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四月离开黄州，苏轼一家缓缓顺江东下，八月时才走到真州。这样走走停停，一方面是因为要四处游赏山水，拜会旧友；另一方面是苏轼屡次上表恳请辞官归老，逗留途中等待批文下达，可是批文一直没有下来。苏轼想要早作归老之计，他与王闰之商量，暂时把家人安置在真州驿馆，自己和巢谷到常州去购置田宅。
常州有两位故人蒋之奇和单锡，他们都是常州府阳羡人。苏轼任杭州通判时，二人曾盛情邀请苏轼到阳羡游览。当年，苏轼在单锡家中，偶然见到了伯父苏涣的遗墨，大为惊喜，后来还跟单锡结亲，把大姐的女儿嫁给了他。苏轼见阳羡山水秀丽，适宜居住，曾委托二人代购田宅，预作养老归田之用。只是后来苏轼游宦各州，漂泊无定，这桩事就搁置下来。五年的黄州生涯，令他十分渴望田园生活，以安度余年，现在正好可以找故人帮忙，了此心愿。苏轼耗费了大半积蓄，在常州府宜兴县购得一所宅院和少量田地，暂交单锡看管，又给朝廷写了一份乞求居住常州的奏表，这才和巢谷赶回真州。接着乘船由扬州经运河北上，到达泗州的时候，已经是岁末了。
泗州是宋代漕运重要的中转站，它往南连接楚州、扬州，直达苏杭；往北沿汴河可直通京城。白居易有词云：“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可以想见漕运的便捷。苏轼看看将近除夕，想暂时在泗州安歇，等候朝廷批文，等过了年再缓缓向京城进发。一家人大半年乘船赶路，日费甚多，加上购置田产之后，积蓄已所剩无几了。王闰之担忧地说：“眼看年关将近，朝廷的圣旨还未下达，这年可怎么过啊？”苏轼安慰道：“黄州那样艰苦的日子都能挨过来，现在还怕什么？等朝廷准许我辞官，我们便回到江南，尽享天伦之乐如何？”王闰之淡淡一笑：“当然好了，我也少为你担些心。”苏轼陪王闰之回到船舱中，吩咐巢谷进城中买些酒菜回来，草草过个年。
巢谷进城中集市里，先要去买鱼，可天寒鱼价也跟着涨，又想去买肉，可是手中钱少，猪肉也买不起。正犯愁呢，忽然计上心来。
苏轼见巢谷久久未归，心中着急，顶着寒风到岸上等候。雪花片片飞落，城中隐约传来爆竹之声。苏轼瑟缩在风中，拄杖披氅，愁眉不展。朝云上岸来劝道：“先生，先回舱里吧，外边太冷。”苏轼叹气说：“朝云，今夜除夕，你们连饭都吃不上，我心里难受啊。巢谷去借年，至今未归，这年不好借呀！”
朝云忙安慰道：“先生，咬咬牙，春天就到了。”苏轼淡淡一笑：“春天来了，可这过年，对于穷人就是过关哪！”朝云低头略微沉思了一下，问道：“先生，有件事朝云不明白。这年究竟是为穷人而设，还是为富人而设？”
苏轼见舱中王闰之陪着迨儿和过儿，说道：“是为童子而设，因为他们总想长大，却不知长大后，过年是件苦差事。”朝云嫣然一笑：“年应为穷人而设。”苏轼忙让她说来听听。朝云笑着说：“富贵之家，过年有许多规矩，比如，要说过年话，要送过年礼，他们很累。这是因为，他们怕失去富贵。穷人则不然，他们无甚怕丢掉，只盼来年幸福临门，希望总是寄于来年，过年对他们是希望。有这盼头，过年也就格外兴奋。所以，年是为穷人设的。”
苏轼苦笑道：“有道理。除夕饿肚子，算是穷到底了，肚子里所有的污秽都没了。物极必反，来年必定过上好日子。”朝云笑道：“先生这么想就对了，不必忧愁。”
