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做人要学曾国藩,做事要学胡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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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巧妙圆融,灵活变通

为人处世给自己留有余地

凡事留有余地,乃为人处世的一项准则。曾国藩说:“留一分余地,可回转自如。不留余地,则易失之于刚,错而无救。”做人做事,应该灵活一点,千万不要使自己的思维和言行沿着某一固定的方向发展,走入极端。如果把话说得太满,把事做得过绝,将来情况一旦发生了变化,就难有回旋的余地了。因此,凡事当三思而行,话不可说得太死,事不可做得太绝,这样做人才能进退自如。

曾国藩对于这一番道理了解得很透彻,因此,他为人处世很灵活,总会给自己留下后路。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曾国藩就特别注意留有余地,既不让自己违反大原则,也不完全拒绝对方的要求。

曾国藩劝父教弟,不要干预地方的事务。可是,有时,总有些亲朋好友会因难解之事而有求于他,其中不乏确实有冤屈之事。这时,如果直接拒绝对方,于情于理都不太合适;如果帮助对方,又可能有干预地方公务或以势凌人之嫌。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通常会采取曲意相助的办法,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

衡阳有个忠厚老实的老农民,一生勤劳,生活安稳。不料,在同治某年清明节上山扫墓时,他与人发生了纠纷。原来对方硬将一坟迁到老农的祖坟处。老农很气愤,便找他理论。可是对方不讲理,最后把这件事闹上了衙门。

由于对方有钱有势,官司由衡阳县打到了衡州府,老农始终处于下风,但老农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总想讨回公道。然而,官府一直压着这个官司,老农眼看官司无望,便生出了一死了之之心。

这时,有个邻居提醒他:“你不是有个干儿子吗?听说他现在在南京做两江总督。你只要求他写个二指宽的条子,你这场官司保证就打赢了。”

“是啊!”老农一拍脑袋,说,“我怎么没有想到宽一呢。”

打定主意后,老农便凑足盘缠,背上包袱、雨伞,直往南京而去。

经过艰苦的跋涉,老农赶到了南京两江总督衙门,可是衙役不让他进。

老农只好在外面守着。

一会儿,一顶轿子出门了。老农一眼就看到轿中坐的人正是曾国藩。

“宽一!”老农操着家乡口音喊。曾国藩闻声一愣,连忙叫轿夫停住,下轿后仔细打量老农,认清楚后又惊又喜:“这不是干爹吗?您老人家怎么到了这里?”

于是,曾国藩便把老农请到府里。曾国藩夫妇设下酒宴招待老农,并问了一大堆家长里短。

吃完饭后,老农说出了来意。

曾国藩叫来一个同乡衙役,对老农说:“干儿子公务在身,这几天不能陪干爹,就请他陪同您吧,到南京的各处名胜及热闹的地方去看看。”

仅玩了三天,老农就按捺不住了。他求干儿媳欧阳夫人向宽一说两句话,给衡州府下个条子。

曾国藩听了夫人的话后叹了一口气说:“这怎么行呀?我多次给弟弟们写信,要求他们不要干预地方官的公事,如今自己反倒干预起来,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件事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第二天,曾国藩接到奉谕升官,南京的文武官员都来贺喜。曾国藩设宴招待,把老农尊为上席。敬酒时,曾国藩先向大家介绍,表示首席是他的干爹。

文武官员听了,一齐起身致敬,老农哪见过这种场面,觉得很不好意思。

接着,曾国藩便把老农推崇了一番,说他一生勤劳,为人忠厚。说着,拿出一个用红绫包着的小盒子,打开后拿出一把折扇,曾国藩说:“干爹他老人家不愿意在南京多待,执意回乡,我准备送他一个小礼物,列位看得起的话,也请在扇上题留芳名,作个永久纪念吧。”

大家接过这把折扇一看,只见上面工工整整写着字,上款是“如父大人侍右”,下款是“如男曾国藩敬献”。

于是,官员们也一个个在扇上签起名来。不到半个时辰,折扇两面都写得满满的。曾国藩把折扇收起,仍用红绫包好,双手奉送给了干爹。

席终客散。欧阳夫人对干爹说:“干爹呀,您这扇子可比条子宝贵呀,拿回去后随身带着,能逢凶化吉呢!”

