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董其昌的书法艺术
24593200000008

第8章 董其昌书法的影响(2)

董其昌的书法之所以在清代风靡一时,实与帝王的喜好关系甚大。康熙本人喜好书法,曾以擅长书法、专学董其昌的沈荃为师,故极为偏爱董其昌的风格,大臣中能模仿董书风格者往往会格外得到皇帝赏识重用。康熙曾亲临手摹其书迹,列于座右晨夕观赏。1705年康熙南巡时曾专门到松江,为董其昌祠堂题书“芝英云气”匾额。康熙曾在董其昌的书迹上题长跋盛赞道:“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风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伦。临摹最多,每谓天姿功力俱优,良不易也。”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的喜好必然影响到臣下。我们知道,科举考试中书法的好坏是评判的一项重要标准,殿试由皇帝主持,能写得一手让皇帝熟悉且喜欢的字体,在阅卷时将占有十分重要的优势。所以,清朝阅卷官员阅卷时都以帝王的好恶为标准。这样,在帝王的大力倡导下,自然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一时追逐功名的士子几乎都以研习董书为求仕捷径。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其书法影响甚至超过了明代。在康熙、雍正朝书坛上享盛誉者,基本上都是属于来自浙江一代、气格近乎董其昌的书家。康熙还拣择翰林词臣中品学兼优者集中到他读书处——南书房,或代拟谕旨,或备顾问咨询,或讲求学业,其职责相当于皇帝的文字秘书。以书法见长的沈荃、高士奇、查昇、陈邦彦等人都曾在南书房任职,能直接与皇帝接触,在当时十分荣耀,以至于高士奇权势煊赫一时。

与沈荃同时,还出现了人称“康熙四家”的姜宸英、汪士铉、何焯和陈邦彦,他们的书法也主要以董书为主,卓有成就。后来还有张照、孙岳须等人,亦颇可称述。

姜宸英(1628—1699年),字西溟,号湛园,又号苇间,浙江慈溪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探花,年七十时授编修。初以布衣荐修明史,与朱彝尊、严绳孙称“三布衣”。康熙己卯年(1699年)为顺天乡试考官,因科场舞弊案牵连,死于狱中。撰有《湛园未定稿》《西溟文钞》等,为清代帖学的代表人物。书法以摹古为根本,少年时学米芾、董其昌,即有书名,后融各家之长为己用,各体兼善,以小楷为第一,多存董书韵致,但拘谨少变化。梁同书说他:“本朝书以苇间先生为第一……胸中书卷浸淫酝酿所致。”

陈邦彦(1678—1752年),字世南,号春晖、匏庐,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海宁陈氏是当地望族,康熙巡视江南时曾驻跸其家,名声显赫,收藏亦富。董其昌未成名时曾在陈氏家族中当过教师,故陈氏所藏董其昌书画甚多,陈家子弟学书也多从董入手,家族善书者甚多,陈邦彦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书得董其昌神髓,深得康熙帝赏识,至乾隆帝时,仍命其缮写御制诗。由于他学董而得其神髓,故往往被裁去名款,冒充董其昌真迹谋利。

查昇(1650—1707年),字仲韦,又字汉中,号声山,浙江海宁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进士,累官至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入值南书房。据说他殿试时因书法精妙而被定为状元,后因其族叔查嗣韩兼擅《五经》,成绩突出,拔至鼎甲,查昇只有屈尊二等。查昇书法于董其昌亦步亦趋,婉转流畅,飘逸秀润,在当时是名噪一时的书家。

张照(1691—1745年),字得天,号泾南,晚号天瓶居士,华亭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年仅25岁便获入值南书房的殊荣。据说乾隆早年书法大都由他代笔,雍正、乾隆年间两任刑部尚书。死后,赐谥文敏,这一谥号与赵孟頫、董其昌相同,可见他在乾隆心中之地位。张照多才多艺,书画诗文以外,亦精通音律、戏曲。清内廷上演的戏剧,多由他谱曲。

