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尤其重视对知识分子大脑的控制。他规定：“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惟生员不许建言。”这就杜绝了学生参与政治运动的可能。唐太宗通过科举制度，把全社会的智力资源集中到功名利禄这一个指向，限制了智力活动的多极多向发展。不过在唐宋两代，科举制毕竟还发挥了许多正面功能。而朱元璋的改革，将科举变成了一种灾难。他规定应试者只能写八股文，“专取《四子书》
及《易》《诗》《礼》《春秋》《礼记》命题。其文略仿宋经义，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相对真知灼见，他更重视的是统一的规格，统一的口气，统一的思想，以此来造成格式化的知识分子。明清两代的读书人因此只能“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切者唯四子一经之笺、是窥是钻，余皆漫不加省”。“自四书一经之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
朱元璋治国措施的第二个核心，就是防止任何人觊觎他的权力。
为了便于管理，防止豪门巨户的出现威胁朱家天下的安全，在他统治的三十一年之内，朱元璋屡兴大狱，以种种借口，把全国的几万户豪门大户杀得所剩无几。到1397年，即他死前一年，户部向他报告，全国有七百亩以上土地的仅剩下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一户，并且把其详细名单送呈这位多疑的皇帝御览。朱元璋松了一口气。
相对于富户，那些开国元勋的威胁当然更大。在朱元璋的统治后期，他精心策划了数次巨案，有效地清洗了当时上层社会几乎所有智商比较高、权力比较大的人。他们之所以头颅落地，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才智对朱元璋的家业稳固构成威胁。他杀人不眨眼，“所杀的人，从开国元勋到列侯大将、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到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亲侄儿、亲外甥，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一个个的杀，一家家的杀，有罪的杀，无罪的也杀，‘大戮官民，不分臧否’”。为了巩固权力，他对什么人都下得了手，甚至连自己的儿女亲家李善长也不放过。
李善长是开国元勋，被杀时已经七十七岁，替朱元璋办了三十九年事，位极人臣，为人也老实本分，本以为能把尊荣富贵享到头，谁料朱元璋借口星象不吉，需要杀大臣应灾，李家及其妻女弟侄家七十余口被杀。由于需要杀的人太多，他也懒得编造像样的借口，后来就一律说他们“串通”“谋反”。
朱元璋以流氓手段治国的第三个表现就是大搞特务治国。因为出身卑贱又防范心重，朱元璋对治下的臣民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心理。因此他对臣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包括私生活，表现出一种病态的关注。为了满足这种病态心理，朱元璋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类似秘密警察的特务组织——“锦衣卫”，用他们来监视全国臣民的一举一动，并且明目张胆，毫无顾忌。锦衣卫“检校”无事不查，无事不报，社会的每个层面都在他们的侦察范围内，人人惧怕，朱元璋却十分欣赏，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人则怕”
（《国初事迹》）。
朱元璋生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因此特别喜欢侦察臣下的私生活，“（宋濂）尝与客饮，帝密遣人侦视。翌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老儒钱宰嫌政务太烦，作诗说：“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特务侦知报告。第二天，“患者”在朝廷上召见钱宰，说“昨日好诗，然何尝嫌汝，何不用忧字？”遂遣钱宰回籍，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独坐生气，特务偷偷给他画了张像，第二天“患者”拿给宋讷看，询问他为什么生气。