老农听了,恍然大悟,会意地笑了。

老农拿着那把纸扇回到了衡州府衙,果然讨回了公道。

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把折扇表面是在显示亲情,实则相助。这把折扇给足了亲人面子,又使曾国藩免于干涉地方公务之嫌。曾国藩对来求者的“道是无情却有情”、“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曲意相助之举实在高明。

由此可见,做事给自己留有余地是为人处世应遵守的一条准则,它能让你在人生道路上进退自如。

不拘小节,方能成大事

在生活中,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头。俗话说:物极必反。做人也一样,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应该留有余地。即使是针锋相对的双方,为了避免两败俱伤也应该有所忍让。尤其是邻里之间,更要以忍让为怀。曾国藩也说:“邻里乡亲,万不可造成仇隙,凡事必以忍让为怀。”

与乡亲邻里相处,对于治家来说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与乡亲邻里关系处理得好,则可以使家庭免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还可以在有困难的时候得到帮助;而处理得不好,则有可能造成仇怨,制造一些事端。在这方面,曾国藩奉行的原则就是凡事以忍让为怀。

咸丰初年,曾国藩的父亲与几个兄弟还未分居的时候,家中为建新宅黄金堂,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甚至要打官司到湘乡县府。弟弟曾国满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在京师做官的曾国藩。

曾国藩收到此信后,想起康熙年间礼部尚书张英“六尺巷”的典故,便将张英的一首诗写了下来:“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他把这首诗与信一同寄回家。

曾家父子读过曾国藩的信和那首诗后,胸襟豁然开阔。于是,便主动退让,避免了争端。

据说,曾家的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邻居,其邻居未再与曾家争执,两家关系和好如初。

一个看似软弱的让步却大有文章。事实上,表面上的退步往往换取的是更大的进步。退让并不是逃避,相反还是一种进取的方法。做人做事应该以忍让为怀,选择退让一步,就等于为日后向前进一步留下回旋的余地。

以宽忍为怀,这就是曾国藩与邻里乡亲相处之道,“凡事让人三分”是曾国藩处世不败的一个秘诀。正因为与人为善,忍让为怀,曾国藩的家风得以传于乡里,流于后世,为人们所称道。

曾家“让人三尺”的故事代代相传,几乎成了曾族的“传家宝”。1988年,曾国藩的后人——年过古稀的曾德培老人著文说:“记得1939年我走上抗战前线时,慈祥和蔼的妈妈坐在美孚煤油灯下,握着我的双手说了‘让他几尺又何妨’这首七绝诗。现在虽然已时隔半个世纪,我还不忘当年慈母赐儿的曾国藩教弟引用的这首诗。”

与邻里乡亲相处,以宽忍为怀,凡事让人三尺是曾国藩以退为进的处世之道。他常在家信中告诫诸弟:“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作衰时设想,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在倡导“八字”家风中,对其弟特别强调“宝”字,即“人待人为无价之宝也”。

左宗棠是湘军集团的一个巨擘。他性情狷介,不合时宜,性格过于偏激;曾国藩则性情直爽方正,事事循规蹈矩,有时甚至有些固执,所以两人时常龃龉。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氏恃才傲物,又好直言不讳,因此他时常有得罪曾国藩的地方。咸丰四年四月(1854年),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后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就责备曾国藩:事尚可为,速死非义。这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咸丰七年二月(1857年),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大不应该。对此,湖南官绅也哗然应和,这使得曾国藩失去了声望。

但是,曾国藩做人却不计前嫌。咸丰八年,当曾国藩再次出山时路过长沙,特登门拜访左宗棠,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12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仰之意。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再次举荐左宗棠为襄办军务。在这以前,左宗棠只是个兵部郎中,这个官还是曾国藩举荐的。但是,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结果被官员反告,被迫于咸丰十年正月(1860年)离开长沙。他三月三日到达湖北襄阳,正值襄阳大风雪的天气。

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左宗棠来营,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连日与他商谈,并且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扎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清廷接到曾国藩上述奏章,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

左宗棠补了官后,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场。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便拟专折为他和部属报功请赏,并对他的战绩推崇备至。因此,左宗棠得以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

