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虽然自知重庆之行绝不可免。但还是要摸摸蒋介石、戴笠的底牌。于是，决定派自己的密友、多年来帮助他办报进行舆论宣传的金雄白，去试探蒋介石在上海的军事代表蒋伯诚的口风。蒋、周过去是嫖友，抗战期间，蒋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处境危险，也是周佛海经过与日本方面反复疏通而获释。有此一层关系，周故派金雄白去问计。
金雄白到达蒋宅，按周佛海事先的交代，说道：
“有人劝周先生避开上海这乱糟糟而又多是非的环境，飞往重庆异地静养。因周先生这时心绪已乱，不知该怎么办，所以派我前来请教蒋先生。”
蒋伯诚听了，当即失笑道：
“佛海既已决定同雨农飞渝，又何必多此一举再来问我？丁默村将与佛海、雨农同去，刚才他已来向我辞行。”
这番话，顿使金雄白狼狈不堪，不知所措。
接着，蒋伯诚故意用左右为难的口气说：
“佛海知道我与戴雨农是不对劲的，如果照我旁观者的立场说真话，可能会坏了戴雨农的好事，招人忌恨；但不说真话，过去我和佛海是朋友，这几年他也对我照应不少。那这样吧，照我的想法告诉你，你回去和佛海转述时，千万不要说出是我的意思。”
金雄白说：“您放心说，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于是，蒋伯诚毫不客气地点出戴笠的用心，剖析周佛海处境的危险性，并直言相告：
“佛海此去，凶多吉少，情形会更加严重，以他的聪明，而且过去又太熟悉当局的事与当政的人，又何必再来问我？”
金雄白回到周宅，把蒋伯诚的口气坦直转告，周佛海听完后，已知事不可为，神态几至失常。但他内心深处，仍然存着一丝侥幸，并对他周围的一些人说：“你们放心，我想此去，蒋先生不过让我做个把月的休养罢了。”
戴笠的用心其实也不只是蒋伯诚洞悉，局外人也都看得很清楚。戴笠的玩友唐生明知道周佛海等人将由戴笠送往重庆时，就曾经当面不客气地对戴笠说：“过去尽量利用他们，拉拢他们，今天用不着他们时，便不肯代他们负责了。”
戴笠看到唐生明一下子戳穿了他的西洋镜，便连连地“咄！咄！咄！”了几声。并说：“一切要听从领袖酌处，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戴笠将周佛海这边的行动安排妥当后，又给重庆毛人凤、沈醉打了长途电话。交代毛人凤和沈醉：派人将中美所白公馆内的美军校级军官招待所打扫干净，检修家具，尽可能布置好一点，要调一个排的武装和一个班的便衣警卫，还要派一名厨师与几名勤杂人员，将总务处一名最得力的科长侯祯祥调去负责接待工作等等。
9月30日晨，江湾军用飞机场戒备森严，任何行人或车辆，没有戴笠盖章的通行证均不得进入。不久，3辆军用轿车和1辆民用轿车鱼贯而入。第一辆军用轿车上坐的是戴笠，第二辆是周佛海和罗君强，第三辆是丁默村及周佛海的妻弟、伪中央信托公司总经理杨惺华、伪中储行总务科长马骥良，马平时专门负责照料周的生活，本不是戴笠圈定的对象，但他自听说周佛海将去重庆的消息后，也主动要求同去，经戴笠同意，由周佛海也将他带上。一辆地方轿车上坐的是刘鸿生的二公子刘念义、四公子刘念智。
刘念智本不认识戴笠，一次因到刘念义家吃晚饭，正要上楼时，忽听见后面有人高声叫唤：
“赶快说你是谁，否则我就要开枪了。”
刘念智转身一望，只见一个身穿军服、满面短胡子、凶相毕露、杀气腾腾的人，带着一大批手握短枪的警卫，在他后面跟上来。
刘马上回答：“我是刘念义的四弟刘念智，奉父亲刘鸿生之命，从重庆到上海来执行任务的。”
那个满脸短胡子的人告诉刘念智说：“我是你父亲和你叔叔的朋友戴笠。”
刘念智这才认识此人就是父亲和叔父口中经常提起的那位特务头子戴笠。
当即走下楼梯，向戴笠鞠躬说：“戴将军。久仰！久仰！”
进入客厅，一大批警卫即在公寓周围布岗，戴笠第一句话就问刘念智：
“你在重庆待了多久？为什么你父亲从没对我提起过你的名字？”
刘谦逊恭维地说：“戴将军是最忙的人，我哪有机会见到你？”
戴笠哈哈大笑。
原来，当晚戴笠要在刘念义家举办一个大型舞会，特来询问准备情况，并告诉刘念义，他将特邀刘念义作为他的私人客人一同去重庆参观游览，故刘念义得以9月30日与周佛海海等人同机赴重庆，而刘念智是当时唯一机场送行的人。
到达重庆后，周佛海等人便被送到白公馆，形同囚禁。
