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和名家一起回眸大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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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跌宕起伏的“隆庆”与“万历”(2)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潘晟是张居正生前所推荐的官员,他的下台,标志着暴风骤雨的到来。不久,皇帝下了一道诏书称,过去丈量全国的土地,出现过许多不法行为,主要是各地强迫田主多报耕地,或者虚增面积,或者竟把房屋、坟地也列入耕地,两地方官则以此争功。鉴于弊端如此严重,那一次丈量不能作为实事求是的税收依据。年轻的皇帝认为,由于自己敏锐的洞察力而实施了一大仁政,给了天下苍生以苏息的机会。他没有想到,这道诏书虽然没有提到张居正的名字,但一经颁布天下,过去按照张居正的指示而严格办理丈量的地方官,已被指斥为佞臣;没有彻底执行丈量的地方官,却被田主颂扬为真正的民之父母。风往哪边吹,树朝哪边倒,反张的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

反张运动的范围和力度越来越大,参与的人深知政治形势已经大不相同,管他张居正是谁,管他以前对自己有多少恩宠,跟着大势走就万事大吉。他们揭发事实,制造舆论,污蔑丑化张居正。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到1582年年底,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他已经被盖棺论定,罪状有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囹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绍绅等,也就是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权,居心叵测。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朝堂上却没有人敢为居正说句公道话。

为国家操劳一生,鞠躬尽瘁,得来的却是家破人亡的惨剧,一个对国家有卓越贡献的大臣却是如此下场,说起来让人寒心。寒心不只是就事情本身,更是对皇权无情的感叹。封建王朝的皇权无所谓恩情,它太现实了,只有对臣子有限的需要,你完成了该完成的未必是好,只要触及了皇权的毫毛,功劳再大也敌不过他的轻轻一击。

直到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但一切都晚了,无济于事。所谓“面劳瘁于国事,人亡而政息”,就这么回事。

可怜生前身后名,对于张居正,有人骂,有人捧,但时间总能让历史恢复原貌,彰显公正的一面。正如朱东润所说:“‘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实的批评。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

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其实居正即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正是:生前功名身后事,是非任由后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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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着名清廉之吏海瑞曾这样评价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朱东润曾说:“‘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实的批评。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其实居正即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

没有胜利者的“国本之争”

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十一日,紫禁城内响起出生婴儿的啼哭声,不受皇帝宠爱的宫女王氏为20岁的神宗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尽管神宗对孩子的母亲毫无爱情可言,但是初为人父的神宗仍然为长子的出生而十分高兴,神宗为孩子取名为常洛,大赦天下,并且向周边的藩属国颁布了措辞华丽的《皇长子出生诏》。太子在当时别称“国本”,按当时明廷制度,皇长子一般立为太子。在那个炎热的夏天,举国上下都为大明江山后继有人而欢欣不已。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名叫“朱常洛”

的孩子在接下来的30余年间,会成为万历朝君臣“国本之争”的主人公。

万历十四年(1526年),也就是常洛5岁的时候,皇妃郑氏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神宗随即加封郑氏为皇贵妃,并对三皇子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喜爱之情。这引起了大臣们的不安,唯恐皇上存了废长立幼的心思。于是首辅申时行给神宗上疏说,大臣、百姓都希望皇上举行册立太子大典。神宗回复说:“婴儿弱少,候二三年举行。”但是神宗所说的这“二三年”竟然被拖了10余年之久。

从万历十四年开始,大臣们连篇累牍地要求神宗早日册立太子,常洛一天天长大,大臣们的要求也随着变化,从最开始要求皇长子早日出阁接受教育,到要求神宗为皇长子举行冠礼,再到要求神宗为常洛早日操办婚礼,这其间还连带着要求神宗提高常洛生母王氏的地位等。大臣们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神宗早定“国本”。

面对大臣们无休止的上疏,神宗采取了拖延战术,以各种理由推迟册立太子的日期。在此期间,有好几位官员因为跟皇帝说“国本”的事情而被降职、罚工资,甚至说话激烈的几个人还为此挨了板子。当时的内阁首辅王家屏认为神宗对上述那些官员处罚过重,封还御批,劝谏神宗收回成命,神宗不听劝告,王家屏一气之下辞官回家。

