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两人谈得投机的时节，午饭时间到了。沈醉正想告辞，打算到大饭厅和内勤特务们一起进餐，一下子却被戴笠拉住了。
“哎，小陈，别走，我们谈得正好，你就在我这儿吃饭吧，咱们边吃边谈。”侍从送上酒菜，二人坐定，沈醉小心谨慎地陪着顶头上司吃饭。
几杯白酒下肚，戴笠的脸上立刻泛起红晕：“小陈，你看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最适合下手呢？很想听听你的高见。”
听到上司的抬举，沈醉急忙将自己嘴里嚼着的肉吞了下去，清了清喉咙说道：“依我之见，最好在租界内动手。具体细节，我们的车一直紧跟她的车后，等遇到红灯，她的车刚停下，我们的车就撞上去，而且要撞得狠一些。这样，车上的人定会受伤。撞过之后，我再把自己坐的车的刹车做个手脚。而她被送进医院，治得不死不活，长期卧床，我们的麻烦没了，同时司机的责任也可以轻一些。”
“好！好！”戴笠连连点头称是。沈醉表示：“为了效忠党国，陈沦不怕坐牢。”
“好！好！好！”戴笠听到部下如此表白，心里十分高兴。胃口不觉大开，将桌上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一点没剩。
戴笠挺了挺滚圆的肚皮，兴奋地对沈醉说：“小陈，你有打算坐牢这个决心，很好嘛，一定不要半途而废。万一被判了刑，也不要紧，我的熟人很多，你是知道的，一定会很快把你弄出来。不要有任何顾虑，好好准备，争取马到成功。”
沈醉受命返回上海，便一头扎到密谋行动中去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构造十分结实的小汽车有了，挡风玻璃也换成了保险玻璃。人车俱备，只等戴笠一声令下了。
但是奇怪的是，每次戴笠来上海，沈醉就问何时动手，戴老板总是笑而不答：“不要着急，先等一等，决定了就会告诉你。”
这样，一年过去了，戴笠的决定还没有做出来。
一年之后，戴笠来到上海，召来沈醉，明确告诉说：“原定计划撤销。”
沈醉一听，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问道：
“处座，您当初不是很赞成这个计划吗？现在为什么要撤销？”
戴笠嘿嘿一笑，没有正面回答，却反问说：“你有把握做到只把人撞成重伤而不撞死吗？”
沈醉一下子被问住了，愣了半天，只好说：“没多大把握。”
“这就对了，问题就在这里。”戴笠晃着脑袋，开始解释缘由，“如果把宋庆龄撞死了，多少人要来追究啊。查来查去，不就查出了我，说不定连老头子也牵连进去了。到那时候，老头子也觉得棘手，没准我们的小命也会丢了。”
这样，第三次阴谋计划，也胎死腹中，宣告流产了。
三 狙杀杨杏佛，杀一儆百
对于宋庆龄，特务们的三次计划三次胎死腹中，最后蒋介石指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用法西斯的手段对付这个进步的组织，决定选择其中的一个“适当”人物，杀一儆百。军统特务选中的暗杀对像就是杨杏佛。
杨杏佛，名铨，1893年5月4日生于江西玉山。早年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12年被派往美国留学，在康奈尔大学机械系毕业之后，又进入哈佛大学商学院，获工商管理学博士学位。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他任大学院副院长、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九一八”事变后，杨杏佛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2年“一·二八”上海军民英勇抵抗日本侵略时，他为十九路军的后方技术工作提供援助，同时与其他进步人士一起，创办后方伤兵医院，救护受伤的爱国官兵。同年参加宋庆龄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3年春，他到北平视察时，组织建立了“同盟”北平分会；找张学良面谈释放许德珩等人。他还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公祭李大钊的示威游行，表示对国民党统治的愤怒。
