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教材教辅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故事文库——崇尚科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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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会通中西的大科学家徐光启(4)

精心培育造就科学人才,是徐光启主持修历期间的又一贡献。他以一个科学家的长远眼光和博大胸怀,把历局办成了一个延揽八方英才的科学家摇篮,表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在用人方面,他采用广咨博取、不拘一格的方针,果断宣布:“不拘官吏生儒,草泽布衣,但有通晓历法者,具文前来”,“果有专门名家亦宜兼收”。他把能明度数本原、精通测验推步、善于制造大小仪器的人选为“知历人”,参与修历,还招考能书善算的年轻人为“天文生”,进行重点培养。历局中不但有李之藻这样的对天文历法造诣甚深的中国学者,也有知晓西法的外国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为使修历大业后继有人,徐光启在培养扶持后生晚辈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自知病重,便于1633年(崇祯六年)10月31日上疏,大力举荐原山东布政司右参政李天经,说他“博雅沈潜,兼通理数,历局用之尤为得力”,请求派他接替自己主持历局事务。李天经果然不负所望,在徐光启去世后秉承遗愿,主持完成了《崇祯历书》。徐光启很重视培养官生。每一部书稿编写完,就把它作为教材向官生传授。这样做的结果,待到新历编成,一大批掌握新历法的天文学专门人才也就培养出来了。对历局工作人员的劳动成果,徐光启是十分尊重的。他在临终前还特意上疏,保举改历有功人员和学业优良的官生。历局全体人员团结一致,通力合作,终于使《崇祯历书》这部煌煌巨著得以顺利完成。

在巩固内部,充分发挥修历人聪明才智的同时,徐光启还同反对改历的保守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修改历法在封建社会是关系王朝统治的大事,一些拘守旧法冥顽不化的人,处心积虑地设置障碍,阻挠修历。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和1612(万历四十年)改历的呼声两度形成高潮,但终因这些人以“祖宗之制不可变”为辞极力阻止而夭折。新的历局设立以后,旧法与新法的论争也从未中断。徐光启从中国天文学发展的历史实际出发,反复阐说我国的历法正是由于不断改革而逐步完善的,治历要依据天时的变化,不能拘泥古法而违背天象。他为了回答来自守旧人物如冷守中、魏文魁之流的攻击,专门写了《学历小辩》一书。

他在书中揭露了冷守中历书玩弄的神秘数学游戏,又指出魏文魁的历法书不但数据陈旧,理论和方法上也有许多矛盾和漏洞。徐光启还采取了用事实说话的办法,凡遇有日食、月食,他都预先公布推算结论,然后在北京观象台和国内其他地方观象测验,用测验的结果证实新法的正确和优越,借以回击守旧派,说服那些对新法怀有疑虑和成见的人。

徐光启对待修历的工作态度十分感人。当时他已是年近七旬的老翁,且又体弱多病,可对科学事业仍一丝不苟。每次观测,他总要登上观象台,亲自操作仪器或进行指导。1630年(祟祯三年)12月31日,他登台安排观测事宜,不慎失足坠落,腰膝受伤,很长时间难以行走。1632年(崇祯五年)5月4日月食,他不顾七十高龄,仍于夜间率领钦天监官员和历局人员一同登台,守候在仪器旁进行观测。当年6月,他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白天处理完繁忙的公事;入夜回到寓所,仍秉烛奋笔,审订新编成的历书草稿。1633年11月7日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日,他念念不忘修历之事,再次上疏崇祯皇帝,推荐李天经接替历局事务。

他身居高位,操守清介。死后囊无余资,官邸萧然,除却几件旧衣服,留下的只有一生著述的书稿。

《崇祯历书》虽非最后完成于徐光启之手,可他对于新历的贡献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

这部凝聚了徐光启半世心血的天文学巨著,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1635年,崇祯八年)全部告竣。全书洋洋一百三十七卷,先后分五次进呈。其中徐光启本人进呈三次,李天经进呈二次,李天经进呈的也多是经徐光启定稿和审改过的。《崇祯历书》是在明末中西文化交流新高潮的背景下完成的,是中外学者共同努力的智慧结晶。它不仅对传统天文学作了一个总结,有了新的发展,而且大量吸收了欧洲天文学的先进成果。它的问世,标志着我国传统天文学开始走上世界近代天文学发展的轨道。

与传统天文学比较,《祟祯历书》有许多新的改革和进步。它的主要成就反映在下述几个方面:引入了明确的地圆观念和地球经纬度的科学概念。这不但对破除旧有的天圆地方观念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也大大提高了推算日食的精度;认为各种天体与地球的距离不等,并且给出各种天体距地的具体数值,用于计算它们的行度;引入了蒙气差校正,有助于提高观测精度;引入了几何学和三角学的计算方法,简化了计算程序,提供了准确的计算公式,扩大了解题的范围;提出了日月有高卑行度。日月在本天行度外还有循小轮运动,有距地远近的变化,应当根据这种变化精确计算日月的近地点和远地点;引入了新的岁差观念,即恒星有本行,以黄极为极;采纳了小轮体系和椭圆体系,用几何运动的假设解释了天体顺、逆、留、合、迟、疾等天文现象;确定五星绕日运动,其运动方位是受太阳运动的速度变化而变化的;引进了一套完全不同于传统天文学的度量制度。包括分圆周为360度,一日为96刻,60进位制,黄赤道坐标制等。