朱元璋的子孙们更继承太祖遗风，将国家恐怖主义推展到极致。明成祖朱棣上台后，对“锦衣卫”一家独大还不放心，又设了“东厂”来与锦衣卫互相监督，后来又有“西厂”“内行厂”等陆续成立，以特务监视特务，让特务相互竞争。明朝皇帝治国，大都不把法律当回事，也就是说对自己建立的“明规则”并不尊重，而是随心所欲地法外施法，刑上加刑，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黑社会式的治理方式。为了满足皇帝们的窥探心理，特务们剌探的范围无所不包，甚至一些张家长李家短，柴米油盐之类的俗事也要汇报给皇上，在宫中当作笑话流传。皇帝甚至派特务假冒仆役到大臣身边充当卧底，有时长达十几年之久。明末许多笔记小说都记载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位提兵在外的大员，身边有个多年随侍的仆人，极受信任。一日，这仆人突然来辞行，因主人竭力挽留，才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来他是东厂的探子，多年来一直负责监视主人的一切行动，由于主人长期以来行为端正，东厂当局认为无须再加以监视，所以召他回去另安排任务。主人得知这些情况，吓出了一身冷汗。
中国历代王朝的运转，总要套上一件文质彬彬的外衣，只有明代的皇帝们撕掉了这层外衣，赤裸裸表现出对他人的防范和贱视。
从某个角度来说，明朝是一个由流氓建立的、以流氓规则运转的流氓社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以流氓手段治国，自然就要依靠流氓，因此明代政治的另一大特点是流氓与权力的高度结合。明代的特务机关所用的人都是从各个角落搜罗来的流氓。因为皇帝对他们的高度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秘密警察特权几乎不受限制，因此他们就充分利用手中的特权，把办案当成发财捷径，为非作歹，敲诈百姓。他们经常无中生有，凭空陷害那些富户，如果不给他们足够的贿赂，就将他们抓起来罗织罪名。有时有些素质特别低下的特务干脆直接闯到富裕人家索要钱物，要是不给，就立刻把户主拷打一番，然后将其全家甚至邻居家掳掠一空。也就是说，明代特务机关简直变成了一个公开的强盗组织。这样的组织对于流氓恶棍当然极具吸引力，于是“京师亡命，诓财挟仇，视干事者为窟穴”，聚集在厂卫的周围。
流氓们的大量涌入使这些特务机关呈现出明显的黑社会面貌。
明代东厂西厂锦衣卫内部，广泛地使用黑话“切口”：他们把到各处打听臣民隐私、搜集情报称作“打事件”，“打事件”主要要靠各地地痞流氓提供线索，特务因此要给地痞流氓一定报酬，这叫“买起数”。特务寻找无人之处私设审讯室审讯叫作“打桩”，用酷刑勒索钱财，叫做“干酢酒”或是“搬罾儿”，暗地里害人性命叫“壁挺”……除了在特务组织中大量招聘流氓外，明代皇帝在某些临时事务中为了最大效率地榨取社会财物，也允许太监们任用流氓。比如万历皇帝通过太监网罗地方黑恶势力，充当税监，指使他们用流氓手段搜括百姓。这些“税监”在各地到处“暴力执法”，收取“保护费”，而万历皇帝则成了这个黑社会组织的“老大”和保护伞。
贡斯当叙述专制权力如何摧残社会道德时说道：（专横的权力）毁灭道德，因为缺乏安全感就不会有道德。德·彼夫说，在受到瘟疫袭击的城镇中，道德会出现突然的堕落：垂死的人掠夺垂死的人。专横权力对道德的影响，就像瘟疫对人的影响。每个人都会抛弃同命相连的受难伙伴。每个人都会公开放弃他们过去生活中的契约。
明代特殊的制度设计和统治作风对民族性格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通过强硬而残暴的政策，朱元璋把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放大到影响整个国家的性格。他的强横残暴，使中国民族的整体性格又一次大幅度软化，他将社会个体的自主性摧毁殆尽，人们原本不多的自尊意识更被扫除一空，奴性从明代开始，在人格空地上如同野草一样长得更加茂盛。
