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经过与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小笠原中佐密谋策划，由小笠原中佐于18日下午通知周镐到日军司令部商谈解决办法，当场将周镐扣留，然后由日军将被捕汉奸全部释放，宣布解散南京指挥部，周镐的接管行动宣告流产。
周镐被日军扣押后，任援道受戴命与日军交涉，将周镐转押到自己的先遣军司令部。后由戴笠派人转到上海关押审查。
周镐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所犯何罪，后来在戴笠死后，经好友活动始被释放，才有人告诉周镐，戴笠所以要囚禁他，一方面认为他在接管南京时如此大张旗鼓是受了共产党、新四军的指使，一方面怀疑周镐的妻子吴雪亚（南京大学法律系大学生）思想左倾，可能是共产党，并且他们在结婚时场面很大，违反了军统纪律等。
戴已认定周镐是个不安分的人。尤其是戴笠当时执行蒋介石的接收部署，首要目的是要利用日伪军和汉奸的力量，阻止新四军进城，等候中央军大部队到达后。才能相机组织对日军的受降，适时将伪军改编。
南京是国民党旧都，蒋、戴对此十分重视，认为绝不能落入新四军之手。因此，蒋一方面命令南京日伪军原地待命，一方面紧急空运曾在缅甸打败过日军精锐之师的新六军到南京接收。当时，对于蒋、戴来说，南京的形势确是十分危险，新四军的主力集结于苏南苏北一带，距南京仅10O多公里的宣城已被新四军占领，距南京更近的芜湖被围，南京郊县六合告急，新四军华东纵队的游击队部队迫近市郊，出没于汤山、钟山一带，市中心新街口到处可见新四军的传单，守城的日军黄昏后即不敢出城，并不时遭到袭击，防御极感困难，更有原汪伪首都警卫第三师跨江后，南京更是一夕数惊，岌岌可危。
因此，蒋、戴深知在新四军未到之前，南京必须完全依靠日伪军防御，方能阻止新四军前进。然而周镐的肃奸、受降之举，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但直接影响南京的顺利接收，而且对全国的受降接收也有很大影响，戴笠岂能任其发展。
周镐受此次打击，自认为逮捕汉奸，受降日军。接收伪产等等，本是于国于民有利的正义之举，却身陷囹圄，何罪之有？他由此对军统、对国民党产生了怨恨和反抗心理，经过他在抗战期间结识的朋友、中共地下党徐楚光引导争取，毅然脱离军统组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并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光荣献身，这是戴笠当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以军统少将以上高级干部在战争年代主动弃暗投明，成为中共党人，继而又成为革命烈士，周镐可能是唯一一例。
戴笠在淳安期间，虽然以主要注意力指挥对京、沪、杭等华东地区各大城市的接收工作，同时也分出精力指挥军统组织加强对华北、中原、华南的接收活动。
在日军宣布投降的当天，戴笠就以蒋介石名义发表任命，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为国民党华北先遣军总司令。门致中收到戴笠的电报，在宋梅村的监督下宣誓就职后，又派总部宣导局长邵青携带华北地区伪军实力状况、兵力驻地以及有关八路军在华北地域内概况等文件，乘美军飞机经西安到重庆。找到军统局处长马汉三和代主任秘书毛人凤，直接晋见蒋介石。
蒋指示说：“要守住华北各大城市，安心地等待国军，政府是宽大的。特别是对北平、天津、保定、济南、唐山等大城市必须加强防守，不要为坏人所乘。”
邵青赶紧回答：“是。”
按照蒋、戴的指示，积极进行部署，阻止八路军等中共武装前进，要所属伪军加强固守，静待国军接收。结果门部在鲁西北的两个师和胶东平度县附近的一个师分别被八路军歼灭了大部分。
