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戴笠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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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深“谋”远“虑”,西安救驾立大功(3)

孙铭九见不宜拖延,就用目光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介石从地上挟扶起来,架着他走。

卫士就走上前去,一左一右架起蒋介石。任凭他呼叫喊痛,不由分说,拥推着他下山了。

官兵们把蒋介石连推带搡架下山来。来到华清池,蒋介石一见五间厅更不想走了,佯作痛苦地说:

“我吃不消了!腰痛得厉害,不能到西安去。你们叫张汉卿到这儿来好了……”

孙铭九装作没听见,不管三七二十一叫卫士把蒋介石架出华清池大门,向停在门口不远的小汽车走去。因为孙铭九是乘小汽车来的,这时只有他一辆小车停在华清池门口。

蒋介石知道自己一去西安,就一切都完了。所以死活不肯进汽车,索性装痛一屁股坐在门口公路上。

这时,白凤翔、刘多荃已听说抓住了蒋介石,兴冲冲赶到。他俩此时见蒋介石一屁股坐在公路上赖着不走,形状狼狈不堪。他们既感到好笑,又感到轻松,因为张副司令交给他们的使命完成了。唐君尧闻讯也急速赶来,向蒋介石表示慰问,希望他到西安去,同张副司令一起协同抗日。

可是蒋介石对他们这三位师长不理不睬,只是朝公路上东张西望,连声问道:

“张副司令在哪里,在哪里?”

白风翔和刘多荃、唐君尧一齐劝说:

“张副司令在西安,请委员长进城去吧。”

蒋介石仍然一动不动。白凤翔向副官们使了一个眼色,副官们就强行将蒋介石架人汽车中。由唐君尧、孙铭九等押车送往西安。

这时,不知是谁,让号兵吹起了军号。这嘹亮的号音,是欢送委员长进城,也是庆祝“双十二”事变的成功,那样激越奔放地在晨风中飘扬,响彻山上山下,伴着东北军将士们阵阵的欢呼声,激奋着一颗颗热血奔腾的心在号音中蹦跳……

这天,西安南京之间的通讯突然全部中断,报上也没有了正在西安视察的蒋委员长的任何消息。

古城西安沉寂在夜幕中。

午后1时整,戴笠忽然接到军统局西安情报站站长江雄风的特急电报:

“十万火急,南京戴先生亲译(绝密),据确切悉:今天拂晓,张学良、杨虎城突然发动兵变,叛军包围了华清池,领袖已被挟持到新城大楼,生死难卜!江雄风敬叩。”

下午3时,驻守潼关的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发来电报:

“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这时,中统所属陕西省特务室主任王恩诚也发来电报:

“张杨叛变,领袖被扣,生死不明。”

事发之时,戴笠正在广州进行接收,扩充广东缉私部队。他一听到老蒋被扣押在西安的消息,顿时震惊,焦虑得手足无措,第二天就乘飞机赶回南京。

回到南京,他立即去见了何应饮,又去找宋美龄和宋子文,问蒋委员长处有无消息。最后,他驱车来到陈布雷处。

“陈主任,委员长西安方面有消息吗?”戴笠急不可耐。

“你这是什么意思?”陈布雷一惊,“有什么事吗?”

戴笠将译好的电报递给陈布雷。陈布雷木然半晌,一下子瘫坐在沙发上。

“夫人知道吗?”陈布雷低声问。

“已经知道了。”

“还有谁知道?这条消息暂时不要扩散。”陈布雷从沙发上站起来,拨通了电话。

戴笠犹豫了一下,说道,“何总长、宋子文先生也都知道了。”

“再等一等,西安有没有消息来。你先去准备一下。”陈布雷长叹一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雨农,你去吧!”

戴笠立刻来到慧圆街谍报参谋训练班,召集余乐醒、梁干乔、郑介民、文强,说有要事相商。

下午3点50分,西安的电报正式到达南京:“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蒋介石被扣!”