这时巢谷扛着一袋米，手提一条鱼和其他年货，胳膊夹着一坛酒，冒着风雪大踏步走回来。苏轼和朝云忙迎上去，接过米和鱼。苏轼问：“巢谷，哪弄来这么多年货？”巢谷神秘地说：“换的。”苏轼正要问他拿什么换的，却看见他只穿着一件单薄的短褂，原来披在外面的夹袄已经不见了。他立刻明白怎么回事了，忙脱下大氅披在巢谷身上，心疼地责怪道：“换来的，寒冬腊月，你这老命不要了！”巢谷笑笑说：“反正开春了也穿不着了，来来，回舱里准备年夜饭啦！”苏轼眼眶都湿润了，朝云忙扶着他回到船上。
王珪自上次被神宗责骂过后，口吐鲜血，一直卧病在家，眼看一日不如一日了。蔡确和李定在朝中没有什么主张，凡事都要到王珪府上来请示。李定拿到苏轼移官汝州的谢表，看到其中有“至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的词句，又重施故技，向神宗进言说苏轼对诗案心存不满，毫无悔意，应当严加治罪。但自上次贬放了舒掸之后，神宗已很讨厌深文周纳这一套把戏，狠狠地把李定训斥了一通。神宗心里清楚，天下人都喜爱读苏轼的文章，不是一个“乌台诗案”就可以贬损得了的。前番受了李定等人的蛊惑，说苏轼毁谤新法，在盛怒之下才把他贬到黄州，但是能把天下所有写诗读诗的人都关进御史台监狱吗？李定隐瞒了不守丁忧之事，一路攀升到翰林学士的位子，其实苏轼早在二十年前就应该做到这个官职了。神宗只是顾虑到变法大局，才没有去追究李定等人的罪过。如今他们的话再也动摇不了他要重用苏轼的念头了。
李定被训斥后，狼狈退下，跑到王珪府上，哭哭啼啼地把事情说了一遍。王珪躺在床上，气得气喘连连地说：“早跟你说过你们不懂圣上的心思，还敢拿苏轼去拂逆圣意？苏轼已在赴汝州的途中，我们应该再等待时机，等苏轼他自己犯错。老夫苦心经营的朝中局面，就要被你毁了！”说完，猛烈地咳嗽起来，蔡确忙过来抹他的胸口。
李定惊惶地问：“那现在该怎么办？”王珪缓了口气，才慢慢地说：“圣上忙于朝政，精力大不如前，不必总拿苏轼的事引起圣上关注。我听说苏轼已呈递辞官归老的奏章，大可令中书省准其归老，也省了我们不少力气。但是千万不要让圣上知道。”李定和蔡确恍然大悟似的点点头。
自从下诏量移苏轼到汝州之后，神宗盼着苏轼早日回来，可是一直没有消息。苏轼的谢表和奏章都被蔡确等人扣押，不让神宗知道。
入秋之后，神宗旧病复发，身体一天天虚弱下去，但仍然坚持处理政事，带病上朝。可是朝堂之上，再也没有忠臣直臣肯为他进献忠言了。当年他雄心勃勃地主持变法，重用王安石等人，司马光、欧阳修、范镇、苏轼兄弟相继出朝，再后来王安石也罢相归江宁，他身边只有吕惠卿、王珪、蔡确这些人了。政策法令渐渐混乱，虽全力补救，奈何身边没有得力的贤臣，神宗一个人又怎么能力挽颓局呢？民间天灾连年，新法施行受阻，特别是永乐兵败的耻辱时时刺激着他敏感的神经，以致落下了病根。他觉得心力交瘁，有负先帝祖宗的重托，社稷中兴的梦想，似乎已经破灭。百感交集，无由解脱，病也就一天天加重。
挨过了新年，病势愈加沉重。神宗自知不行了，把高太后和年仅十岁的儿子赵煦叫到榻前，垂泪不止。高太后哭道：“皇儿，娘在，有什么话就说吧！”神宗气息微弱，艰难地说：“朕死以后，请母亲垂帘听政，辅佐煦儿。”高太后含泪点头，把赵煦拉到身边，问道：“大臣之中，谁可重用？”神宗慢慢地说：“司马光、吕公著、苏轼、范纯仁，他们皆是忠臣，国之栋梁。孩儿一心锐意新法，将这些人都黜落了，实在是朕的过错。尤其是苏轼，他是先帝钦点的宰相之才，可朕却令他蒙冤远贬，大才遭忌。朕是大大的错了啊！”高太后听罢为之一惊，想起仁宗皇帝的遗言，不禁潸然泪下。神宗歇了一会儿，接着说：“朝中有人忌恨苏轼，一直阻挠他回朝。如今朕已召他回来，只可惜见不上一面了。母后当重用苏轼，则我皇儿可坐致太平。”
