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和名家一起回眸大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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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种种变故奏响衰落的音符(2)

宣宗时,对北部的蒙古进行安抚政策,使得北部边防近十年平安无事,可是这也助长了蒙古瓦剌部势力的增长。瓦剌虽然年年都来明朝朝贡,但是每次都能拿到更丰厚的赏赐,他们乐此不疲。当也先成为瓦剌首领的时候,1449年2月,他遣两千多人向明朝进贡马匹,却号称三千,向明朝多要回赐。《明史》中说,也先的行为激怒了王振,便故意低估瓦剌进贡马匹的价格。也先大怒,借口明使曾许嫁公主,贡马是聘礼,明廷却无意许亲,是失信于瓦剌。当年7月,将领脱脱不花与也先率领大军,分四路侵入明境。结果大同的参将吴浩阵亡。消息传到北京,王振认为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竟然雄心大起,怂恿朱祁镇御驾亲征。

朱祁镇时年23岁,血气方刚,并且自小就喜欢观看军队演操习武。这一次遇到实战的机会,甚是高兴,于是想效仿祖宗当年征战沙场的壮举。但是他终究还是高估了自己,以为在“王先生”的教导下,自己已经具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雄姿了!真是可怜了这位锁在金笼中的“黄莺”。

吏部尚书王直等大臣的苦谏没有使朱祁镇回心转意,他统领五十万大军出发了,随行的还有大太监王振。这本该是一次“西北望,射天狼”的壮举,可是却被这位幼稚皇帝和他的太监伙伴给搞砸了。

在秋天的凄风苦雨中,几十万大军,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声息愈急。”随驾群臣察觉士气低落,接连在军中上表,恳请英宗皇帝回銮。王振大怒,罚兵部尚书邝埜等人于草中长跪。大军继续前行,直到阴历八月初一,抵达大同。也先则使出诱敌深入一招,暂且避去。王振仍然坚持进军。

恰巧此时从前线跑回来的太监郭敬,报告了也先部的实力。王振听后便劝英宗退军。明军八月初一到大同,八月初二即“班师”。五十万人马,原路后撤,真是“兵贵神速”。

本来,明军应该经大同由居庸关回北京。出现“本来”两个字,也许就要有节外生枝的事情发生了,正是如此。这老太监王振想要衣锦还乡,何况还有个皇帝相陪,岂不更美。于是便下令改道由紫荆关(今河北涞源)入京。本来大军就是惊惶退走,结果到处踩踏庄稼,王振反而起了恻隐之心,怕老家乡邻的田地被蹂踏,在距蔚州四十里地时,他改主意,命令大军向宣府方向行进,仍从居庸关返回。如此反复逡巡,不仅使也先军队追了上来,也使明军侧背全然暴露给了瓦剌军。就这样,拖了八天,明军退至宣府。也先骑兵一路追赶,恰巧跟上。

八月十三日,明军退至怀来以西的土木堡。两军真正的交锋开始了,其实也不算势均力敌的交锋,而是明军的五十万人马被也先的几万人杀了个毫无还击之力。堂堂大明皇帝朱祁镇被俘虏,明五十万大军,“死伤过半”。《明史》中讲,“(王)振乃为乱兵所杀”,应该是混战中被瓦剌军砍死或者被自己人逃跑时踩踏而死,也有一说是王振被扈卫军官樊忠以大锤击杀。无论哪种说法,总之一代大太监是死于非命,也算罪有应得吧。但是他给大明朝的影响又岂是一死就能弥补的。仅此一役,明军死伤数十万,文武官员亦死伤五十余人。无辜者的累累白骨,流成河的鲜血诉说着他的罪过,且无法救赎。

史家通常认为,土木堡之变是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从此,盛世难在,空余悲恨。

土木堡几十万人的血,映着当年的夕阳,何等惨烈。经过五百年的岁月淘洗,此地终究变成今天京张高速公路边上一个普通的镇子,能与昔日峥嵘联系起来的,只有几处残存的城墙和被当成仓库的显忠祠,默默地向历史深处回望。

名家回眸

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如是说:“土木堡之战,明军仓促出师,进退失据,京军精锐,毁于一旦,勇将重臣多人战死。英宗皇帝被俘,更使朝野震动。明王朝遭遇到建国以来所未曾有的严重危机。”

梁启超曾这样评价这场变故的影响:“土木堡之变的直接影响是,50万精锐损失殆尽,文武大臣死者50余人,皇帝被俘,蒙古铁骑乘胜直趋北京而来,明朝处于亡国亡君的危险境地;间接影响是,经此一战,将士不敢再战,社会风气日坏,国力大为降低,是明朝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拐点。”土木堡之变,是明朝最耻辱的一战,也是明朝由强转弱的分水岭。

忠臣于谦留清白于人间

历史还在继续,英宗被俘消息传来,京城大乱,国家危急,呼唤英雄出现,于是一代名臣于谦从历史中走来。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

于谦青少年时期已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且声誉远在乡邦之外。他从小就立志救国济民,这种远大抱负源于家族中祖父辈们的意愿。于谦幼时其祖父收藏有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画像,他对文天祥的为人极为敬重,15岁便撰写赞词,每日悬挂于桌旁,激励自己长大后为国家效力,成为国家的栋梁。赞词说:

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陵谷变迁,世殊事异,坐卧小阁,困于羁系。正色直辞,久而愈厉,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死,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节,万古修传,我瞻遗像,清风懔然。

于谦一向遵从的生活态度是积极严肃。他为人耿直,思想严守儒家作风。从他17岁时作的诗《石灰吟》一诗中,可以看出他急切为国效力,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精神。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在诗中以制作石灰的过程来喻自己,就算是“千锤万凿”、“烈火焚烧”,只要是真的献身国家与民族,任何艰难险恶都无法改变他的决心和他那“出深山,若等闲”的伟大气概。而“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意愿,也显现出他希望自己如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一般。诗中这样的比喻极为贴切。