为人处世时如果有利益上的冲突,只要以忍让为怀来处理这些矛盾与问题,必定能够多一点顺利,少一些隔阂、嫉恨、冲突与矛盾。

忍让为怀,对处理人际关系是大有好处的。当关系处理好了,自己会心里舒畅,大家也会愉快,这样以后有急事,才好请别人帮忙。正所谓,方便别人也就是在方便自己。

刚柔相济成事之道

性格是与生俱来的,无所谓好坏,但人们可以在接纳自己性格的同时,通过对内心的反思与修正,不断地调整自我、创造自我。在调整自我、创造自我方面,曾国藩身体力行,走出了一条修炼之途——刚柔相济。

曾国藩说:“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他认为,为人处世,太柔了会萎靡不振,太刚了则容易遭受打击,唯有刚柔相济才能成就大事。

早年,曾国藩读《道德经》时,书中的道理曾给予曾国藩以极大的教益,他笃信之、谨奉之,然而,对于其中退让、柔弱、不敢为天下先的主旨却不能接受。因为那时曾国藩的主要思想还是儒家的孔孟学说,其理想是入世、拯世。对自身的修养,他遵奉的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对社会,遵奉“以天下为己任”。他认为只要己身端正,就可以以正压邪,什么事都能办得好。

然而,世事并非如曾国藩所想、所愿,在严酷的现实中,满腔热血的曾国藩处处碰壁,事事不顺。在兵困江西时,他是全凭自己的能力挺过来的,而同僚中竟无一人帮助。事后,他不由地开始反省自己。

当曾国藩再次拿起《道德经》时,看到老子的“柔胜刚,弱胜强”,“江河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才发现自己对祖父“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的家训竟然存在片面理解的失误。

这让曾国藩不禁想起胡林翼的一段往事:

那时,胡林翼是湖北巡抚,他有一个同僚,名为官文,任湖广总督。实际上,官文是朝廷派到湖广监视汉人耳目的官员。在行政事务上,官文常常不配合胡林翼,横加干涉,弄得胡林翼处处为难,难以施展抱负。

某日,官文的六姨太过生日,官文向武昌官场大发请柬,想要庆祝一番。谁料湖北司道府县大部分官员平日对官文都无好感,更加耻于为一个姨太太祝寿。

生日那天,已经日上三竿,但总督衙门里还是冷冷清清的。正在官文心里着急,六姨太气得嘤嘤哭泣之时,管家递进来一个名刺。官文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大名。

官文异常欢喜,亲自到大门外迎接。胡林翼不但自己来了,还带来了老母和正妻静娟夫人,并给六姨太送了一份厚礼。在宴席上,胡太夫人、静娟夫人尽说些好听的话称赞六姨太,把六姨太喜得合不上嘴。后来,六姨太还认了胡太夫人为义母、胡林翼为义兄。

自此以后,两家认了亲,六姨太更是常对官文说起胡家母子的好话,官文再也不给胡林翼找麻烦了。军事民事,官文全付与胡林翼一手办理。武昌城里,督抚关系之亲密为全国之首。

当时,曾国藩对“官胡”这段故事颇为不屑,他笑胡林翼太软弱,竟然用讨好一个姨太太的手腕来换取官文的合作,失了堂堂大丈夫的气节。

但是现在想起来,曾国藩才发觉胡林翼之高明。于是,曾国藩再次认认真真地读了《道德经》。经过仔细思虑,曾国藩在《道德经》扉页上写下8个字:“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从此,曾国藩开始改变自己的处世之道,采取外圆内方、刚柔相济的方法与人交往、做事,果然,他的仕途变得顺畅起来。

采取柔的态度,寓于道理上、人格上的刚强,既能做好事情,又能达到自己在人格上自立自强的目的。

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争,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退,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刚柔并用。片面地依靠“刚”而忽略“柔”,或片面地依靠“柔”而忽略“刚”,都会导致失败。

首先,人应该有“刚”之骨。纵观历史上诸多圣王贤相、功臣名将、圣贤哲人,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因为他们身上不乏刚毅挺拔之气,这是气概、力量和自信。“刚”是一个人的骨架,乃自立之本。有了“刚”才能克服困难险阻,战胜恐惧和悲观,把生命之潜能释放出来,成就自强的人生。