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整个南京都沉浸在恐惧之中。

全体在京中央委员即刻齐集何应钦官邸,召集临时紧急常委会。

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群龙无首,谁也不敢贸然发言。

考试院长戴季陶站了起来,痛切陈词:“张学良、杨虎城劫持统帅,为国法所不容,如不立刻命令讨伐,则国将不国,政府何以立足?明朝英宗为也先擒,后因朝内镇定有力、法,英宗才能回来。只有张、杨的性命掌握在我们手里,领袖的性命才有保障。我希望迅速派兵包围西安,逼张、杨交出领袖。”

孔祥熙沉吟说道:“不要这样急嘛,不要这样急嘛。蒋委员长生命要紧,真要逼狠了。他就没命了。”

何应钦站了起来:“诸位,我看应马上派飞机轰炸西安,坚决讨伐叛逆!”

宋美龄一直没有发言,听完何应钦的话,她迅速提出反对:“轰炸西安是置中正于死地,我决不能同意。”

经过一番认真讨论,决定先进行和平营救,如果和平营救无效,再进行武力讨伐。

宋氏兄妹担心武力讨伐引发内战,影响英、美在华利益,更担心此举反置蒋介石于死地,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动用武力。会后,宋子文对戴季陶说:“你不应该提出那样强硬的主张,对蒋委员长不利。”

戴不以为然,他说:“我和中正的关系,决不亚于你们亲戚。老实说,我这一套也是为了救他,我不反对你们去同张学良做私人周旋,营救蒋委员长。同时,你们也不应该反对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政治问题,决不能含糊。”

复兴社里乱成一团,主战主和争吵不休。

桂永清、贺衷寒、邓文仪等暗中议论,说这次事变是中共指使张、杨干的,他们的校长落到共产党手中,只有死路一条,很难有生还的希望。

于是纷纷寻求新的主子。

贺衷寒代表黄埔、复兴社向何应钦表示,在蒋蒙难期间,一致服从何为领袖,服从何的命令,集中一切力量营救蒋介石,不惜动用武力。

邓文仪赞同贺衷寒的意见,极力主战。他认为不用兵只会拖延时间,是不忠于蒋委员长的表现。

与何应钦关系最为密切的刘健群在南京三道高井黄埔同学会总部,召开秘密紧急会议,决定响应何应钦,武力讨伐张、杨,营救蒋介石。

蒋介石被扣,对于戴笠来说,确实是很伤心的。在事变初起的几天里,他哭丧着脸,有时惶然如丧家之犬,到处乱窜,一筹莫展;有时则如一只被人打在痛处的老狼,绕屋嚎叫,大呼大喊,精神似乎到了崩溃的地步。他每见着一个黄埔同学或手下的大特务,就痛不欲生地哭诉:校长这次一定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如何是好?

谁都知道,特务处是老蒋个人的御用工具,他戴笠死心塌地效忠的也只有老蒋一人。万一老蒋有个三长两短,他戴笠的前途事业便都将毁于一旦!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着汽车到处奔走,打听情况,寻求营救办法。在何应钦家中,他听到何应钦已做出派飞机前往西安轰炸的决定后,更是吓得魂不附体。这个何部长要干什么?领袖还在西安城里,怎么能用飞机轰炸?戴笠刚要表示自己的看法,劝说何应钦,但话刚出口,就被从门外进来的复兴社要员贺衷寒、邓文仪等指着鼻子责骂了一顿:“你这个特务处长是怎么当的?为何使校长受此危险?”“老实告诉你,校长如有不测,我们找你算账……”

戴笠被骂得汗流浃背,满心委屈,但他并不愿做任何解释。他觉得当务之急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而是要设法营救老蒋。他一语不发地离开何家,直奔慧圆街谍参训练班,去找在那里任教官的余乐醒。

戴笠此时是“病急乱求医”,他认为余乐醒曾在两安杨虎城手下干过,或许有点什么办法。见到余乐醒,戴笠急切地说:

“乐醒兄,如今中央主战者甚多,连贺衷寒、桂永清都要推戴何应钦为总司令,轰炸西安。如此情况,领袖怎能得救。我准备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会飞檐走壁的人。混入西安去救领袖,请你想想具体办法。”

说完,他又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余乐醒为难地说:“救人要快,越快越好。但一时之间又哪里去找飞檐走壁的人呢?我愿化装陪戴先生入城,到那里再想具体办法。”

