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史事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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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7章 浙东四先生——宋濂

宋濂,初名寿,字景濂,号潜溪,祖籍金华潜溪,后迁居金华浦江,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章溢、刘基、叶琛并称为“浙东四先生”。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其为太史公、宋龙门。宋濂自幼多病,且家境贫寒,但他聪敏好学,号称“神童”,曾受业于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等人。元末辞朝廷征命,修道著书,受朱元璋礼聘,被尊为“五经”师,为太子朱标讲经。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时朝廷礼仪多为其制定,后年老辞官还乡,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于夔州病逝,享年七十二岁。宋濂与刘基均以散文创作闻名,并称为“一代之宗”,其散文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他推崇台阁文学,文风淳厚飘逸,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范本。其作品大部分被合刻为《宋学士全集》七十五卷。

宋濂,自幼家境贫寒,但聪敏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溍等。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他的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

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

宋濂有两个儿子,长子宋瓒不幸早逝,次子宋璲“善诗,尤工书法”,也很有才华,因为父亲的缘故而被召为中书舍人。宋瓒的儿子、宋濂的长孙宋慎则被任命为仪礼序班,朱元璋多次考核宋璲与宋慎的才学,“并教诫之”,还笑着对宋濂说:“卿为朕教太子诸王,朕亦教卿子孙矣。”

宋濂,因年老而致仕,朱元璋赐给他《御制文集》及绮帛,并问他多大年纪了。宋濂答道:“六十有八。”朱元璋道:“藏此绮三十二年,作百岁衣可也。”宋濂顿首而谢。朱元璋又特地派宋慎侍奉、护送祖父回归家乡,并叮嘱说:“长江涨潮,不宜行船;由运河南下,才是万全之策。”真是关怀备至,君臣之间的鱼水之情,感人至深。

宋濂生性诚实谨慎,久处内庭,掌握机要,却从不讦人之过。所居之室,署名“温树”,取“温室之树不可对”之意。有客来访,偶然问及禁中之语,宋濂就指着这两个字让他看,客人自然就知趣地免开尊口了。对于宋濂的人品,朱元璋自然也心中有数,因为他经常私下里与宋濂评论文武大臣的善恶得失,宋濂只举善良正直者加以称赞,并且说:“善良正直者与臣是朋友,因此臣了解他们;至于不善者,由于没有交往,臣就不知道了。”朱元璋感叹地说:“宋濂侍奉朕十九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虚伪的话,没有讥诮一人的短处,始终如一,不但是一位正直君子,而且完全称得上一位贤者了。”

就是这样一位自己也充分肯定的“君子”与“贤者”,朱元璋后来仍然要杀掉他,为什么?据说是宋濂的孙子宋慎牵连上了胡惟庸“谋反”案。胡惟庸是明初大臣,官至左丞相,一度权势熏天,胡确实该死,因为他专权擅杀,据说明初的另一个著名文臣刘伯温也是被他毒死的;然而说他勾结蒙古、日本谋反,却没有一条站得住脚的真凭实据。而朱元璋则借此机会广泛诛连,兴起大狱,前前后后因“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这三万余人绝大部分是冤杀,宋慎便是最典型的一个:因为人们遍阅史籍,也找不到一条他参预胡惟庸“谋反”的实例。

虽然如此,宋濂却实实在在地被孙子牵连上了,并被逮至京师,以便“明正典刑”,幸亏“皇后太子力救”,朱元璋才算是“法外开恩”,饶了他一条老命,将他流放至四川茂州。皇太子朱标是如何营救老师宋濂的,《明史》上没有具体记述,只在《后妃传》中记载了马皇后营救宋濂的经过:当宋濂被逮至京师,即将处死时,马皇后劝谏道:“普通百姓为子弟延请老师,尚且要有始有终地待之以礼,何况天子呢?再说宋先生远在老家浙江,对孙子的所作所为一定不知情。”朱元璋根本不听。马皇后非常伤心,在侍候朱元璋用膳时,她一改往日的习惯,既不吃一块肉,也不饮一滴酒。朱元璋奇怪地询问缘故,马皇后答道:“宋先生快要死了,妾在为他作福事啊。”朱元璋终于动了恻隐之心,投箸而起,第二天就赦了宋濂的死罪,改为流放茂州。

在明人徐贞卿所著的《翦胜野闻》中,不但详细记载了太子朱标与马皇后营救宋濂的经过,而且根本不提胡惟庸一案,似乎要向人们表明:宋濂之罹祸,根本与胡案无关;或者说硬牵上胡案,只是要搞掉宋濂的借口罢了。徐贞卿没有明确记载宋濂的死因,其余野史、地方志、碑铭墓志中却多有记载宋濂是绝食或自缢而死的。即使如《明史》、《明实录》所载,是病死,那么,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目睹着家被抄,儿、孙被杀,自己也被押赴崎岖蜀道充军,而且这一切还是来自于自己为之服务、效忠多年的王朝与皇帝,更何况自己不但有德有才有功勋,而且谨小慎微,从未居功自傲,竟仍然难逃大劫,他能不病么?他能不气病而死么!

宋濂一生著述繁富,除主持纂修了二百十二卷的《元史》外,仅见之于《明史·艺文志》的就有《孝经新说》、《孝慈录》、《唐仲友补传》、《浦江人物记》、《燕书》、《萝山杂言》、《心经文句》、《潜溪文集》、《銮坡前集》、《銮坡后集》、《銮坡续集》、《銮坡别集》、《芝园前集》、《芝园后集》、《芝园别集》、《朝天集》等。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说:“朱元璋用严刑重罚,杀了十几万人,杀的人主要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文人、学者;僧、道;富人、地主等……”处于这种大气候之下,身为“开国文臣之首”的硕学鸿儒,纵然战战兢兢,谨言慎行,又如何能逃脱一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