白公馆建在重庆杨家山的山腰，因原为川军师长白驹所修建而得名。杨家山一带环境秀丽幽静，景色宜人，白公馆依山而建，山泉、瀑布、石崖、小径，得天然之趣。1943年以前，这儿是军统看守所，后因被梅乐斯看中，故又向戴笠要去改成中美所第四招待所，经过一番豪华的装修，专门用来招待美军校级军官。
经毛人凤等人安排，周佛海一行人等全部住在楼上。周佛海住左边的一个大间，这里曾关押过叶挺将军。丁默村住右边的一个大间，罗君强、杨惺华等也都一一安排住下。周佛海看到房里有沙发、弹簧床等，一应家具俱全，脸上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这天中午，毛人凤设宴为戴笠和周佛海等接风洗尘。席间，虽然戴笠、毛人凤不断向周佛海等人敬酒讲笑话，可是周佛海等人自知从此走进牢笼，前途凶险莫测，一个个心事重重，强作欢笑，气氛显得尴尬沉闷。
酒席吃到一半，戴笠预先交代好的一个秘书走进客厅故意大声对戴笠说：
“侍从室来电话，委员长叫你马上去。”
戴笠马上站起来招呼说：
“很抱歉！不能奉陪，要先走一步了。”
周佛海一听是蒋介石找，也马上站起来送戴笠走，并用恳求口吻说：
“见到委座时，请为我们美言几句。”
戴笠满面笑容，连说：
“那是当然的！那是当然的！你们过去对党国的功绩，委座不会不重视，也不会忘记的。暂时委屈各位一下，一切包在我身上，请放心好了。”
从此，周佛海、罗君强、丁默村、杨惺华等人被戴笠软禁在白公馆内。
戴笠死后，蒋介石一声怒吼：“要这条死狗干什么？”周佛海死于狱中。
京沪肃奸活动告一段落后，戴笠便开始考虑策划平津地区的肃奸活动如何进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立即命令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调任北平行营主任，主持平、津及华北地区的接收活动。戴笠也很快任命对华北地区情况比较熟悉的马汉三为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先期赴北平调查和部署平津地区的肃奸活动，掌握汉奸名单，拟定肃奸预案。
1945年10月下旬，戴笠分别视察天津、北平地区，听取了马汉三关于华北地区汉奸情况的汇报，确定了在平津地区准备逮捕的伪政权特任级大汉奸名单，准备亲自送蒋介石审
戴笠到北平后，把随行人员安排在原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公馆北平什锦花园。自己却经常住到他的盟弟吴泰勋公馆里，由吴的老婆陪他过夜。当时，宋子文因接收事宜也来到北平。他们几乎每晚都要开舞会，或找人唱戏。有一次，戴笠叫特务去“请”言慧珠唱戏，由戴笠先点了段《凤还巢》，唱完后，宋子文又点了段《金玉奴》。
12月5日，戴笠沿用上海肃奸时的老办法，借李宗仁北平行营前进指挥所的名义，在北京东城北兵马司1号举行盛大宴会，向北平市50多名汪伪特任级、简任级和兼任独立伪职的大汉奸发出请柬，邀请他们出席宴会。
这一天，受戴笠邀约按时赴宴的特任级大汉奸有：先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第一任及第四任委员长的王克敏，第五任委员长王荫泰，伪华北政委会顾问、咨询委员会委员曹汝霖，伪华北政委会常委、华北治安总署督办、伪华北绥靖总司令齐燮元，绥靖总署督办杜锡钧，伪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王谟，农务总署督办陈曾拭，伪工务总署督办唐仰杜，伪华北政委会委员、北平市长刘玉书，伪北平宪兵司令黄南鹏（简任级）等。
伪华北政委会第二任委员长王揖唐，伪华北政委会常委、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等情知不妙，托病住院，不肯赴宴。伪华北政委会委员、总务厅次长祝书元因向戴笠、马汉三交代有功，被戴笠从逮捕名单中剔除，内务总署署长吴瓯有先见之明，在这之前已经逃逸，不知去向。
汉奸们接到请柬，一个个带着疑惑不安的心情来到东城北兵马司汪公馆，一进院子，只见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已知宴无好宴。虽然酒席极为丰富，但汉奸们已是味同嚼蜡，难以
在大家匆匆吃完以后，戴笠拿出经蒋审定的名单，对宴会上的汉奸宣布说：
