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和名家一起回眸大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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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明成祖朱棣开创永乐盛世(2)

建文帝朱允炆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登基,即“授遗诏止诸王会葬。诏下,诸王不悦,谓此齐尚书疏闻也”。同年六月,户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建文帝虽未批复奏疏,但消息已泄露出去,燕、周、齐、湘、代、岷等诸王即相互煽动,流言四起。在这种形势下,建文帝的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建议先进攻几个势力较弱的藩王周、齐、湘、代、岷。朱棣是要对付的主要目标,因为周王是燕王的同母弟,削周是剪燕之手足。

于是,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七月至第二年六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周、湘、齐、代、岷五王先后被夺去爵位,废为庶民。其中周王迁云南,齐王锢京师,代王幽大同,岷王徙漳州,湘王则合室俱焚。建文帝对北平的控制也在削贬诸王的同时加强。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十二月,建文帝命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指挥佥事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他们还肩负着严密监视燕王行动的使命。建文元年春,又以防边为名,派都督宋忠、徐凯、耿谳分别率兵屯驻开平、临清、山海关,而调北平原驻防军——永清左右二卫于彰德(河南安阳)、顺德(河北邢台)。刑部尚书暴昭、户部侍郎夏原吉等14人受命以采访使身份巡天下。

在燕王已高度警惕悄悄备兵的时刻,朝廷才开始按部就班地解决燕王的问题。先是将燕王的护卫以防边之名调往开平,再将重兵部署在北平周围的临清、山海关等地。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北平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领兵围住燕府;都指挥使张信受朱允炆密令逮捕燕王。张信与燕王暗通,乘妇人之车混入燕府,和盘托出朝廷计划。朱棣将计就计,用计将张昺、谢贵诱入燕府杀死。

府外军士四散而逃。燕王派张玉领兵夜出,夺取京师九门,黎明时分,只有西直门未下,张玉派人以朝廷已允许燕王专制一方为名劝降。众兵士都四散开了,燕王军队遂控制了北平城,正式誓师起兵。

靖难之役

朱棣先将北平附近州县攻克,次第出兵通州、蓟州,乘夜克遵化,拔居庸关,守将弃关逃到了怀来,朱棣率兵八千赶至怀来。怀来兵士家眷多在北平,守将宋中为稳定军心,称朱棣已将他们的家眷杀害了。然而朱棣却令其家人为先锋,使将士军心大散,宋中力战仍被朱棣攻克城池。夺下怀来,附近的开平、龙门、上谷、云中守将均不战而降。

经过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之后,劲卒宿将已殆尽,致使满朝文武之中竟没有一人能为朱允炆领兵作战。朱允炆只好任命幸存的老将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十三万伐燕王。建文元年八月,军队到了真定,在滹沱河被燕军打败,只好退保真定,坚守不出。朱允炆听到耿炳文兵败,又临阵易将,用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替下了耿炳文。燕王得知朝廷易将,大喜,说道:“李景隆膏粱子弟,不习战阵,朝廷这是坑了自己啊。”

九月,李景隆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溃散士卒,并调各路军马共五十万,进抵河间驻扎。李景隆军中的一些措施布置被燕王侦知后,他笑着说:“兵法有五败,景隆都犯了。为将政令不修,上下异心,这是第一;北平早寒,南卒皆穿布衣,不能披冒霜雪,而且军无余粮,马无足草,这是第二;不量险易,深入趋利,这是第三;庸碌贪婪,气盛而刚愎,仁勇俱无,威令不行,三军易挠,这是第四;部曲喧哗,金鼓无节,喜欢阿谀奉承之辈,专任小人,这是第五。他五败全犯,还能胜我吗?”为了引诱李景隆深入,朱棣就叫姚广孝协助世子朱高炽防守北平。

大部分军队被带走援救永平,攻围永平的江阴侯吴高见燕王兵到,退保山海关,永平解围,燕王顺路兵趋大宁。宁王一直管辖着大宁,所属朵颜诸卫,多为蒙古骑兵,骁勇善战。朱棣起兵后,就想把它合并过来,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