在万历朝“国本之争”的过程中,神宗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如果有哪位大臣表现出一点支持神宗的态度,就会被同僚痛骂。首辅申时行在争“国本”

的问题上态度不够积极,而被认为是两面派,最终只好辞职以平息舆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首辅王锡爵赞成神宗搞“三王并封”,就是把皇长子、皇三子和万历十九年(1591年)出生的皇五子同时封为藩王。这在大臣们看来是实质上降低了皇长子的地位,于是举朝反对,王锡爵迫于压力,也不再支持神宗,最后“三王并封”的提议不了了之。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朱常洛终于被册封为太子,几个弟弟也被同时封王。太子朱常洛最终被册立为皇太子,皇祖母李太后的态度非常关键。史书记载,李太后曾经问神宗:“外朝诸臣多说该早定长哥,如何打发他?”神宗回答说:

“他是都人(指身份卑贱的宫女)的儿子。”李太后登时大怒,指责神宗说:“你也是都人的儿子!”神宗因此大受震动,不久之后即册立常洛为皇太子。

但是此后太子位置仍然不稳,三弟福王迟迟不离开京师,朱常洛胆战心惊,却又无可奈何。朱常洛的长子出生的时候,他都不敢向父皇报告喜讯。后来“梃击案”的发生,就反映了当时太子的艰难处境。

梃击案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当时有一男子张差,手持木棍闯进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太子内侍在殿前逮捕张差。御史刘廷元审讯张差时,张差语言颠三倒四,常提到“吃斋讨封”等语。刑部官员王之案认为事有蹊跷,觉得张差决不像疯癫之人,用饭菜引诱他:“实招与饭,不招当饥死。”张差低头,又说:“不敢说。”王之案命众人回避,亲自审问。结果张差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指使他到慈庆宫行刺常洛,于是一时舆论都指向郑贵妃,认为她想要谋害太子。郑贵妃惶惶不可终日,向皇上哭诉,神宗要她去向太子表明心迹。结果在神宗的调停下,朱常洛不愿深究此事,最后梃击案以疯癫奸徒罪将张差处以凌迟而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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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曾这样说:“国本之争”在万历朝折腾了二三十年,神宗最终没能按照自己的心愿册立皇三子为太子,从这一点说,大臣们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是,当时的君臣关系与国家政事都不免因为“国本之争”而受到负面的影响。从这一点说,“国本之争”又没有真正的胜利者。

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万历怠荒

明朝国力的衰退始于正德时期,至嘉靖时期进一步加剧。隆庆和万历初期,因能臣执政,厉行革新,政治上一时颇有起色,国力也有所增强。张居正死后,因明神宗长期怠荒,朝政不举,国力进一步衰退。

万历十年(1582年),明神宗亲政以后,一度颇思振作,不仅勤于政事,且还比较重视生产,关心民事;对臣下的批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然而好景不长,自万历十四年以后,他便以种种借口拒不视朝,开始了长期怠政。

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明神宗以生病为由,连日免朝。他在给内阁谕旨中称:“我早晨上朝,本来已起来,可一时头晕眼黑,浑身乏力,已经下谕暂免朝讲数日,静养服药。今年冬至祭祀太庙,特派徐文壁代替。”十月,礼部主事卢洪春上疏对神宗长期不视朝提出疑问,被责以悖妄,廷杖六十贬为民。直至十一月十三日,神宗才出宫,在天坛祭祀天地,回来后在皇极殿接受百官朝贺。但可惜的是这只是昙花一现,此后,明神宗便一发不可收拾,怠政现象日甚一日。

首先是停止经筵日讲。自万历十四年九月以后,明神宗便一直对经筵日讲不感兴趣:“每遇讲期多传免。”万历十六年(1588年)闰六月,神宗以肝火旺盛,头眩目烦为由传谕内阁罢经筵日讲,为免朝臣责难,他称:“奏进讲章,可不拘日期,每日写进,以备温览,待秋凉朕疾稍愈,仍赴讲筵。”首辅申时行为迎合神宗意旨,同意了这种以进讲章代替君臣当面讲习的办法。从此以后形成惯例,经筵被正式废止。