1933年3月8日，三十多个进步团体在上海成立“国民御侮自救会”，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要求政治自由、保障民权。杨杏佛代表同盟发表《反帝抗日与争取民权及释放政治犯运动之不可分离》的演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因而，遭国民党政府的搜捕，国民党当局并宣布取缔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3月下旬，为了营救廖承志、陈赓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表了宣言，宋庆龄、杨杏佛等四人作为代表，亲赴南京向国民党行政院长汪精卫等提出质询，要求立即释放廖承志、陈赓等人，并提出四点要求：1．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2．废止滥刑；3．给予政治犯阅读书报之自由，禁用镣铐及改良狱中待遇；4．严惩狱吏敲诈犯人及受贿行为。
5月中旬，国民党政府与租界当局相勾结，在上海绑架了作家丁玲、潘梓年，杀害了应修人。杨杏佛一面与租界当局交涉，打电报给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进行营救；一面呼吁各界团体紧急行动，声援丁玲、潘梓年。这些活动均触到了国民党政府的痛处，于是蒋介石决定杀害杨杏佛，吓退宋庆龄。
杨杏佛从北平回到上海不久，戴笠即开始布置这一阴谋活动。首先特务们进行了一系列的侦察，了解到杨杏佛住在法租界亚培尔路三百三十一号中央研究院内，平日爱好骑马，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每天早上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驰骋一两小时。其长子杨小佛年仅十五岁，在南京大同中学读书，每星期六晚从学校回家与父相聚。特务们认为在他骑马时进行暗杀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但蒋介石表示不同意这个计划。他认为把杨杏佛杀害在租界以外地区，既达不到威吓宋庆龄的目的，还可能引起各方面的指责，给政府增加麻烦。他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宋庆龄寓所附近执行，这样既可显示军统特务的力量，威胁宋庆龄，又可以不负破案责任。戴笠只好改变计划，在亚培尔路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安排，准备趁杨外出散步或去宋庆龄寓所途中下手。
戴笠感到这次暗杀关系重大，于是6月初亲到上海坐镇指挥。他的指挥所就设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负责执行暗杀的是军统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还有副组长王克全等，共六名特务。戴笠要求参加这次行动的特务，事前都要进行宣誓，保证做到“不成功即成仁”，如果被抓，应立即自杀，绝不能将真情泄漏出去，否则将受到最严厉的制裁。
1933年，上海法租界。
时值隆冬，凛冽的寒风将昔日街头喧闹的人群刮得无影无踪，街道两旁的法国梧桐早已枝叶凋零，只有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颤动。
在亚培尔路中央研究院的大门前，一个二十岁上下的青年背着一个大报箱在寒风中徘徊，这种天气似乎并不适合于卖报，街道上几乎没有人，偶尔遇上几个，也是行色匆匆。这青年的心思也似乎不在卖报上，尽管没有人买报，他却一点也不着急。
青年在研究院门外徘徊着，目光始终不离研究院的大门。
这时，一位四十岁上下的中年男子从研究院里走了出来。
“先生，要报纸吗？《申报》、《大公报》、《大美晚报》。”青年看到来人，眼中流露出一分惊喜，随即他镇定下来，迎了上去。
“不要。”中年人并没有怎么样意这青年，径直来到马路边。
“先生，您买一份吗？”青年的语气中有一分乞求。
“好吧，随便给我一份。”中年人似乎觉得这青年很可怜，心不在焉地买了一张报挟在腋下。
“怎么搞的？该来了！”中年人看看手表，自言自语道。他似乎在等什么人。
青年站在中年人身后不远的地方，在向一个偶尔路过的行人出售着报纸。