而朱允炆下令削除宁府的三护卫以阻止宁王与朱棣合兵,这个情况被朱棣得知后,认为这是袭取大宁的好机会,遂由刘家口直奔大宁。十月,合并了大宁宁王部属及朵颜三卫的军队,收编宁王的精锐八万人,此时才班师回营。

李景隆听到朱棣去大宁,遂率兵进攻北平。燕王为了诱敌深入,故意撤走卢沟桥守兵。十月,李景隆驱兵直抵北平城下。朱高炽布置严密,守卫严紧牢固。李景隆军队虽多,面对坚城,却无可奈何。南军中唯有都督瞿能勇敢善战,他与两个儿子率领精骑千余,杀入张掖门,其势不可抵挡。但是因为援兵不到也只好勒兵等待。李景隆又怕瞿能得了头功,派人阻止,要他等大军全到,再一起攻城。因此使燕军得到喘息的机会,连夜提水泼到城墙上,天寒结冰,南军第二天无法攀城攻击。几次攻城失利的李景隆只好屯兵于城下,在郑坝村布置军队。

十一月,朱棣回师至北平郊外,进逼李景隆军营,城内燕军亦出击,内外夹攻,李景隆率败军连夜败逃。第二天,士兵听说主帅李景隆已逃,乃弃兵粮南奔。李景隆兵败的消息传到南京,朱允炆问黄子澄,黄子澄却隐瞒实情,谎称:交战屡胜,因天寒,暂回德州,等来春进发。黄子澄还派人告诉李景隆隐瞒战败情况,不要上奏。朱允炆被这些臣僚蒙蔽,加李景隆为太子太师,予以奖励。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李景隆会武定侯郭英及安陆侯吴杰等合军六十万,号称百万,进抵白沟河,都督平安率精兵万骑为前锋。燕军方面,朱棣令张玉领中军,朱能领左军,陈亨领右军,为先锋,丘福领步骑继之,马步十余万,双方在白沟河对阵。燕兵被前锋平安和都督瞿能父子率军击败,右军主将陈亨被平安所斩。但南军没有抓住大好形势,兵虽多于燕兵数倍,但将帅不专,政令不一,不能在有利时扩大战机;在遇到挫败时,又不能及时部署兵力阻遏燕军的攻势。所以在南军主将瞿能父子战死、平安所部被燕军朱能打败之后,便溃散得不成军队。燕兵又乘风纵火,烧其营垒,郭英、李景隆等溃逃。数十万将士被斩或溺死,尸横万里。李景隆只单骑逃往德州。五月,李景隆又自德州逃到济南,燕军追到济南,将李景隆的十余万部队击败。朱允炆到这时才觉察出李景隆的无能,便以盛庸代李景隆为大将军,擢升铁铉为兵部尚书,赞理大将军军事。

建文二年(1400年),朱允炆又命盛庸率军北伐,以副将军吴杰进兵定州,都督徐凯等屯沧州。十月,燕军破沧州,徐凯等人被俘。十二月,燕军进入山东,至临清、馆陶、大名、汶上、济宁。南军主将盛庸与铁铉于东昌誓师励众,检阅精锐,背城而战。这时,屡战轻敌的燕军在东昌大败,朱棣的亲信将领张玉死于战阵,自己也被围困,后来朱能率援军赶到才得以突围。建文三年(1401年)二月,朱棣又率军出击,先后于滹沱河、夹河、真定等地败盛庸、吴杰、平安的军队,随后又攻下了顺德、广平、大名等地,占领了河北大部分郡县。建文四年正月,燕军进入山东。济南为铁铉驻守,城坚难破,燕军只好绕过济南,连破东河、汶上、邹县,直至沛县、徐州。四月,燕军到了宿州,平安率军跟踪至肥河,袭击燕军。总兵何福以十余里的列阵,沿河向东挺进,徐辉祖又率军前来支援,与燕军在齐眉山大战一番。结果燕军损失惨重,骁将王真、陈文、李斌以及都督韩贵都战死了。燕军士兵不习惯连绵的暑雨和泥泞的道路,并且又有疾病流行,处于极为不利的形势之中。当时两军对峙于肥河两岸,朱允炆错误地认为燕军就要北归,京城不可无良将,在双方决战的关键时刻,竟撤回了徐辉祖所统的军队,致使前线的军事力量大大削弱。燕军抓住战机,全力进攻何福军,破灵璧,南军大败。何福单骑逃走,平安及陈晖、马溥、徐真等37人都被抓获。

