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或也者,不尽也。”《经上》云：“尽，莫不然也。”《经说》曰：“尽，俱止。”所立辞为众所共认，则无复辩论之必要。“或”即古域字，域于一方，故为不尽。立辞而不能使人“莫不然”，则辩说生矣。《易·文言》：“或之者，疑之也。”疑则有辩争之必要。故《经说下》云：“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
吾昔以“或”为有待的论断，例如“此或为牛或为非牛，今此是犬，故非牛也。”今细审之，似未必作如此解，故但以为辩说之所由起，而不认为辩之一法。
（二）“假也者，今不然也。”假即假设。毕沅云：“假设是，尚未行”，是也。《经下》云：“假必悖，说在不然。”《经说》曰：“假，必非也，而后假。”据此则本文所谓“假”，似非今所谓Hypothesis，乃是依据一虚拟之条件而想象其结果之论断（Argumentbysupposition）。
例如宋人词“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此项虚设之条件乃是无中生有之妄想，故云“假必悖，说在不然”。
（三）“效也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欲明此段，须知效，法，故，三字皆墨家名学之术语。说文：“法，象也。”《荀子·不苟》篇注：“法，效也。”效字有象法之义。《经上》云：“法，所若而然也。”《经说》曰：“意，规，员，三也，俱可以为法。”凡仿效此物而能成类此之物，则所效者为“法”，而仿效所成之物为“效”，《墨辩》谓之“佴”。《经上》云：“佴，民若法也”；佴即今所谓副本。譬之为圆，或以意象中之圆，或以作圆之规，或以已成之圆，皆可为为圆之法。法定，则效此法者皆成圆形。
“故中效”之故字，不可作“是故”解。此即上文“以说出故”之故字。故即是成事之原因，立论之理由。《经上》云：“故，所得而后成也。”“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故曰“所得而后成”。欲知所出之故是否为真故，是否为“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之故，莫如用此“故”作“法”，观其是否“中效”。“中效”者，谓效之而亦然也。能证明其为“所若而然”之法，然后知其即是“所得而后成”之故。故曰，“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
此所谓“效”，即今人所谓演绎的论证。演绎之根本学理曰：“凡一类所同具者，亦必为此类中各个体所皆具。”《经下》云：“一法者之相与也，尽类，若方之相合也。”《经说》曰：“一方尽类，俱有法而异，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尽类犹方也，物俱然。”此言同法者必尽相类。此即演绎论理之根据。以同法者必同类，故“效”之为用，但观所为之“法”是否能生同类之结果，即知其是否为正确之故。例如云：
此是圆形。何以故？
以其“一中同长”故。（用《经上》语）
但观凡“一中同长”者是否皆圆形，即知“故”之是非。又如云：
此是圆形。何以故？
以其为“规写交”而成故。（用《经说上》语）
但观“规写交”是否能成圆形，即知“故”之是非。此之谓效。
试以印度因明学之“三支”比之。如云：
（1）声是无常。………………（宗）
（2）声是所作性故。……………（因）
（3）凡所作者，皆是无常，………（喻体）
例如瓶。………（喻依）
此所谓“因”，即墨家所谓“故”。因明学最重因，故“因明”为明因之学。其喻体喻依两步即是观“因”是否含有“遍是宗法”之性而已；即是观“故”是否中效而已。“喻体”即是说依“因”做去定可生与“宗”同类之效果。“喻依”即是举出一个与宗同类之事物作例。
希腊之“三段”法与此亦相类。其式曰：
（1）凡所作者皆是无常。…………（大前提）
（2）声是所作。………………（小前提）
（3）故声是无常。………………（结语）
希腊“三段”法之“小前提”即是本文所说之“故”。惟此处先举大前提，次举小前提，最后始举结语，故其间层次不易见耳。试以“三段”法与印度古代之“五分作法”比较观之，则可知“三段法”之小前提与“三支”之因及墨家之故，正同一作用耳。五分作法之式如下：
（1）此山有火。………………（宗）
（2）因有烟故。………………（因）
（3）有烟之所有火，如灶等处。…………（喻）
（4）此山有烟。………………（合）
（5）故此山有火。………………（结）
三段法只是五分法之末三分，其实与三支相同也。
近人如章太炎以为墨家之论证亦具三支（《国故论衡》下，《原名篇》）。其说以《经说上》之“大故”、“小故”为大小前提。吾尝辩其非矣（《墨辩新诂》上，一；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篇八，章三）。其实墨家论辩之有无三支，本不成问题。盖墨家之名学本非法式的论理也。若夫三支之基本学理则固《墨辩》所具备矣。
