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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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淳朴未泯的“汉人”

秦王朝的自私和残暴太赤裸裸了。皇帝制度这个新型政治怪物在诞生之初毕竟不够完美。秦始皇父子的政治风格过于率真,以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完全无视屁民的力量,终于如泥足巨人一般瞬间轰然倒塌。

秦始皇被钉上了耻辱柱,但是他发明的皇帝制度却得到了后世统治者的一致坚决拥护,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万年咸用始皇心”。

不过,秦代的瞬间崩盘毕竟给后来的统治者树立了反面样板。

汉代帝王从秦始皇身上得到了两个教训。一个是吸食天下膏血不能太急,容易噎死,要细水长流,细嚼慢咽。二是私心和贪欲不能直接昭之于众,必须加上一重伪装。刘邦提倡黄老之术,与民休息,就是等蛋糕做大再切,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以儒家学说作为门面工程,让老百姓相信,皇帝是为他们服务的。

如同造屋一样,秦始皇浇铸起了房屋的骨架,奠定了专制的制度基础,而汉代的最大发明是抓意识形态建设,抓软实力建设。就好比对房屋进行了装修,使强硬的专制制度更有弹性和欺骗性。实质上,汉王朝就是升级版的秦王朝,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汉朝皇帝一不小心就露出秦始皇的本色。《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做太子时,看到父亲汉宣帝喜欢严刑竣法,打击敢言之臣,就劝父亲,咱们的老祖宗不是告诉咱们要以儒治国吗?您怎么忘了?汉宣帝勃然变色,告诉他说:“你小子懂什么?我们汉王朝的统治秘诀就是‘霸王道杂之’,表面上是孔子的王道,实际上是秦始皇的霸道。专用王道,肯定翻车。”(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如果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诛身”的话,那么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就是“诛心”。

元光元年,汉武帝召集全国着名学者在长安开会,讨论帝国的思想文化建议问题。儒家大学者董仲舒建议说,现在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各不相同,老百姓感觉没有主心骨儿。他郑重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汉武帝欣然接受。显然,格式化全国人民的大脑,是这个控制欲极强的政治强人乐于做的。

这一决策对后世影响之深远,只有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和隋炀帝发明科举制可以相仿佛。它取消了思想上的竞争,杜绝了思想进化的可能。如同青春期的孩子,被提前终止了发育和生长。思想被剪去了翅膀,由鹰变成了鸡。从汉武帝开始,直到晚清,几千年间中国再没能出现一个堪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

先秦知识分子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凌驾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独立不惧,潇洒绝尘。

而汉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与先秦士人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因为“独尊儒术”,许多儒家大学者成了汉代的高官。匡衡、张禹、翟方进、公孙弘等人都“以儒宗居宰相位”,就是说,因为学术地位高当上了宰相。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精明而滑头。

一举一动,都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不怕别人的冷嘲热讽。(“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比如公孙弘,他“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凭着这张“文凭”当上了公务员。入朝之前,他摆出一副铁骨铮铮的架势,动不动就批评几句朝政,由此获得了知名度。进入官场以后,却很快“成熟”起来,以“曲学阿世”而闻名。每次召开御前会议,他都顺着皇帝心思,附合皇帝的决定,不肯坚持原则。有时候,几个同僚私下里商量好了怎么办,但上了朝,一听皇帝的口风不对,他马上就背叛同事,讨好皇帝。(“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旨。”)因为这样两面三刀出卖朋友,他顺利地登上了相位。

即使你不想要什么级别地位,想清清静静做学问,汉代也不是一个好的环境。汉武帝允许你思考,但是只许用一种方式思考。

“独尊儒术”否认了认识的无限性,圈定了思想的范围和方向。汉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教条迷信、思维僵化,缺乏个性和创造性。他们把孔子当成了顶峰和终极,汉代知识分子都“好褒古毁今”,奉孔子之言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终生囿于章句之学,老于雕虫之术。