曾国藩自幼便受到祖父做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的训导,因此,曾国藩认为“倔强”二字不可少,功业文章都必须有这两个字贯穿于其中,否则会一事无成。曾国藩时常说的“坚忍”和“硬气”也是一种刚。选定一个目标,就咬牙做下去,不论遇到什么挫折、失败、打击、耻辱,都要矢志不渝、坚韧不拔。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带兵,与当时精锐勇猛、横扫半个中国的太平军作战,兵力不如人、形势更不如人,还要忍受朝廷的不信任和地方官员的倾轧。他屡遭失败,几乎全军覆没、身败名裂。然而,曾国藩却咬牙忍受,苦心支撑,将一支招募来的民间武装队伍,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并获得战斗的胜利。没有一根刚骨,又怎能做到呢?

其次,人应该有“柔”之血肉。早年,曾国藩在京城做官时,甘愿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争斗,说明他具备了不畏强敌的精神。然而,他也因此处处受排挤,遭遇了诸多曲折和磨难。

在实践中,曾国藩逐渐认识到“过刚则易折,易折则无以成功”的道理。在秉承祖训的基础上,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达到自立自强之目的。人不能只有“骨架”,还要有“血肉”,才能释放活力。“柔”就是一个人的“血肉”,是最富生命力且能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

柔并不是卑弱和不刚,而是一种魅力、一种处世的方法。在曾国藩看来,柔是手段,刚是目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这才是柔的实质。

为人处世,“刚”与“柔”都不可少。一味的“刚”容易遭受打击;一味的“柔”则会陷于怯懦。“刚”并非暴戾残忍,而是强韧刚直、自立自强;“柔”也非卑下羸弱,而是谦让恭敬、处世圆融。曾国藩认为,人要想立得住,主要还是要依靠对刚柔尺度的把握。

委婉的奉上之道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对于能决定他前途命运的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十分谨慎。在与皇帝相处时,曾国藩大体有四招:平常时,逆来顺受;待命时,以死效忠;无奈时,或“缓”或“拖”;有所求时,则委婉用言。这几招使曾国藩在朝廷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夹缝中稳住脚跟,并频频获得实惠,步步高升。

对于与上级的关系处理方面,曾国藩有“度”的概念,凡事不过火,同时又忠君之事。对此,曾国藩把握得极好。

咸丰七年一月(1857年),湘军水陆师增援湖北,收复武昌后,曾国藩上了一本奏折,要求朝廷归还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水陆师。不过,他没有直言其事,而是采取拐弯抹角的委婉进言之法。

在奏折中,曾国藩反复强调了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本来是他的部队,是因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调给胡林翼的。而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复,即如湖北的蕲州、黄州沿江城市也已收复。其言外之意,很明显就是要求清政府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拨还给曾国藩节制调遣。

除此之外,他还在奏折中张扬旧部李续宾、杨岳斌部水陆师的赫赫战功,为湘军涂脂抹粉,同时强调李、杨所部水陆师力量的强大,借此抬高湘军的地位。最重要的是,他不说自己是李续宾、杨岳斌所部水陆师的司令,但在奏章中却为李、杨所部湘军请饷、催饷,无异于以李、杨所部指挥者自居。

在奏章中,曾国藩没有一字明确表示要朝廷归还李、杨所部等主张,可是,其内在的意思却表达得很清楚。咸丰帝阅览奏章时,果然准奏,杨、李所部仍旧归曾国藩指挥。

曾国藩对朝廷有所请求时,很少正面提出,多是旁敲侧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既得到了自己所要求的东西,又保住了自己的面子。所以有求于上级的时候,话语要讲得委婉,这样就能得到自己所需求的。

曾国藩也曾有过直言所求的经历,但结果适得其反。他之所以奉上主张委婉,与这次经历有关。

咸丰七年二月(1857年),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离开江西战场回家守丧。这引来了一片指责声,有些人甚至还寄望朝廷处分他。但出乎意料的是,朝廷不仅准假三月,还给了他一笔银子,令他假满即赴前线。

