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毅
在独山子——
我是一名钻工，各民族师傅是我的朋友，井场是我的第二学校。
新疆的石油工业是解放以后，从1951年才真正开始发展起来的。解放前，盛世才在苏联人的帮助下，曾搞到一万多吨油。解放后，我国和苏联合营成立了“中苏石油股份公司”，这才使新疆的石油工业走上了比较快的发展道路。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新疆石油工业建设的。
我于1951年9月9日来到乌鲁木齐，9月12日到了独山子，18日就在独山子23号井上了零点班。从此，我就开始了石油生涯。
我们大学毕业后，在分配工作之前到北京集训了半个多月。在这半个多月中，朱德总司令、蔡畅、薄一波、安子文等很多中央领导同志给我们作了报告，向我们介绍了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建设情况，号召和鼓励我们参加边疆建设。那时，我们从思想上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艰苦不艰苦，在填毕业分配工作登记表时，我们班里头，第一志愿全部是新疆，第二志愿是玉门，第三志愿是服从分配，没有人填留校，大家都诚心诚意地希望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干最艰苦的工作。
按照苏联人的制度，大学毕业后必须先当工人。我们来到独山子后也就先从钻工干起。本来我们是准备干采油的，后来中苏石油公司的中方干部处长黎岚同志说钻井缺人，我们也就高高兴兴兴地搞起钻井来。当时苏联人来中国搞合营，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那是国际主义的。他们第一是帮助中国发展石油工业，第二是培养专业技术人员。当时由于我国石油技术力量薄弱，钻井队的主要岗位如司钻、主任柴油机工，甚至副司钻都由苏联人担任。他们纪律严明，责任心强。钻井技师是井队唯一的领导，没有上下班制度，二十四小时全面负责，还常常在夜间查岗，坐着嘎斯51，从你看不见的山沟里来，凡是查出来问题都要严肃处理。有个苏联司钻工作不听指挥，马上停止了他的工作，让他到泥火山挖泥巴去了。那时还规定，迟到五分钟不给考勤。当时车辆少，我们都是步行上班，不管是三里五里，都靠两只脚走着去。我们除了上班之外，还在党、团、工会里担任着各种职务，有不少社会工作要做。在严冬季节晚上害怕迟到，就穿上毡筒、皮大衣到井上去睡。防喷器手轮下是我们经常睡觉的地方，因为交接班的第一道程序就是检查防喷器，这样醒不来时大家可以把你叫起来，不至于迟到。在防喷器手轮下睡觉是很难受的，零下三十多度，皮大衣很短，盖不住全身。我们只能当“团长”，当“蜗牛”，醒来后腰酸脖子痛。当时领导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我们初到钻井队时，钻台都不让我们上，只让我们在泥浆槽捞沙子，接钻杆接头（当时没有管子站烘装接头），擦洗机器，加黄油，“划船”。“划船”就是搅拌加了重晶石的泥浆。为了使加了重晶石的泥浆不沉淀，苏联技师就让我们用像浆一样的木棒不停地在泥浆池里搅拌，这活很累，我们叫它“划船”。对于不让我们上钻台，我们有点想不通，有埋怨情绪：念了16年书，中国名牌大学毕业，连钻台都不让上，整天地捞沙子、“划船”、加黄油、当苦力。学了高等数学有什么用？这里连个加号都用不上。当然，这只能是一点情绪，在行动上，一切按着党的要求办，一切照组织的安排干，这是坚定不移的。上级对我们的考核是经常的、严格的。有一次，技师突然把我叫到眼前，把捡来的几节废链条啪的一声往地下一摔，让我一节一节地对起来。这活儿不算复杂，但你要是不亲自干一下，也是不行的。
