂无闻了。
二 谋杀宋庆龄，胎死腹中
宋庆龄被国民党尊为国母，蒋介石很想对她下毒手，但慑于宋庆龄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迟迟不敢轻举妄动，三次计划谋害宋庆龄，都是胎死腹中，宣告流产。
初春的早上，乍暖还寒，阳光妩媚。在这晴朗的晨雾下，笼罩着的却是一片阴森森的恐怖，在宋庆龄宽大而整洁的起居室里，一位保姆递过一封信来。
“早上刚刚收到的，夫人。”
宋庆龄接过信，摸了摸，感觉有些异样，信里像是夹了什么小东西，还挺沉的。
她打开信封，抽出信纸。
“咣”地一声，一件东西掉在了地上，保姆惊慌地叫了起来，宋庆龄捡起一看，是一颗子弹。
恐吓又升级了。这次不仅是一封恐吓信，还有一枚子弹，宋庆龄心里很清楚这封信是谁送的，也明白此信的目的。她凝重的眼神里透出一股摄人心魄的目光，分外地坚定有力。
她转过头来，对保姆说：“不要害怕，蒋介石是不会达到目的的，除非他枪毙我。”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正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反动统治笼罩着全国。
由于宋庆龄坚定不移的反蒋立场，蒋介石对她早已恨之入骨。但他仍希冀宋庆龄有断“回头”，以便利用她在社会上的声望，达到助他一臂之力的目的。
蒋介石先派宋子文做说客，想说服宋庆龄，后又亲笔给宋庆龄写信说：
“中正等望夫人来沪，如望云霓。”
“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才有解决办法也。”
宋庆龄对此嗤之以鼻。如果我有意于此，几年前就会这么做了，还会等到现在吗？
宋庆龄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蒋介石，无异于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
蒋介石一直对宋庆龄充满了复杂的感情。首先她是孙中山的夫人，而他自己也是因为追随孙中山起家的。其次宋庆龄极力反对他，无论做什么，连他和宋美龄的结合都遭到了她的极力反对。然而，对于蒋介石来说，宋庆龄对他意义重大。
蒋介石始终为各种烦心的事动怒，对宋庆龄也不例外。有时，因为她，他会焦虑不安，双眼深陷，皱纹已经过早地爬上了他的额头，他再也不像年轻那时充满活力了。
他仍抱有一线希望，于是又做了一次努力。他给在莫斯科的宋庆龄连拍了多封电报，威胁利诱，软磨硬打都用上了。
结果是在预料之中，宋庆龄又一次回绝了他。
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说客来过了，又都徒劳而归。
她简朴的生活始终和她那高傲的气节并存。
她甚至为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二周年给柏林反帝大同盟拍了电报。宋庆龄所做的这些，弄得蒋介石如芒刺在背，暴跳如雷。恨不得能让宋庆龄一下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巴不得早日拔掉这个让他坐立不安的人物。但是，又一想，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是国母，在海内外有很高的声望，自己轻举妄动，一定会引四面八方的责难。想来想去，无奈之下，只得请国民党的大学者戴季陶当说客，去劝说宋庆龄。
1929年8月10日，戴季陶带着自己的夫人来到了宋庆龄在上海莫利爱路的寓所，一见是戴季陶来了，宋庆龄心里马上一紧：这几天的说客都被我给挡回了，莫不是戴君又是来充做说客？
进门落座后，主客双方寒暄了一番。戴季陶说：“几次想离国远去，打定主意要去欧洲养养身体，都被蒋先生和其他许多朋友劝了回来，和他们一起共为国家建设工作，始终没有去成啊。我既不奢求金钱，又不贪图地位，只想为党国担一份忧，尽一份事业的责任。”
“你没能出国，真是太可惜了。”宋庆龄立即听明白了戴季陶的意思，也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戴季陶立即被僵住了，话都说不出来。一听宋庆龄已经把活都挑明了，戴季陶也不便再装下去了，只好单刀直入地说：“夫人，你为什么不到南京去呢？”
“先夫的葬礼已经举行过了，我为什么还要到南京去呢？到南京我还能做什么呢？”
“中山陵园美丽极了，夫人的住宅蒋委员长已经为你布置好了，我们随时恭候夫人您的大驾，夫人也可以为政府作些贡献，完成中山先生的宏愿！”
宋庆龄坦率地说：“我一个妇道人家，能做什么呢？又不愿意过做客的生活，你们的好意我心领就是了。”
这时，戴季陶正在自己的口袋里摸索着什么。他掏出一张攥着的纸递给宋庆龄。宋庆龄一看，不禁勃然大怒：“这是我拍给反帝大同盟的手稿，你们为什么不许发表？”
“这真是从你这里发出去的？我真不能相信，像你这种地位，乃一国之母，干这种事实在让人不可思议。”
“这是唯一诚实的态度。你怎能散布谣言，把我的电报说成是共产党人的捏造呢？我完全有权利可以证明，这份手稿的一字一句都是我自己写的。”
“你又怎能发表这种电报攻击政府呢？我们先把你我之间的私人关系放在一边，政府对这种严重的过失是不能忽视的。即使政府真的犯了错误，你也不能公然说这样的话，你应该遵守党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