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之，西汉山东人。生卒年不详，农学家。胜之的先人本姓凡，在秦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为躲避战乱，举家迁往水，因此改姓。水是济水支流，位于今山东曹县北20公里和定陶县分界处。胜之生平事迹不详。只知他在汉成帝（前32—前7年在位）时，出任议郎。他曾在包括整个关中平原的三辅地区推广农业，教导种植小麦，而且颇有成效，许多热心于农业生产的人都前来向他请教，关中地区的农业因此取得了丰收。他本人也可能是因为推广农业有功，由议郎提拔为御史。在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基础上，汜胜之写成了农书18篇，这就是《胜之书》。关中地区有着悠久的农业传统，是古代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尧、舜的农师，周人的祖先后稷（弃）就诞生在这块土地上，以后重农一直为周王朝的基本国策。战国末期，秦国便是凭藉关中雄厚的经济实力，完成了统一大业。西汉建立以后，也非常重视关中地区的农业，兴修了一些著名的水利工程。到汉武帝统治时期，先是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关中地区推广种植冬小麦，后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在关中地区推行代田法和改良农器。就在赵过之后约60年，汜胜之也踏上了与赵过相同的路。汜胜之继承了前人的重农思想，认为粮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谷帛是统治天下的根本。他主张备荒，把稗草和大豆列为备荒作物，倍加注意。汜胜之不仅在思想上重农，而且还身体力行，进行了区田法的试验，列入此项试验的主要作物有禾、黍、麦、大豆、荏、胡麻、瓜瓠、芋等作物，目的在于将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结合起来。因为关中地区，经过数千年的开发，许多良田沃土早已得到利用，剩下的一些荒地，如山地、丘陵、陡坡等，一般倾斜坡度较大，利用起来有一定的困难。随着人口的增加，就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矛盾，无地可耕的农民，转而从事工商业，成为农业的异化，这是当时一个较为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如何解决关中地区地少人众，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弃农经商的问题，成为西汉政府煞费苦心的大事。为此，政府曾经多次将官家直接掌管的苑囿、公田、池田等假借给贫民，但这对于问题的解决毕竟是有限的。胜之的区田法试验表明，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为区田。区种，不先治地，便荒地为之。在区田法试验的基础上，胜之还总结了一系列的作物栽培技术。他将自己收至亩40石的试验结果上奏到朝廷，冀望有助于解决当时关中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出于同样原因，胜之还提出于桑、黍混播的集约栽培法。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从先秦到汉末有农书一共是9家，114篇。其中有《神农》20篇，《野老》17篇，《宰氏》17篇，《董安国》16篇，《尹都尉》14篇，《赵氏》5篇，《胜之》18篇，《王氏》6篇，《蔡癸》1篇。“胜之十八篇”即《胜之书》，此书在《隋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和宋代郑樵的《通志》中都有著录，以后失传，只有《齐民要术》、《太平御览》等北宋以前的古书摘录了此书中的内容，因此，被部分地保留下来。经19世纪前半期洪颐煊、宋葆淳、马国翰，20世纪50年代石声汉、万国鼎等先生的辑集之后，得到了约3700字，这就是今天见到的《胜之书》。