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的生平和他的政治生涯
1政治上的建树
沈括（1031～1095），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存中。父亲叫沈周，一生都在各地作官。
母亲许氏，很有文学修养。沈括和他的哥哥沈披在童年时代都从母亲那里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沈括从小就随着在外作官的父亲到过不少地方。十岁以后，因为沈周做泉州（今福建泉州）州官，沈括便随父亲在福建住了多年。后来他在《梦溪笔谈》中所记的一些最早的见闻，就是他在这一时期耳闻目睹的事情。
沈括在21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宋朝政府因为他的父亲生前作官很有功劳，所以当他守满了三年父丧以后，按照当时的制度，任命他为沭阳（今江苏沭阳）县主簿。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便从此开始。县主簿是当时县长的助手，职位虽低，但是沈括却在任内积极发挥了自己的才能，替地方办了一些好事，尤其是在兴修水利方面很有成绩。当时沭阳县境内的沭水因年久失修，河道淤塞，不能充分引水灌溉，以至许多田地都荒废了。沈括到任后，便把沭水加以修浚，开辟了一百条灌溉渠，修筑了九条堤堰，因而使七千多顷田地都变成了上等良田，使当地的农业生产得到发展。
沈括在33岁那年（1063）考中进士。以后便参加昭文馆编校书籍的工作，同时研究天文和算术。他这时虽然不是行政官吏，但是对于国家大事和民间疾苦仍然非常关心，总想为国家和人民作些有益的事情。下面所举的便是一个例子。
按照宋朝的制度，皇帝每三年要举
行一次祭祀天地的“郊祭”典礼。每一次郊祭，事先都要大兴土木，设立祭坛，坛下要围上巨大的帐布，还要在城外方圆数里之内广植树木，建造园林，布置许多彩绘、雕刻等装饰品。郊祭的仪式也非常繁琐。这一切都要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沈括看到这种情形，就对郊祭礼制的沿革作了一番研究，著成《南郊式》一书，共一百一十卷，对郊祭的仪式作了修改和简化，建议朝廷采用。当时正是宋神宗（1068—1085年在位）任用王安石做宰相，准备实行变法，改革政治的时候。所以沈括这一改革郊祭仪式的建议得被采纳。由于采用了新的仪式，每次祭典都节省下来很多的钱，这样就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
因为沈括这一项建议受到宋神宗的重视，同时也因为他长于天文、历法和算术，于是被提升为太吏令兼管司天监，掌管图书资料和天文历法的工作。
当时充当司天监的官吏，都是一些坐食俸禄的人，并没有天文，历学方面的真正知识。
沈括到任以后，就着手加
以整顿，他把一个平民出身的著名历算家卫朴荐入司天监，参加改革历法的工作。沈括又制造了浑仪（又名浑天仪，是我国古代观测天文的主要仪器）、景表（表示太阳影子的仪器）、五壶浮漏 （五个水箱合成的测时器）等仪器。获得很大的成绩。
不久，淮南一带发生水灾，沈括被派去调查灾情，赈济灾民。他到淮南后，一面把常平仓储备的粮食发给灾民，一面采取积极措施疏通沟渠，治理被水淹没的田地，恢复生产。由于他的认真努力，使灾情得到一定程度的减轻。
这一年沈括被提升为集贤阁校理，校勘经籍。不久又升任太常丞（管礼乐的副长官）。这时，他的职位比过去更高了，但是他并没有满足于个人的高官厚禄，脱离社会实际生活，而是更加关心民间疾苦和政府各项措施的利弊得失。他经常根据他的观察所得，向宋神宗提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建议。例如，当时宋朝政府曾打算采取两项很不合理而且损害人民利益的措施：一件是为了防御北方境内的辽、夏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进攻，派人登记民间所用的运输车辆，以便在战时征调来作为兵车使用；另一件是政府主管盐专卖的机构为了禁止四川的私盐贩卖，预备把四川境内私人所有的盐井全部填塞，而由政府把解池 （今山西运城境内）
所产的池盐运往四川，供给川民食用。这两项措施如果实行，将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遭到很大困难，所以当时弄得人心不安，而政府里面也是议论纷纭，不能作出最后决定。一天，宋神宗在同沈括谈话的时候，提到登记民间车辆这件事，并征求他的意见。沈括先问宋神宗说：“请问征集车辆，准备干什么？”宋神宗回答道：“现在北方的威胁没有解除，而北方民族多以骑兵制胜，我们非用车战不足以抵挡，所以政府想征用民间的车辆，加强防卫。”沈括听了，便向宋神宗解释说：“使用车战来抵御骑兵的进攻是有利的，历代都是如此。但是过去所用的兵车非常轻便灵活，速度又快，而现在民间所用的载运货物的车辆，形式笨重，用牛挽车，一天走不到三十里，而且一遇到雨雪便不能使用。所以这种车辆称为‘太平车’