华北、中原是伪军相当集中的地方，并且诸如门致中、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等汉奸将领均出身于西北军。所以蒋介石派遣曾任西北军参谋长的军令部次长熊斌到华北策反。
但熊系官僚出身，不知道策反工作中秘密通信的重要性，结果熊斌到陕西汉中后，因无秘密通信渠道，始终与各伪军将领无法联系，所谓策反自是一场空话。熊斌没有办法，又跑到西安找胡宗南请求帮助，但熊在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与胡的关系一向不好，后被胡用黄埔同学祝绍周将其挤走，胡怨恨未解，对熊爱睬不睬。
此时形势急转直下，已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几天，熊斌才想起在重庆临出发前与戴笠见面时，戴说过军统在华北敌后主要城市早有布置，如有困难，可找军统北方区区长文强，必定有所帮助。
于是，在日本天皇广播投降诏书的这一天，熊斌派人找到文强，邀其见面商谈，希望越快越好。此时，戴笠虽在淳安，但想到熊斌的华北之行，将有诸多困难，于是通过毛人凤指示文强，尽力协助熊斌完成任务。
文强接戴笠指示，当晚就与熊斌在西安玄枫桥高桂滋住宅见面会谈。
熊斌说：“这次的任务艰巨，在汉中耽误了十多天，不料日本投降这样快。今日是我们与共产党争天下的时候，委员长指示过，只要将华北地区百多万伪军武装力量控制到手，就可打击和牵制八路军的行动，这是争天下的一招要棋。”
文强说：“我已接到戴老板的指示，全力协助你完成任务。”
熊斌又说：“日本天皇裕仁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如果我们不抢先一步，华北地区的汉奸部队就有可能星散，或者倒向八路军一边。如今到了千钧一发之际，也无妙策。问题是蒋主席的命令难以立刻传到，汉奸头头看不到真凭实据的电令印信，靠报纸是不会相信的。”
熊接着说：“在重庆与戴局长商量过，要我到西安找你联系。问你有没有最迅速的办法与伪军将领取得联络？”熊斌指着一大堆加盖了公章印信的空白委任状对文强说。
文强回答说：“可以暂时发表伪军将领的临时头衔，大大小小一律称为‘先遣军’。这不但为汉奸摘了帽子，也可以利用他们去打共产党。”
熊斌说：“委员长委派我为‘华北宣抚使’，一切以华北宣抚使署对外活动。委员长真是‘英明’，过去人家不愿听‘曲线救国’这个名称，而今有验，非高瞻远瞩，焉能有此。希望你多多协助我。”
文强说：“我已接到戴局长来电，一切听次长指示办理。以我之见，一是通过军统设在孙殿英处的秘密电台，发表包括孙殿英在内的各路先遣军总司令的任命，并令孙将其他受命者抄收后星夜送达，愈快愈好，另由我电嘱孙部军统情报组长李守静妥善处理。二是由我保荐得力人员携带填好的空白文书命令，星夜兼程送达，以做孙部转送电令的佐证。三是从广播中广为宣传。”
熊斌当即同意文强所拟办法，一夜之间，即将要办的电文发出，第二天就得到孙殿英复电，称即日就职视事，并将其他电令，派专人星夜分送。熊斌见此果然高兴，再向蒋汇报。经文强统计，此次被列入“先遣军”总司令一级的有8人之多，其他大大小小的“先遗军”司令、纵队、支队等名称，多如牛毛。熊斌也因招降汉奸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战后首任北平特别市长。
军统对华南的接收活动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是戴笠开展策反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加之军统局光粤站长何崇校将老资格的伪军将领、广州要塞司令招桂章紧紧抓在自己手中，因而策反工作颇见成效。并在1945年初，何崇校与招桂章就详细拟定了在抗战胜利时如何确保广州，阻止广州附近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等中共武装进城的行动方案，并上报局本部。