现存《胜之书》主要包括耕作总原则，耕作的具体方法，12种作物的栽培方法，诸如选种、播种、栽培、收藏等各个细节。此外，还有溲种和区种两项新内容。《胜之书》说：“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耕之本”即耕作的基本法则。“趣时”，即不误农时，要求选择最佳的耕作时期，这个要求贯穿于耕作栽培的每个环节。以耕为例，胜之非常强调“耕得其时”，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还从正反两个方面阐述了得时与失时的利害关系。所谓“耕得其时”，必须以土壤和气候条件为依据，以抢墒为目的。《胜之书》在强调“慎无旱耕”的同时，再三提到“有雨即耕”。为了做到耕得其时，《胜之书》不仅采用了传统的物候方法，还创造了土壤测量的方法，这种方法即在立春前，用一根长12尺的木棒，将其中1尺埋入土中，地面上露出02尺，立春以后，土壤松散，将露在地面上的02尺埋没，此时可将地里的树根、草根拔掉。这就把耕得其时建立在较为科学的基础上，比单纯的物候方法又进了一步。为了趣时，《汜胜之书》依据土壤和气候（特别是雨水）对每种作物的播种期都有较明确规定。“和土”，即利用耕、锄、平摩、蔺践等方法，消灭土块，使“强土而弱之”、“弱土而强之”，以保持上壤松软细密。“务粪泽”，即施肥和灌溉，保持土壤的肥沃与水分。《胜之书》记载了基肥、种肥和追肥3种施肥方法。基肥结合整地起到“和土”的作用，主要用之于台木、芋、瓠等作物；另外，耕田之前，所生之草，翻耕在土中。这种绿肥实际上也起着基肥的作用，所谓“草秽烂，皆成良田”。种肥结合播种，可起到防虫、御旱、忍寒的作用，主要用于禾麦等粮食作物。溲种实际上也是使用种肥的方法。追肥则是结合田间管理，以促进作物生长，主要用于种麻。这是中国文献上有关追肥的最早记载。肥料的种类主要有动物粪便，如蚕屎、羊屎、人粪尿、绿肥等等，对于用肥量也有记载。在灌溉方面，《汜胜之书》记述了作物的灌溉次数和用水量，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水温调节法和地下灌溉法。水温调节法，主要用于种稻，即水稻生长初期，对水的温度要求较高，可将稻田的出水口和进水口，安排在田边的同一侧，使水在田的一边直线穿过，整田的水流动不大，保持原有水温。夏至后，水温过高不利水稻生长，可将出水口和进水口错开，水流斜穿过田面，田中的水换动较大，从而相对地降低水温。另外，用井水浇麻，可以将汲起的井水在太阳下晒一晒，以提高水温。地下灌溉法主要用于种瓜，方法是将一口容积为三斗的瓦瓮埋在四棵瓜苗中间，瓮口与地面平，瓮中盛满水，然后用瓦盖住瓮口，水减少了又添加，经常保持瓮中水满。这种方法通过瓮的渗透作用，可使作物得到均匀的水分供给，减少地面蒸发，提高水的利用率，特别适用于干旱的北方。灌溉的目的在于保墒，而合理的耕作方法也具有同样的作用，“趣时”、“和土”就具有这个意义，“早锄”也不例外。“早锄”的目的，一是消灭杂草，二是防止天然蒸发。锄还与间苗、培土结合起来，具有多方面的作用。因此，《胜之书》中非常重视锄，要求早锄，多锄、锄小、锄了。锄的方法有锄、耧、蔺、曳、拔、铲、刈等。“早获”，可以避免落粒、防止发芽、减少不利天气造成的损失。《胜之书》中具体论述了收获大豆、禾、麻、瓠等的方法。指出当豆荚已变黑，而豆茎仍然呈青色的时候就该收获；如果等到豆粒要掉落的时候才收，就要受损失。所以说，大豆是在谷场上成熟的。收禾也一样，只要有一半熟了，或者是芒已张开，叶已发黄，就应很快收割，苴麻（雌株大麻）和瓠在初霜的时候就该收，而台木麻（雄株大麻）则在穗上花粉放散如灰末时就要拔起来。《胜之书》列有12种作物的栽培技术。这12种作物中，粮食有黍、谷、宿麦（冬小麦）、旋麦（春小麦）、水稻、小豆、大豆；油料有苴麻和荏（油苏子）；纤维有臬麻和桑树；蔬菜有瓜、瓠、芋等。每种作物都记载了具体的栽培方法，这些技术又都贯彻了“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的原则。如《胜之书》对于作物的播种期、播种量、播种方法、播种密度、播种深度、覆土厚度等都依据作物种类、土壤肥瘠和气候条件（主要是雨水）等作了明确的规定。此外，还提出了麦、禾、瓠的选种方法，禾、黍的防霜露方法，瓠的嫁接方法等。《胜之书》中提出的选种标准就是“大”。认为大种结大果，以瓠为例，如果以容纳一斗的瓠为种，可收到容纳一石的瓠；以容纳一石瓠为种，可收到容纳十石的瓠。