早年学书受其舅父影响,“初从董香光入手,继乃出入颜米,天骨开张,气魄浑厚,雄跨当代,深被宸赏”(《书画纪略》)。张照收藏董其昌墨迹数十种,一生学董、藏董,于董氏书迹时时揣摩,深研有得。后能在董书基础上,写出点画活泼爽利和气势鼓荡雄强的特色,在同时代书家中十分突出,终能“雄跨当代”。

在张照等人探索努力下,乾隆初期帖学书风有所转变,乾隆中期,“香光告退,子昂代起,赵书又大为世贵”(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十二)。当时书法逐渐转向整齐圆润,后来发展为程式化的“馆阁体”,继张照后涌现出了“清四家”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翁方刚以及铁保等一批对当时和后世颇有影响的帖学名家。虽乾隆转而推重赵孟頫,但赵孟頫一统天下已不可能,此时的学赵,实际却是赵、董的结合。著名书家刘墉、王文治和梁同书等都曾学董,所以学董之风一直延续至清末。

刘墉(1717—1804年),字崇如,号石庵、青原、香岩、日观峰道人。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山东诸城县逄戈庄(今属高密市)人。乾隆、嘉庆两朝重臣,乾隆十六年进士,累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因为官清廉正直,卒谥文清。著有《石庵诗集》,刻有《清爱堂帖》。

刘墉师古而不拘泥,是一位善学前贤而又有创造性的书法家。其书法体丰骨劲,味厚神藏,有廊庙气度,是清代最有名的帖学大家。因作书喜用浓墨,故世人称其为“浓墨宰相”。乾隆间,与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并称四大家。沙孟海认为:“清初帖学家,张照、刘墉,都负盛名。刘的名声,比张更大,实则他们程度相埒。”

王文治(1730—1802年),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探花,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授翰林院侍读,并充会试考官,一年后任云南临安知府。后因下属失职被罢官。其后活动于江浙一带,在多所书院执教。

他学书早年从前辈笪重光入手,后服膺董其昌,还受南宋张即之影响,用笔有扁薄的习气。论者对其褒贬不一。褒之者认为“秀逸天成”“风流倜傥”,以其与刘墉相并列,称为“浓墨宰相,淡墨探花”;贬之者嫌其“柔媚”“浮浪”“为女郎书”。

王文治在书法以外还擅长诗文,与著名散文家姚鼐交谊深厚。据史料记载说,他酷爱音乐戏曲,曾花很多钱供养一童伶戏班。难怪其书会偏于轻盈秀美一路,实与其个人秉性有关。

梁同书(1723—1815年),字元颖,号山舟,晚自署不翁、新吾长,钱塘人。大学士梁诗正之子。乾隆十七年(1752年)参加会试落第,在乾隆帝的特许下,以举人身份参加殿试,特赐进士,并入翰林院。后来以编修的官衔先后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和会试同考官,参与政府衡文选士的阅卷工作。乾隆二十三年,升任侍讲。不久,又担任日讲起居注官。

梁同书12岁时就能书写擘窠大字,擅长楷书、行书,到晚年还能写蝇头小楷。其书法典雅洒脱,动人和谐,不激不励,颇具书卷气。他强调在学习过程中,应注入自己的创造精神。梁同书习书六十余年,久负盛名,所书碑刻极多。曾奉命与庄培因等人负责缮录《昭明文选》。

可以说,清代帖学一派的构成是以董其昌为首的华亭书派为核心的。清中叶尽管碑学兴起,但董书并未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是以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今天,在回归传统,复兴“二王”的大环境中,董其昌的书法仍有着广泛的影响,其作品也早已成为海内外收藏界极为追捧的“绩优股”。

总之,董其昌不仅为晚明书坛奉献了一个崭新的自我,还围绕他形成了一个颇具阵容和影响的书法流派。“这个流派既是历史的延续,又以平淡有禅味的意境而迥异于历代书法大师,故而董其昌应被视为自钟、王发端以来,文人流派书法史上追求意境最为成功的书法家。”(黄惇《董其昌的书法世界》)

见贤思齐,这是历史给我们后人最好的馈赠,值得我们去好好珍惜、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