何崇校还向戴笠建议，为了不致到时忙乱无措，请先委任招桂章一个适当名义。戴笠经报蒋介石批准，即于1945年2月中旬复电光粤站，批准该站上报的方案，并以蒋的名义正式委任招桂章为广州先遣军司令。这是蒋、戴委任的第一个伪军将领。
何崇校接到戴笠的委令后，认为一个“先遣军司令”的名义不够号召力，又擅自加上一个“总”字，成为“先遣军总司令”，送给招桂章，招果然很高兴。日本宣布投降后，广州先遣军总司令部很快于8月19日正式成立，并于20日即与进攻东莞的东江纵队发生战斗。
这期间，军统局通过光粤站转发了大批以军委会名义委任的伪军将领。中美所别动军蔡春元支队，也奉戴笠命令于8月20日赶到广州，并伙同粤北股匪谢大傻部闯进市区“抢收”，给广州秩序造成极度混乱。
在广东方面，戴笠最关心的就是巨奸陈璧君和褚民谊的动向问题。广州邻近香港，抗战胜利后，陈璧君的侄子和一些亲信纷纷逃往香港，陈璧君、褚民谊因存一丝侥幸心理，向蒋介石去了一份表示接受指令、等候接收的电报，意在进行试探。
戴笠认为广东不同于全国其他地方，应即设法对陈、褚二奸进行逮捕，以防漏网。为了不引起社会震荡，戴笠于8月20日从淳安给军统广东站长郑鹤影发出电令，指示他用诱捕方法对陈、褚二奸拘押听审。
郑鹤影接电后，即以奉蒋介石、戴笠指示，以“诚恐人民激于义愤，横加杀害”为名，就“商”于陈、褚二人，是否转移到一个安全地方暂住，从而取得陈、褚同意，郑接着又伪造蒋的电令，称重庆已有专机到穗，接陈、褚到渝面叙，陈、褚不知是计，于8月26日随军统广东站长郑鹤影、中美第1纵队第1支队司令蔡寿元已到达广州郊市桥，被软禁在已被军统接收的伪军头目拿辅群的一所两层楼房里。9月12日，郑鹤影又将陈、褚押回广州市区，囚禁在广州市法政路附近一幢原日本军官的寓所，10月14日，被戴笠派专机解往南京关押，陈、褚也成为战后军统最早逮捕的两个汪伪高级汉奸。
广州先遣军总司令部于10月5日结束。在这前后，因何崇校组织策反和接收有功，确保广州未落入中共武装之手，经戴笠申报，蒋介石发给何崇校云麾勋章一枚，这是一般军统特务很少得到的“殊荣”。
五 五人小组难对付
1945年8月初，国共和谈将要在重庆举行的消息已传出，并被确认。
8月29日，正当军统在上海进行抢收的时候，戴笠突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火速赶回重庆，布置国共和谈期间的警卫工作。
同时，戴笠接到毛人凤的机密电报，CC系陈果夫等人正在策划酝酿与军统争夺战后的警察系统和肃奸方面的权力。
戴笠闻报，来不及给杜月笙辞行，就急急忙忙乘美国空军的运输机，从浙西前线于8月29日赶回重庆。
戴笠赶回重庆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率中共代表团已于8月28日到达重庆。
回到重庆，首先来到蒋公馆。
“报告校长，戴笠奉命前来报到。”
蒋介石阴沉着脸，阴阳怪气地说：“毛泽东来了，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戴笠献计说：“还不趁这机会，把他……？”
蒋介石连忙说：“胡说！这回有美国人担保，你们可别胡来。”
戴笠说：“那我们该怎么办？”
蒋介石指示说：“动员所有力量，一定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戴笠马上立正：“是，保证完成任务！”
受命之后，戴立即回到局本部，严密布置和检查对国共和谈的安全保卫工作。
当时有一些极端顽固而又没有政治头脑的反共分子，扬言要制造事端，作为反共的本钱，这使戴笠处处，小心谨慎，丝毫不敢大意。
戴公馆里有个担任警卫工作的特务，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说：“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把毛泽东干掉？坐上几年牢，便可立大功。”