当然,这只是汉代知识界风貌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汉代毕竟去古不远,风气未凿。独尊儒术只是一个模糊的口号,更为明确、精致、有效地控制知识分子的技术,比如科举制,还没有发明出来。政府所能控制的,只是一小部分入仕的知识分子。大部分知识分子还可以不依帝力,自生自灭。因此,汉代知识分子身上还残存着“春秋之风”:单纯朴直,好面子,重名誉。

汉代政治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官员的高自杀率。许多官员获罪被关进监狱后,都会选择自裁,原因是“义不受刑”,不愿意下狱受小吏之辱。

西汉的盖宽饶个性刚正,因直言得罪了皇帝。皇帝宣布要把他关进监狱,盖宽饶一听,拔出佩刀,在北阙之下,自刭而死,一时震动朝野。(“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莫不怜之。”)汉元帝时的着名经学家萧望之想打击外戚势力,被外戚陷害。

皇帝要定他的罪,朋友们劝他先忍一时,等皇帝怒气过了,也许还可以东山再起。他说,我六十多了,“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横下心来,将刀朝脖子一抹了之。

另一位名臣张猛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在车中自刎而死,保全了最后的体面……汉代甚至还出现过“决斗”之风。西汉末年的周党,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一个乡佐出言侮辱,他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他到长安求学,读到《春秋》中的“复仇之义”,激起胸中往事,便缀学回乡,约乡佐决斗。周党很有风度,让乡佐先动手。决斗的结果是白面书生打不过身强力壮的乡佐,流血过多,昏倒在地。乡佐服其勇气,雇车把他迎回自己家中,亲自伺候,直到他苏醒。(周党……至长安游学。初,乡佐发党徭道,尝众中辱党父,党怀之。后读《春秋》,闻复仇之义,便辍讲而还,与乡佐克日交刃。乡佐多从兵往,使乡佐先拔刀,然后与相击。党为其所伤,困顿。乡佐服其义勇,舆归养之,数日方苏,既悟而去。)这一故事听起来更象是发生在春秋时代。清代学者赵翼因此评价汉人“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

东汉的读书人还开了中国历史上“学潮”之先河。东汉后期,外戚和宦官交替执政,朝政极其黑暗。冀州刺史朱穆为人刚直,公元153年,他因为反抗宦官,遭到残酷打击报复。刘陶奋然拍案而起,率领数千名太学生“闹学潮”,为搭救朱穆而向皇帝上书。头一次遇到学潮,皇帝一时摸不到头脑,释放了朱穆。公元162年,宦官诬陷皇甫规,又一次激怒了太学生。张凤又率三百多太学生再次闹学潮,桓帝不得不又赦免了皇甫规。

东汉末期的“党人事件”影响更为深远。因为知识分子骨头太硬,东汉宦官兴起了两次迫害士人的“党锢之祸”。公元166年,宦官集团对知识分子反对派,也就是“党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迫害,抓捕二百余人。将“党人”的领袖李膺“禁锢终身”。但这并没有吓倒读书人,李膺被罢后,威信更高,被士人列为当朝“八俊”之首,成了道德旗帜。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三年以后,宦官又掀起了规模更大的打击。这一次流放、囚禁了六七百名官员,拘捕了太学生一千多人。经过这场浩劫,天下敢言的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虽然政治抗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汉代知识分子那种“杀身以求仁”的气节毕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汉代士人虽然在思想领域没有什么创造和开拓,却用鲜血和生命为自己筑起了流传万世的纪念碑。徐复观说:“东汉的知识分子,所以在历史中能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乃是另有一部分置生死贫富贵贱安危于不顾,绳绳相继,在政治极端黑暗中,做出各种不屈抗争的节义、名节之士。”

不过,汉代知识分子反复抗争最后归于失败的遭遇也告诉了后代一个事实:在中国历史上,理想与权力斗争,最后胜利的永远是权力而不是理想。这对后世知识分子的心理产生了十分微妙而深远的影响。在两次党锢之祸后,其他朝代极少再出现过汉代那样知识分子的集体抗议行动。

汉代的专制之网还远没有后世那样严密。汉王朝一方面提供了数百年的和平时期,使人性不至于在极端残酷中迅速恶化。另一方面,汉代统治技术的粗糙,给社会各阶层以巨大的自由呼吸的空间。生活在汉代的人们,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保留了上古社会一脉相传的质拙单纯。