其次为不见大臣。万历十四年九月以后,神宗常借口有病,不愿上朝视事。万历十六年闰六月,御史潘士藻即上疏指责神宗不亲近大臣,“召对之典久旷”。万历十七年元旦,因发生日食,免朝。从此,每年元旦神宗都不再视朝了。三月,免升授官面谢,从此视朝覃加稀少。四月,大学士王家屏被复召入阁,三个月未能见上神宗一面。万历十八年,王家屏抱怨:“统计臣一岁间,仅两觐天颜而已。”大抵自万历二十年(1592年)以后,明神宗即一直晏处深宫,不再上朝。

再次为章奏留中不发。所谓留中,是指对臣下奏疏不进行批答,留在宫中不发。奏疏留中引起关注始于万历十五年。这年十月,内阁曾奏请神宗:“将御前见在章奏,即赐裁发。”之后至万历十七年,留中现象已十分严重。上奏之疏,十留六七。同年年底,大理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批评明神宗嗜酒、恋色、贪财、尚气。疏入,神宗大怒,于万历十八年元月召见首辅申时行,声言将重惩雒于仁。申时行请勿下其章,而劝雒于仁自己辞职。从此,章奏留中遂成为惯例。章奏批答是明朝皇帝处理政务最主要的方式,明神宗将奏疏大量留中,则朝廷事务很多都得不到及时处理。万历三十七年,大学士叶向高曾为此慨叹:

“一事之请,难于拔山。一疏之行,旷然经岁。”

明神宗不仅自己不理朝政,而且对朝廷内外缺官亦不补。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七月,吏部尚书孙丕扬以廷推(朝臣推举内阁大学士、六部长官和地方督抚制度)、行取(选拔地方推官、知县到朝中任科道官制度)、年例(给事中、御史等官改任他职制度)停止数月,奏请神宗将近日推补官员章疏简发,有不合适的指出来,他们好别推酌补。疏入不报。史载,万历二十四年,吏、户、礼、兵、刑、工六科中“止有掌科一人,署印五人”,而十三道监察御史中竟然“无一人主印”。对此。明神宗不仅无动于衷,而且故意放纵,说:“帝自以海宇承平。官不必备,有意减损。”故而,缺官问题不仅没得到解决,而且日趋严重,导致政府机构几乎瘫痪。

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四月,全国布政司和提刑按察司缺员70余人,知府缺22人,加上“迁转未到”及“奉差未还”者,全国在职官员和缺官正好各半。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六月,两京部院大臣缺20余人,各省直司道府等官缺90多人。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二月,吏、礼二部无人管事,尚书、侍郎均无;兵部有尚书一人,但养病不出。“户、刑、工三部及都察院堂上官,俱以人言注籍,通政、大理亦无官……九卿俱旷。”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十一月,两京尚书缺5人,左右侍郎缺9人,都御史缺2人,副佥都御史缺2人,仓场、戎政及卿寺京堂缺官10余人,总督巡抚缺4人。“一时公卿大夫,比于晨星。”至神宗去世时,阁臣只有一人,刑、工、礼三部均由他官兼掌。“职业尽弛,上下解体。”

因缺官严重,为处理有关政务,常由他官兼理,但效果并不理想。御史王以时曾指出:“布政司、提刑按察司等官职掌,各有不同,每遇缺员,则其长官必择近便者一人,使之摄理,职钱谷而摄军屯,职兵戎而摄盐马。长期任职尚未必能熟悉,一朝一夕怎么可能旁通?”因此,导致“舞文者乘此弄其机械,玩法者借以恣其侵渔”。公文往来,诉讼断案,近数十里,远者数百里,乃至千余里,道路奔波,既耗费时日,又开支浩大,导致老百姓有的卖儿卖女而事尚未完,有的死于沟洫而冤无处可诉。很明显,兼理方式误事病民,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