这些重要变化,表明《崇祯历书》带来了中国天文学的一场深刻变革,对清初天文学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不幸的是,《崇祯历书》没能够立即颁行。曾被徐光启批评过的满城布衣魏文魁,利用徐光启去世的机会上言崇祯,攻击新历。崇祯命魏文魁另外组织东局,仍用传统的天文学理论制历与新法一试高低。待到崇祯皇帝认识到西法确实精密,欲颁诏实行时,明朝已临近灭亡。入清以后,曾参与修历的传教士汤若望把《崇祯历书》加以删改,上呈清廷,易名《西洋历法新书》,由清王朝颁行全国。

农政宏篇,福泽后人

徐光启勤奋治学,学识渊博,对科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然而真正使他名垂青史的,还是那部里程碑式的农学巨著《农政全书》。《农政全书》是继汉代《胜之书》、宋代陈《农书》、元代王祯《农书》之后一部农业科学的百科全书,这部徐光启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宏篇巨制,集中反映了他对农业和农学的巨大贡献,代表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发展的最高水平。

如前所述,徐光启自小生长在农家,一向关心农业生产,醉心农学试验,搜集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和试验数据,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心得。在徐光启的一生中,也陆续撰写了为数不少的农学著作,如《农遗杂疏》、《屯盐疏》、《种棉花法》、《北耕录》、《宜垦令》、《农辑》、《甘薯疏》、《吉贝疏》、《种竹图说》等等。这些书的产生,大都是作者针对一些农业生产上的具体问题有感而发,或就某种作物的种植提出意见。《农政全书》则是徐光启对古今中外农业生产和农学研究的利弊得失,结合自己的亲身经验,所作的全面总结。

《农政全书》的准确完稿时间已难详考,但大致可以判定初稿约完成于1625年(天启五年)到1628年(崇祯元年)间。徐光启生前,这部著作未能最后定稿,也没有最后定名为《农政全书》,只是被周围的人泛称为《农书》。此书的编纂历时颇久。还在徐光启是诸生的时候,他已经萌发了撰著大型农书的意愿,十分注意收集农事资料,经行万里,随事咨询。考中进士后,他长期供职于翰林院,研究条件和撰著条件均有改善,加上其后又有天津屯田的经历,大概已开始动手撰写,有得即书,渐积成帙。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他在写给座师焦竑的信中,曾经提到“《种艺书》未及加广”。

《种艺书》很可能便是《农政全书》的原始稿本。1620年(泰昌元年),徐光启襄理军务,主持练兵,然处处受制,难以施展抱负,遂愤然于次年10月告病辞职。不久,又遭阉党参劾,罢官闲住。家居期间,徐光启对《农政全书》的草稿系统地进行增广、批点、审订、编排等工夫。直到天启六、七年间,工作大致告一段落,初稿基本编成。徐光启对此书寄予莫大的希望。据他的学生陈子龙记述,他曾经在徐光启担任礼部尚书时前去拜谒,徐光启对他说:“所辑《农书》,若己不能行其言,当俟之知者。”临终之际,徐光启还惦念着这部书,叮嘱孙儿徐尔爵:“速缮成《农政全书》进呈,以毕吾志。”可惜他终未能亲眼看到这一巨著勒定出版。徐光启去世后两年,即崇祯八年,陈子龙在娄县南园读书时,从徐尔爵处借得原稿过录,并送应天巡抚张国维、松江知府方岳贡阅览。张、方商定付刻,建议由陈子龙负责整理。据陈子龙说,徐光启的原稿“杂采众家,兼出独见,有得即书,非有条贯。故有略而未详者,有重复未及删定者”。陈子龙在谢廷桢、张密、徐孚远、宋征璧等人和徐氏子孙的帮助下,草拟凡例,删削繁芜,拾遗补阙,润饰文字,编次分卷,最后正式定名为《农政全书》,于1639年(崇视十二年)秋在陈子龙的宅舍平露堂付梓刊印。

经陈子龙整理后的《农政全书》,比起原稿,“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共六十卷五十余万字,分为十二目。十二目的分类由徐光启本人创制,包括:《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

《农政全书》的分类涵盖了国家的农业政策、农业生产的各种基本条件如土地、天时、水利和农具等,以及林、牧、渔、农产品加工和备荒、救荒措施的各个方面,既全面,又系统,在体系上远远优于我国古代的其他大型农书,而与三百多年后的现代农学范畴极为接近。我们由此可以窥见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匠心独运。从内容上看,《农政全书》大致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摘引前人的文献资料,即陈子龙在凡例中所说的“杂采众家”,这占了该书的大部分篇幅;还有一部分是徐光启的个人撰述,即陈氏所谓“兼出独见”,大约有六万多字。无论哪一部分,字里行间,都体现了徐光启严格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据统计,《农政全书》共征引了二百二十五种文献,此外,尚有部分未注明文献来源的不包括在内。徐光启一生勤奋,博览群书,“大而经纶康济之书,小而农桑琐屑之务,目不停览,手不停毫”,从汗牛充栋的古代典籍中挑选出大量的农学资料,加以梳理条贯,编排到《农政全书》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