（四）“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王念孙云：“也与他同。举他物以明此物，谓之譬。……《墨子》书通以也为他，说见《备城门》篇。”王说是也。毕沅删去第二也字，非也。《说文》：“譬，谕也。”今引《说苑》一则如下：
梁王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
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之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
王曰：“未谕也。”
“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
王曰：“可知矣。”
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
此节释譬与本文互相发明。
（五）“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侔与辟都是“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之法。然亦有区别。辟是以此物说明彼物，侔是以此辞比较彼辞。例如公孙龙谓孔穿曰：
龙闻楚王……丧其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王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闻之曰：“……亦曰人亡之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公孙龙子》一）
此即是比辞而俱行。
（六）“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说文》：“援，引也。”现今人说“援例”，正是此意。此即名学书所谓“类推”（Analogy）。援之法乃由此一事推知彼一事，由此一物推知彼一物。例如《墨辩》云：“辩，争彼也”，吾校云，彼当为佊之误，《广韵》引《论语》：“子佊西哉”今本《论语》作“彼哉”，可见佊字易误为彼。吾此校之根据乃是一种援例的论证；吾意若曰，《论语》之佊字可误为彼，则又安知《墨辩》之彼字非佊字之误耶？
辟、侔、援三者同是由个体事物推到个体事物。然其间有根本区别。辟与侔仅用已知之事物说明他事物。此他事物在听者虽为未知，而在设譬之人则为已知。故此两法实不能发明新知识，但可以使人了解我所已知之事物耳。援之法则由已知之事物推知未知之事物，苟用之得其道，其效乃等于归纳法。
（七）“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第三第五“也”字皆当作他，说见上文第四段下。
此所谓“推”，即今名学书所渭归纳法。归纳之通则曰：“已观察若干个体事物，知其如此，遂以为凡与所已观察之诸例同类者，亦必如此。”其所已观察之诸例即是“其所取者”。其所未观察之同类事物即是“其所未取者”。取即是举例，予即是判断。今谓“其所未取”之事物乃与“其所已取者”相同，由此便下一判断，说“凡类此者皆如此”。此即是“推”。
例如本篇前有“举也物而以明之也”之文，“也物”之也字与他字同。因此推知“也者同也”及“也者异也”之上二也字亦与他字同。如此推论犹是“援”之法，以其由个体推知个体也。然王念孙云：“《墨子》书通以也为他。”云“通以也为他”。则是由个体推知通则矣。如此推论始名为“推”，始名为归纳。酺又如钱大昕说“古无轻唇音”，因举“匍匐亦作扶服，又作扶伏”，“扶古读酺，转为蟠”，“伏羲古亦作庖牺”，“古音负如背”，“古读佛如弼”……等例为证。其所举例不过数十条，而可下“古无轻唇音”之全称判断者，则以其所未取之诸轻唇音为同于其所已取之“扶服”、“负”、“佛”……诸例，古亦皆读为重唇音耳（看《墨家哲学》页五十七至六十）。此项论证，皆合“推”之法。
“是犹谓‘他者同也’，吾岂谓‘他者异也’”，两句旧说皆不得其解。“他者同也”，是说其所未取之其他诸例与其所已取之诸例相同。吾若无正确之例外，则必不能说其他诸例不与此诸例相同也。吾若不能证明古有轻唇音，则不能说钱大昕所举数十例之外其他诸轻唇音字古不读重唇音也。
以上释第二节竟。
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辞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
此第三节，论辟，侔，援，推诸法之谬误。
“其然也同”一句，旧脱“其然也”三字；“有所以取之”一句，旧脱“所”字。今并依王引之校增。辟，侔，援，推各法皆以个体事物为起点，用之不慎，最易陷入谬误。盖此诸法，一言以蔽之，曰：辨事物同异之点而以之推论而已。若辨同异不精，则其论断必不能正确。此节所论诸谬，大率皆本于此。分别言之，则此节所述谬误凡有四端：
（一）“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孙读“夫物有以同而不”为句，又以“率遂”二字为同义，皆非也。此十字当作一句读。率，皆也。言物或有相似之点，而不必皆遂相同也。