戴笠听说后，当即把这个特务叫去臭骂了一顿：
“你他妈懂个屁！”
并立即叫人下了他的枪，把他赶回特务团，命人约束他的行动。
为了做好对中共代表团的警卫工作，戴笠召集特务团、重庆特区、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等单位的大特务开会，反复强调确保中共代表团人员安全的重大责任，并规定严格的纪律和各自的工作范围，严厉检查督促实施。
当时，毛泽东在重庆十分活跃，不但要出席国民党方面安排的公开活动，而且要约见会晤重庆的许多民主党派及社会知名人士，戴笠深感保卫工作任务太重，不得已，最后连专给蒋介石做安全警卫工作的侍从室特别警卫组也调来帮忙，暗中负责毛泽东的内围警卫工作。因特别警卫组素有给领导人物做保卫工作的经验，才使他的压力稍稍减轻。
戴笠知道，在这个问题上要是稍有疏忽，一旦闹出乱子，蒋介石非拿自己开刀不可。对此，戴笠曾亲口对侍从副官居亦侨诉苦说：“这几天的日子不好过，内外都要经常查看，万一有了意外，不但对委座无法交代，自己脑袋也会搬家呀！弄得我寝食不安啊！”
直到毛泽东于10月11日安全返回延安，戴笠才松了一口气。
但是，就在戴笠认为稳操胜券的时候，事情却起了意料不到的变化。
蒋介石对这个不可一世的特工王已开始有了戒心。
8月下旬，戴笠在淳安得到消息，蒋介石已于8月13日手令钱大钧任上海市长，又于8月20日手令宣铁吾为上海市警察局长。戴笠在淳安听到这个消息，深知事情不妙。
钱大钧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中的八大金刚之一，在戴笠面前是属于摆得起老资格的前辈军人；钱大钧之为人，是对上级恭顺，对同级矜持，对下级常常给以辞色，与戴笠不但无缘，且无好感。宣铁吾则是戴笠的死敌，他们两人联手，将给军统今后在上海的活动带来很大麻烦。
为了不使事态进一步发展扩大，戴笠在赶回重庆之前，已经考虑了一份应变计划，准备亲自向蒋力陈，其主要内容是：
（1）抗战期间全部汉奸名单和国民党在沦陷区的地下工作人员名单，大都掌握在军统手中，因而肃奸应由军统负责进行；
（2）敌伪资产的清查工作也应由军统协助政府进行，以防止在“逆产”认定方面政出多门，造成混乱状况，给居心叵测的人造成可乘之机；
（3）建议由主持上海地区受降工作的第三战区总司令汤恩伯为淞沪警备司令，除上海外，建议沦陷区其他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应优先考虑军统推荐的人选，以便于军统开展活动。
但是，计划不如变化。
当戴笠于8月29日刚刚回到重庆时，蒋介石已经在这一天下手令派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参谋长韩文焕为首都（南京）警察厅厅长。韩文焕是属于康泽班底的人，过去一直帮助康泽搞警察特训班和别动军，由于同行利害冲突，与戴笠的关系也是不睦的。戴笠把他考虑多日的“两抢”方案呈送上去，等待回音。
结果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9月4日，蒋介石又令派CC系推荐的陈焯任北平市警察局长。由此，上海、南京、北平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戴笠一个也没有抢到。在蒋介石新任命的一批大城市警察局长中，只将天津市警察局长一职给了戴笠原先推荐名单中的军统大特务李汉元，以后又将武汉市警察局长给了任建鹏，算是给戴笠的一点安慰。
另外，蒋从便利军统工作出发，分别给宣铁吾、韩文焕、陈焯等人打招呼，要他们把一些与军统特工活动有关的部门交军统掌握。为此，宣铁吾用军统大特务张师任刑警处长、陈焯任命李连福为刑警大队长等等，也算是对戴笠敷衍一下。
戴笠这个人是轻易不肯认输的，即使是与蒋介石斗法，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