，只可以用于平时，用它来作战会有什么用处呢？”宋神宗听了他的解释，认为很有道理，并且说： “这一个问题大家争论很久，可是对于这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却没有一个人谈到过。我一定要重新考虑。”接着他又提起川盐的问题，问沈括应该怎么办。沈括说：“本来盐是应该由国家专卖的，如果各地所产私盐都能够彻底禁断，完全由国家专卖，当然是好的。不过应该考虑到在忠州（今四川忠县）、戎州（今四川宜宾）、泸州（今四川泸州）一带少数民族地区，小盐井特别多，如果一下全部禁止生产，将会影响到当地人民的生活；同时，既然要严禁私盐，就不得不增加许多关卡，这样一来不但骚扰百姓，而且国家也要增加很多开支，其结果恐怕得不偿失。”宋神宗很同意沈括这种看法。第二天便下令同时停止施行这两项措施，从而避免了对民间的骚扰。
此外，还可以举出下面一个事例： 1074年（宋神宗熙宁七年），当时沈括做河北西路察访使（察访案件的使臣），兼判军器监（管理兵器制造的官）的时候，宋朝政府为了防御北方民族的侵袭，下令征用京城附近的民间马匹。这一措施不仅给人民造成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不切实际的。沈括就向政府提出建议，大意说：“北方产马，所以北方各族人民多善于骑战，这正和中原武士善于用强弓射击一样。现在我们如果舍弃自己所擅长的军事技能，而勉强使用自己所不熟习的骑兵战术，怎么能够取得胜利呢？”他主张改进武器，以“射远入坚”为标准，制造射程远、杀伤力强的强弓利箭，并严格训练士兵，提高射击技术，以便随时应战取胜。他还重新详定“九军阵法”（九个军团合成的阵式），并且编著了一部《修城法条约》。他一共提出了三十多项关于改良武器和改进战术的办法，建议政府采用。
2出使契丹
北宋时期，我国北方境内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时常侵扰中原。1075年3月，辽派遣使臣萧禧到宋朝来，要求重新划定疆界，实际上是想借此要挟宋朝，侵占中原土地。萧禧非常蛮横，声言不达到目的决不回去。宋神宗先派韩缜同他谈判，双方争执不下，形成僵局。宋朝政府不得已，改派沈括代替韩缜继续进行谈判。沈括先到枢密院查阅了档案，了解到过去双方曾经议定疆界的情况。萧禧坚持要求以黄嵬山（在今山西原平县西南七十里）为界，这就比以前议定的疆界线向南面伸延了三十多里。这种要求，显然是无理的。沈括马上把他所了解到的情况向宋神宗报告，宋神宗听了非常高兴地说：“别的大臣谁也不去追寻当时议界的本末，如果不是沈括，几乎误了大事。”于是就命沈括拿着过去议定疆界时所绘的地图向萧禧据理力争。萧禧自知理屈，推说自己不能作主，要求宋朝派使臣到辽去，继续谈判。宋神宗认为沈括很有外交才能，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他。当时辽对宋的领土虎视眈眈，志在必得。沈括在这种形势之下出使，不仅任务非常重要，而且也是相当危险的。宋神宗对沈括的胆力和才能虽然是信赖的，但是也总还有些替他担心。沈括临行之前，宋神宗问他：“如果敌人威胁你，你打算怎么办？”沈括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我决定以死力争，决不使宋朝的土地受到损失。”沈括在出使之前，为了作好充分准备，搜集了几十件有关划界的档案资料，让随从人员预先一一熟读，默记在心。当他到达以后，同辽相杨益戒举行了谈判。不论杨益戒提出什么问题，沈括都叫随从立即根据事实加以答辩和驳斥，把杨益戒弄得哑口无言。杨益戒老羞成怒，竟然用威胁的口吻对沈括说：“为了几里土地，你们就要同我们断绝友好关系吗？”他以为在他的威胁恐吓下，沈括不敢再坚持下去，一定会让步的。沈括却毫不动摇，义正词严的回答道：“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宋朝要同北朝（指辽）断绝友好关系，而是北朝不顾信义，威胁宋朝。一旦双方发生战争，宋朝理直，北朝理曲，那时候失理的恐怕不见得是宋朝！”沈括同辽相先后举行了六次谈判，每次谈判，辽方都聚集了一千多人旁听，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驳倒沈括。最后，辽因为要挟失败，而又不敢轻易发动战争，只得让步。沈括胜利而归。沈括这次出使，不但没有让辽达到侵占宋朝土地的目的，而且也使辽知道宋朝朝中有人，不敢再像从前那样轻视宋朝了。
沈括在出使契丹的时候，还在沿途随时注意观察北方的地理形势。回朝以后，便根据他的观察所得，制成了一幅《使契丹图抄》，把辽的山川道路和风俗人情记录下来，送给政府参考。
3防御西夏
沈括不但是一个有才智、有胆识的外交家，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军事统帅。公元1080年（宋神宗元丰三年），沈括任延州（今陕西延安一带）州官，不久又转任鄜延路（今陕西延安一带）经略安抚使，担任这个地区军队的指挥官。陕西是宋朝西北方面同西夏相邻的要地。沈括到延州上任后，即积极整顿军事，防备西夏的侵扰。他为了充实地方武装力量，鼓励当地青年练习骑射，凡是成绩好的，他都亲自斟酒慰劳。当地许多青年人在他的激励之下，踊跃地参加军事锻炼，经过一年多的训练以后，都掌握了一定的军事知识和作战技术。沈括在他们中间选拔了一千多名成绩优异的人编入正式军队，从而加强了宋朝西北方面的防御实力。