此论观察不精之谬。如牛有尾，马亦有尾；舜重瞳，项羽亦重瞳；人能言，鹦鹉亦能言。然岂可遽谓牛与马同，舜与项羽同，人与鹦鹉同耶？《经说上》曰：“有以同，类同也。”但可谓之偶有相类之点而已，其相类之点或多或少，或为大同，或为小同（惠施曰：“大同而与小同异。”）然不能遂以为尽同也。例如云“日之状如铜架”，又“日之光如烛”，皆是。
（二）“辞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孙读正为止，亦可通；然此字不必改也。此言两辞相侔，其正也有一定之限度；过此限度则不得为正矣。如范缜云：“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此亦侔也。然“神之于形”，与“利之于刀”，究竟可以相侔至如何限度？故沈约驳之曰：“若谓此喻尽耶，则有所不尽；若谓此喻不尽耶，则未可以相喻也。”
（三）“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此在名学，谓之“果同因异”（PluralityofCauses）。如人之死，或由自缢，或由服毒，或由肺病，或由杀头。又如热度，或由擦摩，或由火燃，或由电力。此诸因虽或根本相同，而自其显著者观之，则皆为果同而因异；至于社会之善恶，政治之良否，国家之存亡，其因尤繁复；而其显著之结果则或呈相似之点。若必谓中国之革命同于墨西哥之革命，俄国之革命同于美国之独立，则悖矣。以其然也同而其所以然则不必同也。
（四）“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有所选择之谓取。取即今言举例也。尝见洪宪元年为帝政事通告各地一文，中言共和之政仅可行诸小国寡民，而不适于地大物博之国，因历举瑞士、法兰西及中美、南美诸小国为例，及至美国，则以“北美新邦独为例外”八个字轻轻放过。此正足为此条之例。盖吾人推论，往往易为私意成见所蔽。以故，每见肯定之例，则喜而举之；及见否定之例，则或阳为不见，或指为不关紧要之例外而忽之。故曰“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
欲救正此弊，莫如举否定之例以反诘之。墨家论辩最重此点，故墨辩诸篇于此意不惮反复言之。《经说上》云：“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与以人之有爱于人，有不爱于人，止爱[于]人：是孰宜止？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而问之。”不然者即是否定之例。又《经说下》云：“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此亦上文“举不然者”之意。
此所述四谬，第一条指辟，第二指侔，第三指援，第四指推。故综合言之曰：“是故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物有以同而不全同，故稍不审慎，则“行而异”矣。辞之侔也有一定限度，过此则“转而危”矣。物有同果而异因者，若拘于其果之同而不察其因之异，则“远而失”矣。凡举例必根据于同一原理，若以私意成见为去取，则“流而离本”矣，“本”谓根据之理由也。此四谬不可不审也。因又综结之曰：“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偏，孙云，与遍通。“多方”谓其法不一贯，《经说上》所谓“巧转”也；“殊类”谓辨同异不精，不能完全以“类”为予取；“异故”谓所根据之理由不一致，所谓“离本”也。有此诸蔽，则其所立辞惝忽迷离不易指定，故云“不可遍观也。”
以上释第三节竟。
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周而一不周，或一是而一非也。
此第四节，论立辞之难，总起下文。
旧本“一是而一”之下有“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二十二字。王引之云，“不可常用也，以下十九字因上文而衍。不是也，三字则后人所增。下文云，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与此相应，可据以删正。”今依王说，删此二十二字。
适按下文第七节，疑“或是而不然”下，本有“或不是而然”五字。说详下。
《大取》篇：“一曰乃是而然，二日乃是而不然，三曰迁，四曰强。”与此节略相似。
以上释第四节竟。
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获，人也。爱获，爱人也。臧，人也。爱臧，爱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
此第五节，释“物或是而然”。
以下诸节多论文字上所生之谬误。吾国文言，无单数与复数之区别，又无全与分（《墨辩》所阐“体与兼”）之区别。故有种种名学的谬误即由此而生。今分别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