一辆黑色的道奇轿车出现在不远处的街道拐角，径直向中央研究院驶来。中年人面露喜色，他整整大衣，迎着车来的方向走了过去。
车缓缓地停了下来，一位四十岁上下身着老式棉袍的中年妇女从车中下来，随即又有三人下了车。
“宋女士、树人兄、愈之、造时。”中年人笑着招呼道。
“杏佛，路上耽误了一下，让各位久等了。”中年妇女说道。
原来那中年男子正是杨杏佛。杨杏佛在当时也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人物，他二十岁时就追随孙中山，并就任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组长。袁世凯上台后，他愤而辞职，赴美留学，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深造。孙中山逝世后，他任“总理丧事筹备处”总干事，为筹办丧事、建造陵墓四处奔走，不遗余力。1928年，蔡元培创办中央研究院，他担任总干事。不久前，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创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出任总干事。
那位中年妇女是孙中山的遗孀、国母宋庆龄。另外三人也是当时文化界的知名人物：周树人（鲁迅）、胡愈之和王造时。
“宋女士，你们一直不来，真让我们担心，我们还以为你们出什么事了。外面冷，咱们进去谈。”杨杏佛说道。随即一行人进了院内。
这时，谁也没有留意那个卖报的青年，他就站在他们身后不远的地方，神情紧张，似乎正努力地想听清楚他们的谈话。杨杏佛一行进院后，他也随即离开了，但一会儿，他又和一个卖香烟的小贩匆匆赶了回来。
中央研究院的一间会议室里，蔡元培正焦急地等待着宋庆龄的到来，小小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
“蔡先生，宋女士他们来了。”杨杏佛推门走了进来。
蔡元培闻声起身向门口迎去，其他人也站了起来。
“蔡先生，路七有人跟踪我们，让您久等了。”宋庆龄歉意地说道。
“这些人真是太过分了，连你也要跟踪。”蔡元培愤然道。
众人落座后，蔡元培开门见山地说道：
“今天请各位来，是要商议一下成立同盟北京分会的事。本同盟自创立以来即屡遭政府的非难，南京方面称本同盟为非法组织，意欲以此为借口将本同盟解散。”
“南京政府一贯压制民主，破坏民权，本同盟以保障民权为宗旨，自然为他们所不容。”蔡元培话音刚落，杨杏佛即在一旁说道。
“不要理会他们，本同盟以保障民权、促进法治为宗旨，态度光明，绝不可谓‘非法’，同盟成立北京分会正是再次向各界表明我们的态度。”宋庆龄对于南京政府总是针锋相对。
“这次杏佛北上组织北京分会一定要做出气势，要搞出几个大的行动，要让那里的民众都知道南京方面的丑恶行径。”周树人也插言道。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到北平后我准备搞一次记者招待会，宣传我们的主张，揭露南京方面的罪行。”杨杏佛这次受命北上，早已做好了打算。
“好，杏佛，大家等你的好消息。”王造时兴奋地说道。
随后，众人又讨论了同盟的一些其他事宜，即准备离开。
“我们最好分批离开，近来南京方面派人在监视我们，大家小心一些。”宋庆龄叫住了涌向门口的人，叮嘱道。
“宋女士说得对，大家分批走。”蔡元培说道。
十分钟后，宋庆龄乘车离开了研究院，车刚走出不远，一辆黑色的轿车即从一条胡同中开出，跟了上去。
冬日的夜，降临得早，才5点多，已是暮色四合，满天漆黑。
中央研究院斜对面的一幢三层楼中。那卖报的青年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写着什么，这时，一个男子推门走了进来，正是那卖香烟的小贩。
“老黄，情况怎么样？”青年急切地问道。
“他妈的，跟了一会儿就被他们发现了，他们停下车，车上的人分头走了，我一直跟着宋转来转去，转到了她家。”被称作老黄的小贩似乎觉得被人耍了。
青年听后，又在纸上写了几字，随即又说道：“老黄，你把这个马上交给余区长，让他多派几个弟兄来。”说着递过那张纸。
“陈组长，天这么晚了，明天我再去吧？”老黄请求道。
“不行，事不宜迟，你马上去，这是纪律。”青年人略有些生气。
老黄喝了口水，极不情愿地出去了。