虽然在朱元璋活着的时候，用骇人听闻的严刑竣法压制住了官僚系统的腐败倾向，但一旦这种超常的高压消失，腐败必然报复性反弹，因为官僚体系已经丧失了道德支撑。用学者王毅的话说，明朝中后期官僚体系的日益堕落，使得流氓文化在官场中成为主流文化，具有了“国家行为方式”的典型特征。跑官买官、党同伐异，欺诈算计、营私舞弊，已经成了整部国家机器体内最为热衷的兴奋点，行贿受贿成了官僚机器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人们对官员贪污并不痛恨，只要你真的能为别人办事。嘉靖时两广提督殷正茂“性贪，岁受属吏金万计”，但举朝上下竟然都给他很高的评价，说他虽然“收钱”，但是也“办事”：大学士高拱曰：“‘吾捐百万金予（殷）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时以（高）拱为善用人。”（《明史》卷二百二十二《殷正茂传》）随着社会日益腐败，几乎每个社会成员都从中学会了颠倒的社会规则：“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礼者，不免于饥寒之患。”“上梁不正下梁歪”，底层百姓们无条件地接受了流氓规则，他们相信，“强中更有强中手，恶人须服恶人磨”。对待社会上的不合理，只能用另一种不合理来压服。“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只要舍得敢于并善于用金钱去砸，一切事都可以办成。流氓文化已经浸入晚明社会的空气和水，谁都离不开它。“有钱就是爹，有奶就是娘”“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私酒家家有，不犯是高手”“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虱多不痒，债多不愁”……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俗语里，大多数都是在明代流行开来的。
因此，明代后期底层社会风气极为败坏，造假之风大兴。明代人以善于制造假银子闻名。假银子虽古已有之，可到了明代，其种类之繁，名目之多，手段之精，工艺之巧，都超越了历代，登峰造极。据史料记载，明代人在白银内添加或包藏铅、汞、铜、铁等金属；细丝制假，有“以手摇动而成丝”“以铁锥画丝”“口含吹筒即吹之以成丝”“以湿纸吸以成丝”等方法；调节剂有硝、白信石（砒霜）、盐、硼砂等材料；制作有倾煎、炒、煮、洗、擦、烧、嵌、焊、铗、鋾等工艺。至于造出的假银名称更数不胜数了：
银锭有摇丝、画丝、吹丝、吸丝、茶花、鼎银、吊铜、铁碎鏪、包销银、钞仔银、漂白鏪等等；饼银也有九成饼、八成饼、七成饼、六成饼、梅白饼、盐烧饼、白盐烧、三铗饼、车壳、倒茅饼等等，《杜骗新书》作者张应俞说“非言语笔舌所能形容”。在明代不少史料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伪银”的为害之烈。《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九》就有这样记载：“京城内外，有造诸色伪银以绐人者，贫民被绐，往往窘忿致死。”《明宪宗实录·卷二百一十》所收录的户部奏疏中更具体谈到当时北京“伪银盛行”
的严重情形：“行使假银，民间大害，而莫如近年为甚。盖昔之假银不辨，今则不可辨矣。昔之行使者尚少，今则多有之矣。昔犹潜踪灭迹，今则肆无忌矣。甚至投靠势豪，广开兑店，地方不敢举，官府不能禁，此万姓之所切齿也。”
卖假药在明代社会上也十分普遍。陈铎在《折桂令·生药铺》
中写道：“助医人门面开张，杂类铺排，上品收藏。高价空青，值钱片脑，罕见牛黄。等盘上不依斤两，纸包中那管炎凉。病至危亡，加倍还偿。以假充真，有药无方。”
当然，明代造假者花心思最多的还是伪造古董文物。明末的江南文人李日华说：“自士大夫搜古以供嗜好，纨子弟翕然成风，不吝金帛悬购，而猾贾市丁，任意穿凿，凿空凌虚，几于说梦。昔人所谓李斯狗枷、相如犊鼻，直可笑也。”
明中叶之后，江南地区还出现了专门伪造历史、胡编家谱的所谓“作家”。有个叫袁铉的人，“绩学多藏书”，为了发财，他在苏州专门给人编族谱，“研究汉唐宋元以来显者，为其所自出。凡富者家有一谱，其先莫不由侯王将相而来，历代封谥诰敕、名人序文具在。初见之甚信，徐考之，乃多铉赝作者”。
流氓性格从明代开始，成为中国人性格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人刚开始与中国人接触的时候，惊讶于中国人身上的流氓性。孟德斯鸠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
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在拉栖代孟，偷窃是准许的；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
二十世纪初，少年胡适到上海求学。在新式学堂中，他的历史课本是美国着名作家霍桑着的《世界通史》。他发现，厚厚的一本书中，只有后面的两页介绍中国，而这两页中，关于中国人的习俗，霍桑是这样写的：
中国人都是骗子，嗜于行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