五月,燕军收降泗水。南军进抵淮河岸边,盛庸列阵南岸。燕王设计突袭南军,主将何福弃众先逃,南军弃甲而走,燕军遂顺利渡淮,直趋扬州。扬州不战而降,接着高邮也来降伏。燕军破仪真,京师人心被燕军往来于长江之上的船只所震慑,大臣多为自全之计,求出守城,城中空虚。六月,燕军誓师渡江,盛庸率兵列阵沿江二里抵御,但是面对数百燕军,盛庸士兵都不作抵抗,燕军又乘势夺取镇江。京中听说后,乱作一团。方孝孺献计,言城中尚有兵二十万,可据城死守,命城外百姓入城。在兵士的驱赶下,城外百姓不分昼夜,拆屋运木入城,劳苦饥渴,死了很多人,老百姓怨声载道。又令诸王分守城门,以割地为条件向燕王讲和。诸臣声称在外募兵,静观战局,无人肯募兵勤王。谷王穗与李景隆开金川门降于兵至城下的燕王。宫中火起,建文帝朱允炆下落不明。不久,朱棣在南京登基,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这就是明史上的“靖难之役”。

本来,朱允炆采取的削藩政策是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统治的,但他所重用的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是一群既不懂军事,也不会打仗的文弱书生。他们虽高喊“削藩”,但没有相应的军事部署来与之响应,当耿炳文受挫折时,却用了李景隆去统率大军,以致几十万军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被李景隆断送。而朱棣久经沙场,军事经验丰富,他所统率的军队愈战愈强,为以后的战争胜利打下了基础。

名家回眸

文学家李洁非先生曾说过:专制政体第一脆弱之处,是权力继承环节。此环节尤其在作为政权创立者的第一代君主死亡以后,与作为继承人的第二代君主确立之间,普遍演变为严重危机。

其实历朝历代建国初年的危机也并不是什么巧合,有各方面的原因。每个朝代都上演的这些争斗,看来很平常,可这就像每个朝代的“瓶颈”,经此一乱之后,天下太平无事,几乎都有盛世或国家最强盛的局面出现。这样看来,绝对是不寻常的事情。

明王朝也是如此,朱棣作为一代雄主,不仅有争夺皇位的能力,还有治理国家的雄心,在他的手里,大明朝终于呈现出开国以来的大气派,其“远迈汉唐”的气象使后人不断追忆,虽然它相比于汉唐天朝大国局面,是那么的内敛!

永乐大帝的丰功伟绩

后世史学家提起这位永乐皇帝朱棣,都是褒过于贬,虽然他也承袭了其父亲阴狠的一面。毕竟凡事还得用事实说话,说朱棣英明,首先得从他的治国政策谈起。在文治这一方面,他一生中有三件辉煌的大事可向后人炫耀:一是迁都北京,二是编《永乐大典》,三是遣郑和下西洋。

迁都北京

先谈迁都北京。这是朱棣当朝最大的政绩之一,其作用绝非三言两语可以道尽。其实早在太祖时,已有迁都的念头,他认为南京为六朝金粉之地,脂粉气太浓,而且都是短命王朝,再者北部边患严重。他考虑再三,最终没有实行。朱棣继位,他着实不喜欢南京。皇袍加身后,他让太子朱留在南京监国,自己仍回到北京住下来。当时的情况是南京仍作为首都,而北京成为行都。六部等中央机构在北京也成立了一套,称为“行宫”。尽管这样,在第二年,朱棣就开始了北京的建都工作,现在的故宫和天坛在成祖时己初具规模,并最终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成功。