这青年并不是卖报的小贩，他是刚上任的复兴社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组长沈醉，化名陈沦。沈醉此时还只是一个刚出道的毛头小伙，他不久前由他的姐夫、复兴社上海区区长余乐醒介绍加入复兴社，入社后很受戴笠器重，所以小小年纪即被委以情报组长的重任。
沈醉手下有七个人，他们负责监视法租界内一些“不安定分子”。近来宋庆龄、杨杏佛等人成立了民权保障同盟，活动频繁，上头令他多加注意。沈醉初入复兴社，正想有所表现，再加上他姐夫余乐醒隐约其辞地提到这是戴笠的意思，因而他这次亲自出马，扮成卖报小贩，紧盯杨杏佛。
对于杨杏佛他也并没有什么了解，只知道他是令上头头痛不已的“激进分子”，对这样的“激进分子”，他觉得理应多加注意。
老黄是他的组员之一，负责监视杨杏佛的住所。虽说他年纪比沈醉大许多，但由于余乐醒的关系，他对沈醉虽略有微词，但也不敢得罪。
通常，情报组收集的情报是五天上报一次，但沈醉上任后，即改为一天一报。这是他听了戴笠的训示后的新想法，这样虽说苦了手下，却着实为上头所赏识。余乐醒对他这个小舅子很是满意，一有机会就在戴笠面前夸奖沈醉。
夜渐深了，沈醉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杨杏佛他们近来集会频繁，是不是要有什么大的举动？”思来想去，还是没有眉目。迷迷糊糊中，他睡了过去。
天蒙蒙亮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沈醉从梦中吵醒，他极不耐烦地打开门，老黄闪了进来。
“陈组长，杨杏佛昨天晚上在收拾行李，似乎要出远门。”老黄急急地说道。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沈醉责问道。
“天太晚了，怕打扰了你休息。”老黄答道。
“出了这么大的事，还休息什么？杨杏佛要是给跟丢了，我拿你是问！”沈醉的语气十分严厉。
“有我在，丢不了。”老黄不以为然地答道。“丢不了，？昨天你怎么给人耍了？”沈醉不耐烦地打断老黄，顿了顿，他又问道：“杨杏佛现在在哪里？”
“他刚起来。我看那边没什么动静，就赶过来通知你一声。”老黄答道。
沈醉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问道：“那边还有人盯着吗？”
老黄摇了摇头。
“笨蛋，赶快回去盯着，我去召集人手，马上过去。”沈醉十分着急，他很害怕杨杏佛跑丢。
等沈醉召集齐人手赶到杨宅时，老黄垂头丧气地迎了上来。
两小时后，杨杏佛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列车在平原上疾驰，杨杏佛凝望窗外，心结北平。这次北上是同盟成立后的一次大的举动，宋庆龄和蔡元培对他此行寄予厚望，希望他此行能扩大同盟在全国的影响。
杨杏佛深知此行的意义，行前他多次与宋庆龄、周树人商谈，宋庆龄嘱咐他一定要多加小心，以免让南京方面知道他的行踪，要给南京方面出其不意的打击。在去车站的路上，他一路留心观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现象。
车行至济南，杨杏佛的心情突然沉重起来，五年前，日本侵略者为阻止北伐，悍然出兵济南，杀害中国军民六千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面对日军的暴行，南京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对日军一味退让，北伐军到济南时竟绕道而行。耻辱啊！
受辱而不反抗，必然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屈辱。“九一八”，蒋介石一纸令下，百万东北军不战而退，关外大片沃土沦入敌手，“一二·八”。十九路军奋起抗击，蒋介石不仅不予支持，还多方阻挠，十九路军战至弹尽粮绝，含恨而退，日本人再次猖狂。
每每想到这些，杨杏佛只觉得胸膛如炸裂一般，心中的怒火右冲左突却无处发泄欲杀贼而无力，欲报国而无门，堂堂大丈夫，岂能不怒？
冬日的北平，银装素裹。片片雪花飘落，让人感到无比的清新和亲切。
杨杏佛下榻的云同饭店里已聚集了各报的记者，今天杨杏佛要在这里举行一次大型的记者招待会。
杨杏佛着一身灰色西服，出现在记者们面前。今天他心情似乎特别好，站在台前谈笑风生，举手投足之间，学者风度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