戴笠说:“何总长已经派桂永清带领教导总队和六十一师,星夜由南京开赴潼关,并已下令轰炸,再不想办法,领袖危在旦夕。”

闻讯赶来的郑介民、梁干乔等人见状,也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但戴笠大哭之后,心情似乎平静了许多,脑子也灵活了点。他见大家都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就立即派人带电台赶往潼关,命他们设法先潜入西安,与原潜伏在西安的特务取得联系,准备进行策反工作。

12月21日,老蒋的外籍顾问、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从西安带回消息,说张、杨无意加害老蒋,只是想让老蒋接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请求。为救老蒋的性命,宋美龄、宋子文决定随端纳一道去西安,劝说老蒋先答应张、杨的请求。

戴笠听到消息,决定冒死赴西安一行。的确,戴笠对蒋确是有感情的。因为,以前没有蒋,就没有他的今天;将来没有蒋,更没有他的前途。蒋存则戴存,蒋亡戴亦亡。这个利害关系,聪明的戴笠怎能不明白。

戴笠深知,此次西安事变,事先未能洞察张、杨的密谋,所以酿出这等大祸,事变之后,校长无论是生是死,自己终逃脱不了渎职误国之罪。与其坐等,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不如随宋氏兄妹冒死赴西安一搏,尚有可为。

戴笠暗忖:此去西安,虽然有如赴泉台见鬼,死多活少。但是也有安全因素:

一是张、杨既然同意宋氏兄妹赴西安,表示事变就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张、杨既已小斩“阎王”,何必又杀一“小鬼”呢?

二是张学良与宋子文有姻亲关系,张学良夫人于风至又是宋美龄母亲倪桂珍的干女儿,张氏父子与宋氏兄妹关系非比寻常,有此两层关系,张必不至于加害宋氏兄妹。有宋氏兄妹保驾,此行当是有惊无险。

三是自己与张学良是私交玩友,感情甚笃。张学良素重友情,颇讲义气,有古侠之风,想来不会将我置于死地。想是这样想了,可是临到真正下决心的时候,戴笠又犹豫起来,凡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自己是个特务头子,早已是恶名昭彰、臭名远播。自己本在南京,尚无生命之虞,如果一念之差,一招走错,误入险地,被张、杨手起刀落。人头落地,我戴雨农岂不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被天下英雄耻笑。如此思前想后,戴笠一时顾虑重重,犹豫不决,总是下不了决心。

戴笠正在沉思中,突然脑子里闪想起了挚友胡宗南,胡又在西北驻节,对杨虎城、张学良所部情况较为熟悉,对天下大事有惊人之语,何不请其决断。

想着想着,还是决定请胡宗南为其决断。于是立即致电胡宗南。

胡宗南立即回电,告诉戴笠说:“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的底牌掌握在校长之手,而非张杨。张杨此次兵变的目的无非是想让蒋联共抗日,以洗亡国亡家之耻,蒋亡,国必乱,国乱则国亡,张杨兵变初衷亦必不能实现,却反成千古罪人。以张杨的聪明和爱国之情,因此校长绝无生命之危险。校长不亡,岂有学生先亡之理,弟又与张挚交,此次西安之行,不但没有生命危险,相反却有保驾之功,正是千载难逢的建功之机,得之终身爱国,失之难逃杀身之祸,望深思!”

胡宗南一番话,使戴笠茅塞顿开,终于下定决心,万里救驾,孤注一掷。

“我要去!”戴笠对宋氏兄妹说。

“你最好别去!”宋美龄看了戴笠一眼。西安事变发生后,黄埔同学纷纷攻击戴笠。言辞激烈者称“应杀戴笠以谢天下”,他去只能坏事。

宋子文却不以为然,他用手指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不慌不忙地看了看表情很尴尬的戴笠,对其妹说道:“让雨农去吧!雨农与汉卿私交不错,而且那里还有不少他的人,能帮我们劝劝张汉卿,做做东北军的工作,也是好事嘛!”