“根据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制定的惩治汉奸条例，凡当过特任职、简任职和兼任伪职的汉奸，都须按其职守，受当然的检举。因此，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这是中央命令，本人不能做任何主张。”
“第一个，王克敏。”
克敏出身于官僚家庭，一生过着狂嫖、滥赌、吸毒的糜烂生活，早已把身体淘空，精神更是衰弱不堪，在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任上已不能坚持职守，于1944年2月去职。
这时，“鸿门宴”已经结束，王克敏饭后正在漱口，听戴笠一开始就宣布到他的名字，精神突一紧张，身体不能支持，即倒在沙发上不能立起。
戴笠见状，对王克敏说：“你现在有病不必前去，可在家听候传唤。”
王期期艾艾地回答说：“这场祸事是我惹出来的，还是一起去吧。”
戴看到王克敏表示愿意与其他汉奸一起去坐牢，显得很随和地说：
“你愿意去很好。”
王被押不久，即畏罪服毒自杀于狱中。
“笫二个，曹汝霖。”
曹汝霖在日军筹组伪华北临时政府时，曾被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但他每想到“五四”期间受国人唾弃的历史，不敢再给自加上一层卖国罪孽。因此下决心不在伪临时政府任职，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后来，经王克敏极力拉拢，仅挂了一个“最高顾问”的虚衔，月领公费2000元；王揖唐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曹又被挂上了一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均未到职视事。蒋以此而对曹有赏识称许之意。“八·一五”光复后，曹汝霖即打电报给蒋祝贺抗战胜利，蒋当即回电对曹表示慰问。
因此，当戴笠把预拟的逮捕华北特任级汉奸名单送蒋审核时，蒋特意将曹汝霖的名字从名单中划去。戴笠没有按蒋介石核准的名单照办，仍把曹汝霖请到了东城北兵马司汪公馆。但戴笠也留了一手，并未把曹汝霖与其他大汉奸一起送往炮局胡同关押，而是留在汪宅软禁起来，以防蒋查询时辩解。
所以，戴对曹汝霖说：“润田先生也不必去监狱，但不能回家，可同黄南鹏一同住这里，听候法院传唤。”曹汝霖即向戴笠表示了谢意。
后来，由于蒋介石的直接干预，曹汝霖被开释回家，虽然庆幸这次逢凶化吉，由蒋出面，才从魔王戴笠手中逃了出来。但他感到蒋是反复无常之人，戴是心狠手辣之徒，加之以他历史上的所作所为，随时有受到法律制裁的可能。
于是，在儿子曹朴的一手策划下，曹汝霖将他在北平住宅的家具、古玩等财产全部售出，把房产交给女儿管理。然后曹汝霖先到天津定居，随即又转道上海，秘密潜往外国当寓公去了。
伪华北政委会第二任委员长王揖唐也在戴宴客之前托病住进中央医院，并暗中重贿国民党高级地工人员张文波，但遭张拒绝。马汉三根据戴笠的指示，将王揖唐从中央医院拘押到看守所，并将材料移送法院审理，被判处死刑，在北平第一监狱执行枪决。
在东城北兵马司一号被逮捕的40余名大汉奸被关进炮局监狱后，戴笠指示马汉三把他们用飞机解送南京审理，只有齐燮元被判死刑，执行枪决。其余的继续关押，后在南京解放
在1945年秋冬的肃奸行动中，戴笠前后共捕捉汉奸4692名，查封逆产1456户，其中依法惩办者占三分之一。其中，大汉奸缪斌因蒋介石通过戴笠派其于1945年3月赴日本与小矶内阁议和一事被盟军司令官麦克阿瑟查获，并就此事向蒋提出质询，蒋恐此事泄露，即指示戴笠将缪斌提前交出，由苏州高等法院宣判死刑，于1946年5月21日在苏州狮子口第三监狱礼字监房第一号执行枪决，成了被处决的第一个汪伪大汉奸。
其后，陈公博、褚民谊等巨奸亦相继被判死刑执行，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1959年病死于上海第二监狱）。周佛海、丁默村、罗君强等人在戴死后被军统局抛出：周先被判处死刑而被蒋赦免，改为无期徒刑，而后死于狱中；丁默村因叛变中统，CC系不肯放过，亦被处死；罗君强被判无期徒刑（于1970年病死于上海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