那时候工作繁重，生活艰苦。当时三班倒是六天一倒，睡不好，吃不好。井队上没有吃中午饭的制度，上班八小时从开顶到底，饿了没办法，渴了喝冷水。井队上没有开水，连苏联专家在内，全部喝冷水。下了班哪里有汽车送你？全是走。有时能扒上水车、拖拉机就算运气好。拖拉机开动起来土很大，我们站在挂钩那地方尽吃土，下来后都变成了黄土人。就是这样，我们也很高兴。下班后，我们都很累，再走个三里五里，那个滋味是不好受的。有一次，我们扒上了一部铁槽子车，还让恶作剧的司机像倒垃圾一样的把我们从倾槽卸下来，身上脏得不能提。我们在天津上学时，是穷得不能再穷的学生了，偶然进个城回不来时，到小饭馆里吃一顿饭，吃最便宜的沙饼。在小饭馆里吃饭的人一般都是社会下层人，有的是搬运工，有的是蹬三轮车伕，他们衣服脏，手脏，冬天冻得鼻涕横流，到处乱甩。我看到这些，恶心得吃不下饭。可是现在我们也是这样脏，浑身上下全是油泥，手像锉刀一样。碰到接链条，手上还经常刺上铁刺儿，洗也洗不掉。下了班赶到食堂饿得连手都顾不得洗，拿上就吃。吃列巴（面包）看不出来，吃馒头一抓五个黑印子。冬天里也是冻的鼻涕横流，手一抹，满脸黑，照样吃饭。这时我感到天津小饭馆里的搬运工、蹬三轮的也似乎不那么脏了。
独山子的冬天，天气非常冷，再刮点风，飘点雪，钻台上冷得站不住人。正常钻井时，钻工们有的到后台去，有的到泵房去，到暖和的地方躲一会儿。可是我当了司钻，得要扶着刹把子，特别到晚上，周围是山，只有单调的钻机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风像刀子一样刺透了身体的每个部位。后来想了个办法，把蒸汽管盘成一盘，把冒气的管头插到站台底下，脚站在蒸气盘管上才好一些。这时我才真正感到工人阶级的伟大。我国当时还是四亿五千万人，那时都在温暖的屋子里酣睡，而我们在荒无人烟的边疆戈壁上，夜以继日地顶风冒雨地工作还不感到一点苦，感到当一名钻井工人确实很伟大，很了不起。
工人是高尚的，纯洁的。当时独山子的汉族同志非常少。我刚到钻井队时，我们班只有我一个汉族。那时中苏石油公司有两千多名职工，其中三分之一是苏联人，三分之二是新疆本地的各少数民族职工，汉族同志寥寥无几。当时作报告都是用维语，工会开会前唱歌也都是维语歌曲。但是，无论是苏联专家，还是维吾尔族同志，团结得都很好。解放以后，新疆的石油工业之所以发展较快，主要靠三条：一是党的领导。当时是新疆分局，相当于现在的自治区党委，具体领导是张英明同志。新疆分局和张英明同志直接领导新疆石油公司；二是中苏友好政策，苏联专家的具体帮助；三是民族团结。和我在一个井队工作的师傅们都对我非常好，像兄长一样关心我的学习、工作、生活，耐心地教授我技术。危险的、重的、脏的工作他们都抢着干。我到钻井队碰到过很多师傅，像现在的新疆石油管理局的副局长阿尤甫、原来钻井处党委副书记司马义，他们对我都很好，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直到现在，和我在一块劳动过的工人师傅相见时都亲热得很，没有一个叫“张书记”、“张局长”的，还是“恰一”、“恰一”（张毅、张毅），“恰一，你好”（张毅，你好）。而且他们有什么事也都愿意来找我。
独山子这段生活，特别是当钻工的这段生活，对于我是终生难忘的。因为这段生活，可以说是我人生的第二大学。这段生活，促使我的思想有了根本的转变，使我真正体会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之所在。这段生活，也使我在技术上有了很大提高。在大学里学得很高深，到井队一看很简单，但一干起来就不会。在生产上，特别是钻井，随时都会出现复杂情况。这些在书上、在学校里是根本学不到的。这些知识只有亲自参加实践才能获得。我感到，在学校里学了几年，实际上只是打了个基础，至于有没有作为，这主要看你在实践中继续学习的结果。知识分子尽管是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你要干点什么，你就必须和工农大众相结合。