于谦不但勤奋好学,志向远大,品德高尚,而且极具随机应变的聪明才智和敢作敢为的胆气。

督学的佥事为人恣行威福,对诸生态度恶劣,还时常严厉地指责犯小错的同学。由此生员们个个对他不满,而且日积月累,怨气颇深。在一次典礼上,生员们欲乘机报复督学,便借故争吵,而且场面越来越拥挤。督学大人上前劝阻喧闹的同学,被挤进学官前的泮池中,生员纷纷惊慌逃走,唯恐被这位大人捉到痛斥一番。唯独于谦一人上前搭救。督学大人一时气懵,抓住于谦,要归罪于他。于谦不急不慢地说:“和你争吵的全走开了,我是见你快要淹死才救起你的。你想如果是我推你入水,此时还会上前相救吗?现在你反咬一口援救的人,而把责任推在我身上,放过和你争吵的是什么道理?又要怪罪于我,又为了什么?”督学听了,无言以对,只好罢休。

于谦在钱塘县学做秀才(生员)时,谙习礼仪,态度严肃,作风亢直,不肯屈节逢迎有权势的人,因而引起巡按御史的不满。一次巡按视察钱塘县学,欲乘此机会刁难于谦,便执意点他名让其讲书。于谦何惧此举,从容不迫地走上前台向各位官员打躬作揖后开始讲书,但提议要几位巡按须跪在讲案前面。巡按说:

“讲案前没有跪礼。”于谦说:“今天所讲的是太祖高皇帝的《大诰》三编,小生不敢不跪,各位大人都应该跪下。”巡按和各位官员迫于太祖高皇帝的威严,只得跪在讲案前。于谦于是将《大诰》反复推论,讲解得很是明白,听者都恭敬地跪着。于谦凭着自己的机智和聪明才智,大挫了这些权贵的势力,而他的这种不畏权势的精神也深深地留在了百姓心中。

永乐十八年(1420年),于谦在杭州参加浙江乡试,以第六名考中了举人。

次年,到北京参加会试和殿试,中了进士。因当时适逢明朝国力鼎盛时期,于谦并未把精力放在国力上。而是抓住了内部存在的问题,就在殿试中指出了问题的所在。当时来说,这种坦率的做法是遭到周围的人反对的,但因“策语伤时”,将本来为第一名的于谦降为三甲第92名,尽管如此,于谦的这种“铮铮不夺之节”的直言精神是十分受人们敬重的。

于谦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在任上有“廉干”的美誉。

当时的于谦,有着年轻人贯有的盛气,加上他才貌英伟,在朝班里奏对公事时,声音洪亮,且有条理性,受到当时刚继位的宣德帝的赏识。宣德元年(1426年),于谦奉宣德帝之命扈从御驾,镇压汉王朱高煦的叛乱。在第二次被派往江西做巡按时,他和都察院的上司关系很好。当时任左都御史的顾佐也是一位作风刚正不阿的人,从不趋炎附势,但对于谦却敬重有加。他认为于谦办事公正,作风正派且才华横溢,是少有的同道中人。于谦为人赢得如此敬重,加上仕途顺利,让他对报效国家信心大增。这时,他的诗作中弥漫着豪迈的气概:峥嵘头角伸非难,变化飞腾顷刻间。等闲吸尽四海水,化作甘霖拯旱干。

宣德五年(1430年),宣德帝破格提拔于谦为兵部右侍郎(从二品),巡抚山西、河南。当时,于谦33岁,正当壮年。他在此地任巡抚一连19年(1430年~1448年),深入民间,了解民间疾苦,政绩显着。

15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华北水旱灾害频繁的时期。于谦在巡抚任上的主要工作就是救灾和安置流民。他不辞劳苦,在两省各地来回巡视,就地及时解决问题。

他为减轻人民的负担,千方百计免除灾民的赋税劳役;为了解决灾民吃粮问题,他设法干预粮食市场的需求与供应,并建义仓和平准仓;他治理水源,兴修水利,降低了灾害的进一步扩大;他还促使各行业继续稳步发展。

于谦的卓越工作使几十万流民得到妥善安置,当地的百姓都很爱戴和敬重他,连劫路的盗贼都是如此。史书中说他“威惠流行,太行伏盗皆避匿”。

于谦为官清廉,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馈送权贵。宣德到正统初年,“三杨”当政,对于谦相当敬重,他的建议没有不被采纳的。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死,太监王振擅权,作威作福,贿赂公行。有人劝他说:“你虽然不献金宝,攀附权贵,也应该带些地方产品,如合芗(线香)、干菌(蘑菇)、裹头(手帕)等物,便中送点人情。”于谦笑着举起两袖说:“带有清风。”因作绝句一首见志: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阊阎话短长。这首诗在当时远近传诵,成为一段佳话。于谦的这种做法却引起王振的反感。

正统十一年(1446年),于谦上谏推举参政王来、孙原贞接任巡抚。王振乘机暗中派人联合攻击于谦,以“埋怨朝廷不予以他更高的俸禄,渐生恨气,并随意举荐于人,不合乎大臣体统”为由,抓于谦入狱,并判了死刑。这下可激怒了晋、豫两省的人民,他们纷纷到北京叩阙上书,请求朝廷归还他们的好巡抚。开封的周王、太原的晋王也上书保于谦。王振见于谦此时人气正旺,便放弃了判处于谦死刑的主意,于谦被降职为大理寺少卿,仍在山西、河南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