曾国藩上表,要求在家守制,朝廷不准。三个月后,曾国藩再次上奏,在这篇奏折里,他倒尽了苦水,提出复出的困难,如自己位虽高却没有实权;军饷受制于地方;作战也得不到地方的支持等。

在奏折中,曾国藩明确地表示希望朝廷理解他的苦处,授以实职。

朝廷原本对曾国藩就不放心,看他急于求职,更加不愿意授于其实职,因而,根本不理会曾国藩的“苦水”,干脆同意他在家守制。

无可奈何的曾国藩在家一待就是一年多。眼看着自己亲手创建的湘军不能由自己指挥立功,不免“胸多抑郁,怨天尤人”。

对于这次经历,曾国藩记忆颇深,并引以为鉴,此后对上有求则多采取旁敲侧击、委婉求之的方法。

对待上级不能过度,应该讲求委婉圆柔、软硬兼施才行。太软会被上级认为无能,太硬则会触犯上级的威严,最好采取适中的态度。

咸丰九年(1859年),曾国藩的六弟曾国华在三河战死,朝廷降旨赐封曾国华的寄父即叔叔曾骥云从二品顶戴。而实际上,此前的曾骥云早就因曾国藩的缘故被御封为一品光禄大夫了。如今不升反降,怎能不让曾氏感到尴尬?

然而,公然抗旨是不行的,遵旨当然也不行。于是,曾国藩委婉上疏,以谢恩的名义告诉皇帝,前两次叔父是正一品衔,此次的封赏我们欣然接受,但为了不忘旧恩,顶戴还是戴以前的算了。这样一来,皇帝也无话可说了。

由此可见,即便“抗旨”也要委婉一点,不能直愣愣地拒绝。上级是要脸面的,如果被直接回绝,必定会心生不快。而若是能委婉地陈述道理来表示拒绝,往往能让上级接受。

曾国藩不仅善于拒绝不利于己的“圣旨”,甚至敢于在逆旨之后采取委婉之道,化解危局,保全自己的性命。

忠王李秀成被活捉后,曾国藩本来没想杀他。曾国藩上奏请旨,是不是要把李秀成押解回京师。

但是,奏章上完之后,有人提醒他:“李秀成一旦进京,脱离控制,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于是,曾国藩不待皇帝下旨,便把李秀成就地正法了。人杀了,后患已绝,然而该如何向皇帝交代呢?

曾国藩思虑良久,便告诉皇帝:“路上不安全,逆贼若是被人劫走反而更麻烦,只好把他杀了。”

皇帝无话可说,最后不得不下旨表示赞成,追认此事的合法性。

在政坛上,曾国藩虽然历经波澜,与皇帝也有数次争竞,但其结局应该说是双赢:对皇帝来说,保住了自己的皇位,平定了叛乱;对曾国藩来说,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最后又避免了“兔死狗烹”的结局。如此,双方皆大欢喜。这不能不说明,曾国藩为臣之道的高明。

待下则恩威并施

说到得人用人,曾国藩不逊于三国时期的曹操。曹操还占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便利,用人不受约束。而曾国藩却没有这样的便利,甚至长期得不到地方实权,即便如此,他的身边还是聚集了不少的人才,既有能征善战之悍将,又有满腹经纶的才子。

曾国藩以文官的身份介于武事,连军费都要靠自己筹划,然而,在这种情势之下,当时天下人才几乎都聚集在他的旗下,这说明曾国藩在得人用人方面确有高明之处。那么,他到底有什么办法能把天下人才驾驭得服服帖帖呢?

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恩威并施。周公对“殷顽民”的统治政策和经验,让曾国藩深悟恩威并施的妙用。曾国藩认为,行军打仗,对待士兵,就要真正关心他们的衣食住行,关心他们的疾苦,爱兵如爱子,用自己的真诚之心去对待部下,他们到战场才会拼死杀敌,报答自己的知遇之恩。因此,曾国藩效法周公,以恩威并施之法对待下属。

曾国藩带领的湘军主要是由湖湘子弟组成,但是也不排除一些外省人,特别是一批外省将领。鲍超就是其中之一。

鲍超是四川人,本身就是行伍出身,因而大字不识。而曾国藩对读书人较为看重,像鲍超这样的文盲做将官的极少。然而,曾国藩并没有因此而看轻他,相反从一开始就信任他。因为此人骁勇善战,屡建奇功。