“夫人请让我同去吧!领袖有难,我戴某怎能苟且偷安?”戴笠流着眼泪恳求宋美龄。宋美龄似乎也为他的一片赤诚所动,默默地点点头,半晌才轻声说道:“好,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谢谢夫人!”戴笠冲宋美龄深深地一鞠躬,便告辞出来。

当天晚上,戴笠在南京曹都巷特务处大礼堂,召集科、股长以上骨干特务讲话。戴笠涕泪交流地说:“校长一身系天下安危,今竟为张、杨叛逆所扣押,生命垂危,前途堪虑。我们失职,未能事先明察,致校长蒙难,真是罪该万死。现在唯有尽最大努力,进行挽救。我现在决心随蒋夫人、宋部长飞赴西安,去营救校长。此行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后愿和校长共生死。若校长平安返京,我亦能安然归来,否则,此次乃最后之痛饮!古人云,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望我去后,诸位能安心工作,效力党国!”

说完,一副“英雄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神态。

几个人听得泣涕涟涟。戴笠把特务处的事务委托给郑介民和梁干乔,心情沉重地回到鸡鹅巷五十三号,那里,住着他的家人。

戴笠双膝跪在老母面前,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儿平时奔走国事,疏于侍养,未尽孝道,愧为人子!此次儿奔赴西安,不知何日能回家。望老母保重身体,勿以儿为念。”

戴母蓝氏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她怜惜地搀起儿子,平静地说:“我虽然从年轻守寡到抚养你成人,尝尽世态艰辛,今天能看到你为国尽忠,又心存孝意,我心就放下了。我虽年迈,身体还好,如果你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会携家人回去住,你放心好了!”

“母亲说的是!”戴笠含泪站起身来,叫过自己的儿子戴藏宜:“藏宜,我去西安,不一定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要小心侍候奶奶和你娘。”

他又转脸对自己的妻子鞠了一躬:“拜托你好好照顾老娘。”

与家人泣泪诀别后,戴笠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颓然坐下,面对墙壁,静静思索。

此次去西安,凶多吉少。东北军中有许多将领视戴笠为不共戴天之仇人,共产党更是视戴笠为蒋介石的御用工具。但此次事变,若蒋介石一命归天,他戴笠亦难逃一死。不仅东北军、共产党会杀掉他,国民党内部也时刻会有枪口对准这个“杀人魔王”。

戴笠双手合十,默默祈祷了几分钟,祈求上帝保佑。

三 古都历险,死里逃生

戴笠屡次深入虎穴,总能化险为夷,这次则不同于以往……

转眼兵变已经十日过去了,戴笠每日如坐针毡,最终决定了这次西安之行。

1936年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端纳、戴笠,另有宋美龄的侍女、厨师,一行共七人,从南京机场登上福克式三引擎飞机,直飞西安。

临行前,戴笠经过再三犹豫,还是随身携带了两支手枪。虽然行前有胡宗南对西安形势详细的分析,有宋氏兄妹的“保驾”,但是等到一上飞机,已经绝无退步余地的时候,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再次袭上戴笠的心头。

戴笠尽管一生中屡次深入虎穴,最后总是化险为夷,安然无恙,但此次毕竟不同于以往。东北军都是亡家亡土之人,是一群早就被仇恨和屈辱逼急了的汉子,他们连委员长都敢扣押,世界上还有什么事他们不敢做。再说那个杨虎城,早已对我恨之入骨,恨不能把我生吞活剥,以泄其愤。如果再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中共分子掺杂在内,还会有我戴笠的好果子吃吗?到那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戴雨农就是有十八般武艺,也只有任人宰割了。如此一想,戴笠只觉得一阵阵寒气从脚底升起,直透心田,脸色时而苍白,时听蜡黄。

宋美龄是位很细心的人,她早已观察到戴笠内心的变化,于是用她那充满女性温柔和母亲般的语调娓娓地对戴笠说:“我虽然至今没有儿女,但蒋先生告诉我,他的学生、他的部下,就是我们的儿女。”戴笠望着宋美龄爱抚关怀的神情,心中一阵感动,稍稍缓解了恐惧和紧张的情绪。

张学良刚驱车来到机场,宋美龄、戴笠的座机已经降落,几人相继走下飞机舷梯,张学良连忙迎上,迎候风姿绰约的蒋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