当时驻在各地方的军队分为卫兵和镇兵两部分。卫兵是从中央政府派去的，因此比较受到重视，经常得到政府的赏赐奖励。而镇兵却因为是长期驻守地方的，不能和卫兵享受同等待遇。沈括觉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会直接影响到镇兵的战斗情绪，削弱地方上的防卫力量。
因此，他便不避嫌疑，大胆地用朝廷的名义拿出很多钱赏赐镇兵，事后才向朝廷报告。宋神宗接到这个报告后，认为政府原来颁行的赏赐办法是错误的，如果不是沈括相机变通办理，一定会影响军心士气，所以不但不责备沈括，还特别允许他以后凡是来不及请示朝廷的事情，都可以按情况和需要自行处理。
沈括非常重视军队的纪律，对于犯了军令的人决不姑息。有一次，宋朝政府派到西北前线去的一支军队开到五原 （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附近）时遇到大雪，粮饷一时接济不上。带兵官刘归仁竟擅自率领士卒二万多人向南撤回，结果队伍溃散，秩序大乱，当地居民非常恐慌。沈括得到消息，便到延州郊外亲自阻止士兵继续南溃，并加以安置。不到十天，溃兵便全部回到了队伍。沈适把军队整顿以后，就把带兵官刘归仁问罪斩首。沈括这一铁面无私的坚决处置，对于整肃军纪发生了很大的效果。
1081年（元丰四年），西夏统治者发动了进攻宋朝的战争。沈括率领鄜延路的军队迎敌。由于他到任以后一年多的积极整顿和充分准备，军队的战斗力大为加强，结果在固上（今陕西境内无定河）大败西夏军队七万人，获得全胜。在战争中，沈括曾亲自作了凯歌数十曲，让士兵们齐声合唱，以激励士气。
4新法的积极拥护者和参加者
沈括除了作出如前所述的种种建树之外，还是当时变法运动的积极拥护者和参加者。当时宋朝政府内以王安石为首的一派官僚，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的阶级矛盾，巩固宋朝的封建统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实行了一些改革，主要是设法减轻一些人民的沉重负担和苦役，以利于发展生产。这种改革，在客观上对人民有一定好处，所以是进步的。由于变法运动直接损害了大地主的特权和利益，因此就遭到代表大地主利益的一帮守旧派官僚的猛烈攻击，斗争非常尖锐。沈括在这一斗争中，坚定地站在进步派一边，拥护新法，始终不变，并且亲自参加了许多变法工作。
首先，他在王安石支持之下，作了不少改革旧制的工作。除了如前所举的关于“郊祭”仪式的改革之外，他为了使政府节约开支，减轻人民负担，还制订了限制各级官员日常副食品数量的规定，以及颁布各种命令的办法等等新规定。这说明沈括在新法制订过程中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1073年（熙宁六年），王安石向宋神宗推荐沈括到两浙路（今浙江全省和江苏东南部）调查农田、水利、差役等情况和新法实行后的效果，并且对宋神宗说：“沈括出身在农村，很熟习农村的情形，他能够判断利害，考虑问题很谨慎，很周密，一定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务。”
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安石对沈括是很了解很信任的。1074年，沈括和变法运动的重要人物章悼同领军器监，掌管兵器制造的工作。他们奉皇帝的命令讨论兵车制度，规定了兵车的式样、大小和每一个零件的尺寸，交给军器作坊制成新式的兵车。以上这些事实都说明沈括是变法运动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
在王安石当权的时候，一般依附权势的人都争先恐后，要当王安石的学生，把投靠王安石当作光荣的事情。但是一到王安石被守旧派攻击下台以后，这些人便马上否认同王安石的关系，甚至有的还攻击诋毁王安石。而沈括对王安石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对新法也始终表示支持。王安石被免去宰相的职务以后，曾有人问沈括：“自从免役法实行以后，批评、指责很多，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究竟免役法对老百姓有利还是有害呢？”沈括毫不犹疑地回答道：“说免役法不好的，不过是那些豪门权贵和富人。他们本来就不负担力役，所以他们的话是不足为凭的。至于穷苦的老百姓，自从实行免役法以后，他们的力役负担大大减轻了，怎么能说这个办法不好呢？”
后来，沈括在写《梦溪笔谈》的时候，由于环境恶劣，他虽然极力避免评论当时政治的得失和当代人物的功过是非，但是在几处提到王安石的地方，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王安石诚挚的敬意和亲切的怀念。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是有着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