对于这样的悍将,曾国藩很喜爱,所以鲍超官升得也很快。

但是,鲍超手下的霆字营常有抢掠财物、嫖娼赌博等种种劣迹。对此,曾国藩也有所耳闻,心里也不免忧虑,他曾多次在信中与九弟商量如何处理这种事,甚至还专门作诗讽刺:“将军别有如山令,不杀长毛杀扁毛。”

曾国藩并非不知道军纪严明,但是,他并没有依律处置鲍超,却一直提拔、赏识鲍超,其实这是在笼络人心。曾国藩知道,自己作为一个文人,行军打仗始终不如正经的武夫,而武夫大多数直率,尤其是像鲍超这类不通文墨的粗汉,对于抢掠财物、嫖娼赌博之类的事情习以为常,若是直接惩罚,不仅不会有什么效果,反而会失去武将的效忠之心。因此,曾国藩采取施恩之法,对于其过错则是从旁点拨,以示恩宠。

湘军之中还有一个叫陈国瑞的悍将,与鲍超不同的是,这个人不是军纪差,而是个人行为习惯有问题。他好私斗,竟然敢与别的部队开明仗,抢盐包,也敢与商人开明仗,对地方、对百姓多有骚扰,简直是明目张胆。另外,他还喜欢吸鸦片,性情暴躁,有时因一点小事就杀手下,对其他将帅也很无礼,并且有时不听调度,动不动就喊“我要造反”。

然而,陈国瑞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不仅敢打仗、会打仗,还能以少胜多,临阵决断又有谋略,虽然行为不端,却是性情中人,喜欢听人讲《孟子》,对那些名儒很尊重,不好色又不贪财。

面对这样的部下,确实让人为难。如果处置,未免可惜;不处置,又是非太多。曾国藩采用了“恩威并施”的办法。

在处理陈国瑞械斗之事时,曾国藩感到只有让他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地使用他。于是,曾国藩拿定主意,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的评价。当陈国瑞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时,曾国藩话锋一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说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因莽撞自毁前程。

曾国藩说:“你如果能细心领会,等军务稍松的时候,你来见我,我再详细认真地给你分析利弊,一定会对你有利,也对时局有利,能把你塑造成一代名将也是我的一项功劳……我希望你保持天生谋勇兼优的本质,痛改后来养成的恶习,我对你还是寄予厚望的!”

这番话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与儿子谈话那样谆谆教导他,给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三条规矩,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心服口服。

但是,陈国瑞的本性难改,所以一回营就忘了曾国藩所下的命令。看到软的作用不大,曾国藩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帮办军务之职,褪去黄马褂,责令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了。陈国瑞一想到那无酒无肉、无权无势的生活,立即表示听曾国藩的话,率领部队开往指定地点。

就这样,曾国藩从此人的本性出发,考虑到陈国瑞有成为一代名将的潜质,故而把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数出来,让他自己选择。而且在处理陈国瑞的问题时,公私分明,只参公罪,不及私恶,明确地向陈国瑞表示,其目的就在成全他的一世英名。这样一来,陈国瑞只得对曾国藩服服帖帖。

曾国藩虽为一介书生,却能成功地统帅数十万将士效命沙场,而且虽然也有临阵逃跑者,但绝少有临阵投降之辈。倘若没有他高人一筹的用人、驭人之术根本就做不到,更不用说建功立业了。在曾国藩的驭人之术里,他总结了一句话:“宽在名利,严在礼义。”也就是说,施恩则以功名利益,施威则以公正礼义。这样驾驭将领确实收到了实效。

学会借梯登高

做大事的人,有出类拔萃的才能还不够,还需要拥有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和环境,这样他才可能把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然而,要怎样才能登上这个平台呢?曾国藩有言:“成大事者须善用时机,借梯而上。”

在人生的重要关头,应该善于倚人而起,曾国藩的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

清代末年,仕途冗滥,升迁很难。而出身“寒门”的曾国藩却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连他自己都感到十分意外。