神宗瞑目而逝，享年三十八岁。赵煦即位，是为哲宗，改元“元祐”。由于年幼，暂由高太后代理国政。高太后一面吩咐大臣办理国丧，一面诏告天下。
王安石在江宁得知神宗驾崩，痛哭不已，几天里茶饭不进。神宗曾给予王安石莫大的信任和恩遇，全力支持改革变法。现在神宗去世，再不会有人能支持新法继续施行了。王安石已经敏感地意识到政局将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自己的变法大业可能从此就要中断废止了。他如此哀伤悲痛，既是伤知遇之恩未报，也是伤自己壮志难酬。王安石大病一场，自此身体迅速衰弱下去，再也挣扎不起到佛寺山间闲走了。
苏轼在泗州过了新年，又带着家眷朝前进发，很快到了南都。南都就是现在的商丘，离汴京不远了。这时，朝廷准许他辞官归田的批文下来了，苏轼高兴万分，立刻整装南下，半途中方才听到神宗病逝的消息，不禁大哭一场，提笔为神宗写了挽词。苏轼虽然始终没能得到神宗的重用，还被贬谪黄州五年，但他从来没有半点怨恨之心。现在神宗仙去，他也获准居留常州，真是了无牵挂，身心自由！苏轼在船上向着京城的方向拜了三拜，便起程往常州而去。
司马光听说神宗驾崩，急忙从洛阳赶到汴京吊唁。礼毕，他便与程颐匆匆离去。司马光是元老重臣，道德人品在诸公卿大臣中堪称第一，民间威望也很高。京城百姓听说司马光要离去，都夹道欢呼，希望他能留在汴京辅佐新皇帝，一时大街小巷都在吆喝“留相天子”。
管家急忙将情形报知王珪，王珪已病入膏肓，气息奄奄。听说司马光进京又离去，朝廷并没有挽留，他长长地舒了口气，又问管家：“苏轼回来没有？”管家说：“前几日盛传苏轼将要到京，可是又听说他走到南都又折返回去，好像是告老还乡了。老爷，现在苏轼已经是死棋，走不活了。”
王珪瞪了他一眼，管家自知失言，吓得不敢多说话。王珪挣扎着坐起，艰难地说：“等老夫的病再好些，就去见太皇太后。司马光若回来，朝廷必乱；苏轼若回来，则乱上加乱。老夫苦心经营的这个上下和合的朝廷将毁于一旦，老夫不能坐以待毙。拿药来。”管家急忙把药端过来，说：“老爷福寿天齐，病会马上好起来的。”王珪哆哆嗦嗦地把药灌进嘴里，胡子前襟沾湿了一大块，还在喃喃自语：“你该知道，以老夫的秉性，从不向天祈寿。但如今却不得不低头，只求天公再给老夫一些时日，再给老夫一些时日吧。”管家只管点头，扶着王珪躺下。
司马光和程颐好不容易从汴京城出来，长舒了口气。程颐不解地问：“‘留相天子’，乃民心所向，大宋之幸，天下之幸。司马公，何以不辞而别，匆匆离京？”司马光笑笑：“程公真是把功夫都用在理学上了。”程颐愈加不解：“学问之理，不才算是略知一二；这世理之理嘛，就一二不知了。还请司马公赐教！”司马光说：“民心与朝廷之心，是一心吗？”程颐恍然大悟。原来司马光一直反对新法，现在神宗去世，新帝即位，还不知道今后朝廷政令该如何施行。况且朝中王珪、蔡确等人还把持着朝政，就看执政的太皇太后如何处置了。司马光长叹一声，头也不回地朝洛阳走去，汴京的上空慢慢积聚起一片阴云。
太皇太后与年幼的哲宗端坐于迩英殿，召蔡确进来问话。太皇太后问：“司马光到哪里去了？”蔡确支支吾吾地说：“回禀太皇太后，恐怕司马光已在回洛阳的路上了。”太皇太后不悦，问道：“你身为当朝右相，执政在朝，且亲自安置他住在国宾馆，为何丧礼未毕，准其回西京啊？”蔡确早听过王珪的吩咐，希望司马光越早离开汴京越好，现在太皇太后问起，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嗫嚅道：“微臣确实不知司马光回西京。”