在克拉玛依——
艰苦创业、勒紧裤带的精神激奋人心，打开了油田的大门。
我第一次到克拉玛依来，是克1号井刚开钻的时候。那时我是独山子矿务局生产技术科科长。到克拉玛依来一是检查1号井的工作，二是跟着地质学家到小西湖、土孜马扎沟看露头。第二次是处理2号井井喷事故。1956年3月，2号井发生井喷时，我正在北京开会。我回来后，2号井虽然已经装上了防喷器控制井口，但还在喷水、喷气。回来的第三天我就和一位苏联专家来到了克拉玛依，负责二次处理事故，恢复正常钻井。在这次事故处理中，使我差点第四次“牺牲”。我参加石油工业以来，先后四次“死里逃生”，这是第四次。在处理2号井被冻死的立管时，我们已经两天两夜没有下来了，搞得疲惫不堪。在第三天早晨，马骥祥处长派车把我接到木板房里，喝了一点西凤酒，吃了两块列巴和马肠子。休息了一会儿上去时，正遇上苏联专家米哈罗夫在那里搞立管。他拿撬杠在那里撬，撬着撬着，把立管上边的固定卡子别断了。我正好喝了酒上来，头还有点发晕（因两天两夜没睡觉了），刚上了管桥，立管就朝我迎面倒下来。我一见，顾不得多想，一下子从管桥旁边跳下去。在我落地的同时，二十来米长的立管也轰然落地，摔成了两截。看到这危险情景，当时参加二号井固井的工人都吓得吐舌头。
1956年8月31日，我正式调到即将成立的克拉玛依矿务局工作。那时的克拉玛依还是一片原始戈壁，只有几座井架。在黑油山那里有三幢木板房，一幢是马骥祥同志的办公室兼会议室和宿舍，一幢是专家招待所兼伙房，还有一幢是电话总机房。其他是几幢地窖和成片的帐篷。我来后就住在地窖里。地窖是严冬时才搞起来的，里边用苇把子隔开，苇把子上糊些泥巴，很简陋。天气冷，要烧火取暖，一烧就冒烟，弄的地窖里乌烟瘴气，把人熏得受不了。烧起火来，墙上就开始流水，等你下班从井上回来后，流下的水就又冻成了冰，形成一排排的冰柱子，成了“水晶宫”。晚上睡觉时，冰柱子融化，这里又成了“水帘洞”。就这样每个地窖里还住着四五十个人。那时用水很紧张，大家洗脸、洗脚、刷牙全是硫化氢水，恶臭难闻，但每天都用它，就慢慢地习惯了。那年冬天特别冷，雪很厚，我们就化雪水洗脸、刷牙。吃水也是化雪，那是最好的水。开春雪化完了，只好到几十公里外的地方拉水，而且拉的水要首先保证钻井生产用水，等分到人们的生活用水就很少了，常常是一天分不到一茶缸水。一点水洗了脸再洗脚，洗了脚再洗衣服，水都变成了泥汤子。那时蔬菜非常缺，很多人因常年吃不上蔬菜，闹得牙龈出血不止。
大风沙是对当时开发克拉玛依油田的又一个大考验，一刮起风就是十二级以上，昏天黑地，飞沙走石，人们住的帐篷被狂风撕成了布条，被褥全部被刮跑，造成2000多职工没有睡觉的地方。克拉玛依油田开发初期，住没有住的，吃没有蔬菜，喝没有可饮用的水，可以说根本就不具备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但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来自独山子的钻探大军以及全国各路支援队伍，几乎没有听到有人叫苦。大家一心一意地干，为的是摘掉我国落后、贫油的帽子。
（作者曾任新疆石油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新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