曾国藩被点中庶吉士以后,被授职为检讨,留在翰林院供职,当时仅是七品官。7年后,他就升至从二品的内阁学士,从此他步步高升、一帆风顺。在当时的清政府中,湖南人由科举取士而获得阁学者只有季九师、张小浦和曾国藩三人,而在37岁即被升为二品的仅曾国藩一人。

曾国藩升迁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三:

第一,用功刻苦,有真才实学。

第二,他结交了许多对自己有用的朋友,得以相互扶持。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他善于利用关系倚人而起,使自己的仕途平步青云。

曾国藩在京师的崛起与穆彰阿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穆彰阿善于体察上意,因而长期得到荣宠。鸦片战争前,道光皇帝决心查禁鸦片,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穆彰阿不赞成林则徐的禁烟行为,当鸦片战争爆发后,他窥知道光皇帝已改变了禁烟的主意,于是怂恿道光皇帝与英国人和议,遂使道光皇帝罢免了林则徐的官职。道光皇帝厌战,而穆彰阿则顺其意,竭力主和。终道光时期,穆彰阿受宠不衰。自嘉庆以来,穆彰阿典乡试三次、典会试五次。大凡复试、殿试、朝考、教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穆彰阿没有一年不参与的,因此他的门生、旧吏遍布朝廷内外。

曾国藩戊戌年会考得中,主考官即为穆彰阿,于是二人便有了师生之谊,曾国藩抓住此机遇经常与之往来。由于他勤奋好学,颇有几分才干,又经常以求学的名义向穆彰阿请教,因此,他甚得穆彰阿的器重与赏识,处处得到穆彰阿的关照。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国藩参加大考,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要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将诗赋亲自送往穆府。

在此之前,曾国藩的官品一直滞留未动。这一次拜访成了曾国藩迅速升迁的契机。从此之后,曾国藩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七品跃为二品。

在《清稗类钞》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穆彰阿在禀报新任翰林侍讲时,针对道光皇帝极重天伦的特点,特别禀报曾国藩家祖父母、父母、弟妹、妻子、儿女一应俱全,堪称有福之家。道光皇帝听后果然非常高兴,下旨叫曾国藩次日进殿觐见。

第二天,曾国藩进殿后被带到一处往常未去过的房间等候宣召。可一直等到临下朝时才有太监来通知,皇上有事,今日不见了,明日再来。曾国藩回到家中,觉得其中有异,连忙赶去穆府求教。

穆彰阿沉思片刻,明白了皇上的用意,问曾国藩道:“你是否留意了房中摆设,特别是墙上的字画?”

曾国藩摇头说:“只等皇上召见,哪还注意那些。”

穆彰阿失望地说道:“机缘可惜。”转身立刻吩咐仆人速去拿400两银子交给某公公为谢礼,求他将宫中某处壁间悬挂的字画上的文字抄录下来送到穆府。

当天夜里,穆彰阿令曾国藩将所录文字熟记于心。曾国藩虽未看懂其中的奥妙,但仍老老实实照办了。

次日,道光皇帝召见曾国藩时,问及那间房里的字画上所书的大清祖宗历朝圣训,曾国藩顿时恍然大悟,不禁佩服穆彰阿的料事如神。当下他便从容对答。道光皇帝听了曾国藩的回答,不由大喜,特下诏谕穆彰阿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

从此以后,曾国藩的仕途平步青云。

纵观曾国藩在京仕途迅速升迁之过程,一是靠自己平时的努力和积累,二是靠与穆彰阿的关系借梯而起。没有穆彰阿的知遇之恩及指引之功,无论曾国藩多么勤奋上进、聪明能干,要在10年之内连跃10级,那也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一方面要自强不息,注意培养自己的才干;另一方面,也要学会“结网”,善于在自己未发迹之时结交有用的人,并善于利用和把握各种关系,借梯而上,在一个好的平台上去施展自己的宏图大略。

为人处世应该豁然达观,保持一颗平和的心。贪欲过重、肆意妄为、痴念不绝的人,不仅难以成就伟业,还容易制造纷扰,进而受到打击。豁达是一种胸怀,平和是一种气度。

当然,平和不是与世无争,而是学会以退为进、以守为攻。老子《道德经》背后的玄机告诉人们——“不争为争”。做人要胸襟宽广,要有宽容、平和之心,这是一种非凡的人格魅力,更是为人处世的绝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