太皇太后冷笑道：“我听说满京城的百姓都喊司马光‘留相天子’，你不知道吗？我大宋的当朝宰相是何等的精明！国丧之日，非常时期，重臣来京吊唁，寻其去向你却一问三不知，这不是尸位素餐是什么！王珪呢？”
蔡确满脸沮丧，答道：“宰相病重多时，许久都没来上朝了。”
太皇太后早就得知，王珪、蔡确把持朝政，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朝政要事，他们一向推脱敷衍。要说治国才干，都是庸才，排挤他人，明哲保身，倒是拿手绝技。现在刚一问话，就不知应对，哪里像执政的样子！太皇太后心中大怒，急令内侍梁惟简传旨司马光进京面圣。梁惟简得令而去。
太皇太后又问蔡确：“苏轼现在何处？”蔡确答道：“苏轼已上表乞归常州居住，现在恐怕已在回常州的路上了。”太皇太后大惊，又斥责道：“苏轼贤才难得，你身为右相怎能准其归老？先帝临终前量移苏轼到汝州，就是准备起用之意。速速传旨，苏轼复为太守，知登州，不得有误！”蔡确哪里还敢争辩，只得领旨退下。
蔡确在新帝面前碰了一鼻子灰，太皇太后的态度让他为后路担忧不已，苏轼的复官擢升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他急忙赶到王珪府第，名为探病，实则是想向王珪请教对策。
王珪已是垂死之人，却还梦想着东山再起。他正为司马光、苏轼未能回京入朝而暗自高兴呢，突然听蔡确说太皇太后召回司马光，擢升苏轼，惊吓得陡然坐起，口吐鲜血。管家大惊失色，急忙扶着他躺下。王珪自知大势已去，挽救不得，摆摆手示意管家退下，缓缓地对蔡确说：“持正啊，老夫为相多年，虽无大功，亦无大过。满朝大臣在老夫的周旋下，和谐并力，再无党争之事。你我为先帝新法大业竭忠尽智，当继续为新帝进献忠心。老夫一片赤诚之心，望持正转达太皇太后和皇上。”蔡确还想问怎么应对司马光入朝之事，王珪闭眼摆摆手，再也不说什么了。蔡确只好怏怏地退出去。
王珪待蔡确走了，才吩咐管家把子女都叫来。王仲山、王仲嶷等子女守在床前，痛哭抹泪。王珪让管家把朝服官帽拿过来，双手颤颤巍巍地抚摩良久，对子女说：“为父死后，将这朝服官帽退还朝廷。孩子们，床前有一子，人死心不死啊。记住为父的话，好生读书，争取功名。”子女们都含泪点头。
王珪欣慰地说：“为父当了一辈子的官，官不分善恶，官只分大小。为父官至一国宰相，能得以寿终正寝，靠的是四个字。记住，凡事要坚持一个‘忍’字，对圣上只记一个‘顺’字，对是非要牢记一个‘躲’字，遇到麻烦要学会一个‘推’字。用好这几个字，终生受益。不要怕别人讥笑为庸才，庸才有福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切记，切记。”
子女们齐声答道：“记住了！”王珪吩咐他们退下，把孙儿叫过来。孙儿年纪还小，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走过来怯生生地喊爷爷。王珪慈爱地抚摩孙儿的头说：“孙儿乖，吃过饭了吗？以后要听父母的话！”孙儿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