文学家熊召政分析过朱棣迁都的原因,认为他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就是西北虏患不绝,建都在北方,便于就近制御。当然,西安、开封都可选择,但朱棣在北京住了二十三年,对这里感情很深。第二,由于“靖难之役”,朱棣在南京杀人太多。建文帝的支持者多半是江南士族,朱棣对他们大开杀戒,因此结怨于江南。在江南他已经失去执政基础。因此从取得皇位的那一天起,他就有了迁都的打算。

可是迁都的过程并不顺利,这是劳民伤财的事情,毕竟国家刚刚安定。因此,这种想法一提出来,就遭到了很多大臣的反对,甚至在都城已迁往北京之后,反对之声仍不绝于耳,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永乐二十二年的一件事情。

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日的深夜,北京城突然风雨大作,惊雷阵阵,突然一声巨响,太监忙出去查看,原来北京新宫中的奉天、谨身、华盖三大殿遭雷击起火,化为灰烬。清晨,这件事情被报告给了朱棣。

朱棣当时心中一惊:难道是上天在警示什么?不可大意。正在朱棣心中犯嘀咕的时候,礼部主事肖仪的奏本就呈到了御前。这位六品官(相当于今天的司局级)认为:奉天殿遭雷击是因为迁都的缘故。把国都从南京迁来北京,不但诸事不便,就连大明的皇脉也撂在江南,这可是大不敬。

朱棣看过奏本之后,甚是恼怒,想你小小芝麻官竟敢如此讽刺我的壮举,这才是真正的大不敬,须杀之而后快,于是没有作任何审判,这无辜的肖仪就以“谤君之罪”而被处以极刑。确实,在古代,皇帝的决定是圣旨,是天命,岂容他人随便诽谤,何况朱棣喜欢北京的心是如此溢于言表。看来这肖仪有太多文人的耿直,好犯文人死谏的毛病,他搞起政治来,真是不太合格,以致脑袋搬家,怎么说都不值得。

不过事情还没完,肖仪的观点在官员中仍有不少市场。同情他的官员多半是科道言官,这些官员很年轻,都是直言敢谏之人,且没有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因此也不了解这位主子的性格与手段。面对这些人,朱棣不好全部杀掉,于是心血来潮,想出一计,让这些科道言官与部院大臣一起到午门外跪下对辩。迁都究竟好不好,让双方各抒己见。

当时,正值春雨绵绵,午门外的广场上,言官与大臣分跪两边,争论得面红耳赤,即使天空中飘洒的细雨也难以给他们降温。一天无果,朱棣命令第二天继续进行。他就在城楼上不温不火地看着,像看一场拉场戏。

北京依然是都城。也算北京运气好,遇到忽必烈和朱棣这样“慧眼识才”的国君,力挺这个偏北的城市,终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当代呈现出令世界瞩目的帝京气象。也才有了现在这个“世界给我三十天,我还世界五千年”气势磅礴的奥运口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京已经以压倒性优势成为中国的形象代言人。

编《永乐大典》

朱棣的文治当然不仅包括迁都北京,在永乐元年(1402年),他雄心勃勃地召集三千文士修大典,意在将中国古代典籍尽量收集齐全,成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开天辟地之大部头。开始时由大才子解缙负责,一年后,典籍呈上,朱棣龙颜大悦,特赐名《文献大成》。不久,朱棣又认为其内容不够宏广,于是又命姚广孝、刘季箎与解缙等重新编辑,于永乐五年(1407年)十一月修成,改名《永乐大典》,全书共22937卷,11095册。

《永乐大典》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也是迄今为止世界所公认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的包装设计十分有特色。全书用上等宣纸印成,上面印有朱丝栏,每半页8行,大字占一行,小字钞成双行,每行28个字。端正的楷书呈墨黑色,而且有淡淡的芳香味道。里面的名物器什和山川地形,用白描手法绘就,精丽工致,形态逼真,栩栩如生,实属古代书籍插图中的佳品。所征引之书名、圈点以及版心均用红笔,十分显眼。每册书高营造尺1尺5寸6分,宽9寸3分。书面硬裱,用粗黄布连脑包过,朴实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