因此，选种必须求大。为了求得大种，《胜之书》提出了利用嫁接，以求结出特别大的瓠的技术，即种瓠子10颗，在长到2尺多时，便用布和泥把这10颗捆在一起，使其合为一茎，留下强茎，其余掐去，引蔓藤结瓠，初生的3个瓠去掉，留第四、五、六三个就够了，再用马鞭打掉蔓心，不让它再向前生长，以免果实结多了变小了。至于收麦种、禾种，《胜之书》则提出穗选法，即在禾麦成熟之后，选择穗又大又强，或又高又大的为种。这是中国文献上关于穗选法的最早记载。禾、黍防霜露法，即在打霜下露时节，天亮之前，用一根绳两人相向各执一端，拉去禾黍上的霜露，以避免霜露危害。《胜之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区种法和溲种法。区种法，又叫区田法，其基本原理就是“深挖作区”，在区内集中使用人力物力，加强管理，合理密植，保证充分供应作物生长所必需的肥水条件，发挥作物最大的生产能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扩大耕地面积，把耕地扩展到不易开垦的山丘坡地。《胜之书》先用一亩地为标准对区田法作了一般性的介绍，然后又根据作物的种类和土地的肥瘠对区田作了具体的说明。区深和区间距离一般为一尺。但区深往往因作物而异，从05尺到3尺不等，大致上植株大而蔓长根深，或是块根作物要求深，植株较小的须根作物要求则相对浅些。区间距离则因土地而异，从09尺至3尺不等，土地肥则小些，瘠则大些，与种植密度有一定的联系。溲种法即将兽骨骨汁、缲蛹汁、蚕粪、兽粪、附子、水或雪汁，按一定比例，和成稠粥状，用以淘洗种子，经过淘洗的种子看上去像麦饭粒，然后再播种。胜之认为，溲种可以防虫、抗旱、施肥，保证丰收。实验表明溲种可以起到种肥的作用，以供应幼苗期根系生长所急需的养分，促进根系发达，提高抗旱能力。胜之致力于农业推广和农学研究，他写作的农书在汉朝就享有盛誉。东汉经师，如郑玄在注经时，就一再引用《胜之书》。例如《周礼·地官·草人》注：“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胜之术也。”又《礼记·月令》有孟春之月“草木萌动”注：“农书曰：土长冒橛，陈根可拔，耕者急发”。孔颖达《礼记正义》说：“郑所引农书，先师以为汜胜之书也。”所以唐贾公彦《周礼疏》说：“汉时农书有数家，胜为上。”《胜之书》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书。《汉书·艺文志》所载的9家114篇，除该书以外，其他都早已失传。今之所存先秦农学典籍只有被列入杂家的《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农学论文。《胜之书》总结了北方旱作农业技术，对传统农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齐民要术》直接引用前人的著述，以《胜之书》为最多。此外，该书所记载的一些农业技术，也为后来的农书所继承和发展。如《四民月令·正月》就继承了此书中橛木测土壤定春耕的方法；又《齐民要术》不仅摘录了很多关于区种法的文字，还记载了西兖州刺史刘仁之进行区田试验，取得好收成的事例，以证实“顷不比亩善”的观点。的确，在《胜之书》的影响下，历史上做过区田试验的人很多，有的还写下了实验报告和论著，据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的统计，在书之后，有关区田的著作有13种之多，曾有人将这些书辑为《区种五种》和《区种十种》出版。区田法的影响还不止于此，金代曾以行政力量，在黄河流域推行。明清时代也有不少人倡议实行。现代陕西、山东等地所采用的“掏钵种”或“窝种”，其原理与区田法是一致的。《胜之书》所提出的耕作总原则对于北方旱作农业仍起着指导作用。《胜之书》不仅提出了耕作的总原理和具体的耕作技术，还列举了十几种作物具体的栽培方法，奠定了中国传统农学作物栽培总论和各论的基础，而且其写作体例也成了中国传统综合性农书的重要范本。从《齐民要术》到《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再到《农政全书》、《授时通考》莫不如此，凡此种种足以证明汜胜之对中国农学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