汉代仍然尚武。

对人体美的欣赏可以体现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在汉代人眼中,男性美集中在胡须浓密,身形高大,肌肉有力等最能体现男性第二性征和力量感的方面。西汉人王商高八尺余,“身体鸿大”;东汉人虞延“长八尺六寸,腰带十围”。这都是美男子的样板。女性美的一个要件也是身材高挑丰满,出土的汉代画像资料上贵族妇女大都身形高大丰腴,与身边的侍女形成鲜明对照。

后世议论汉武帝时,常有人批评他穷兵黩武。然而击败匈奴,毕竟是中国对外战争中最辉煌的一次胜利。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战争的规律基本上都是游牧民族征服农耕民族,只有汉朝军队能让在欧亚大陆威名赫赫的匈奴闻风丧胆。在汉武帝的大胆任用下,二十多岁的天才将军霍去病率领汉人,出陇西、过焉支、越祁连、绝大漠、“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执卤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犁廷扫穴般驰骋往来于匈奴腹地数千里,兵锋抵达今天中亚的贝加尔湖。当匈奴浑邪王率十万部在降与遁之间犹豫不决时,是霍去病单骑驰入对方阵中,厉声命令浑邪王杀掉主张逃走者,以惊人的胆量慑服了浑邪王,保证了整个部落顺利归降,这种气概在后世很难复制。

汉朝军队的强大战斗力,是建立在汉代人的尚武精神之上的。

汉代贵族社会经常举行比武。贵族们正式的体育活动是扛鼎比赛,相当于今天的举重比赛。汉武帝在宫中专门设立了鼎官,以判定殿前举鼎比赛的成绩。刘邦少子淮南厉王刘长、汉武帝的儿子广陵王刘胥,都以力能扛鼎留载史册。

汉代画像砖石上,较力、比武是常见的内容。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汉代画像上经常现出人与老虎、野猪等猛兽的搏斗的场景,这些画面不是想象,而是现实生活的忠实记录,其惊险程度在今天看来还令人惊心动魄。汉代着名士人中,司马相如、田畴、崔琰都以善于击剑而闻名,王充则经常练习骑马射箭,经学名家辕固则曾经在兽圈中用刀杀死过野猪。

汉人率直、粗朴,在男女关系上相当通达,汉代墓葬当中男女裸体恩爱图像屡见不鲜。在汉代,男子和女子可以一同宴饮,结伴同路,甚至同车而行,女子也能单独会见男宾。密县打虎亭汉墓画像石上,画着一位插笄的女子与着帽男子并列而坐,其旁又有两个女子对坐宴饮,这就是汉代宴饮男女“杂坐”的情境。汉代妇女改嫁是家常便饭,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好指责的。张负的孙女前后改嫁了六次,汉景帝的皇后王氏曾经离异并与前夫育有一女,曹操在遗嘱中还特别嘱咐他的妻妾“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这些在当时并不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

今天的中国人不再会跳舞。高晓松说,“在我曾游历过的数十国及本国数十民族里,汉族在能歌善舞这一单项可排名倒数第一”。阿城也说:“中国汉族很久很久以前就不会跳舞了,普遍是看人家跳舞。”然而我们的老祖宗曾经是非常能歌善舞的。先秦时代,中国人吃饭时酒酣耳热后经常离席,跳上一段。直到汉代,载歌载舞仍然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汉代宴会上,经常“以舞相属”。也就是说,吃高兴了,主人先起来跳上一段儿,跳罢,一位客人站起来接着跳,然而第二位客人再下场继续跳,如此循环一圈,才算尽兴。汉景帝年间,诸王来朝,和皇帝一起吃饭,边吃边跳舞。长沙定王刘发的舞姿很奇怪,他“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笑其拙”,景帝很是奇怪,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说:“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汉景帝大笑,遂为给他增加了封地面积。(《汉书·景十三王传·长沙定王刘发》注引应劭曰)星移斗转,汉代人的精神气质大部分在今天被称为“汉人”的后代身上已经不能复识,但是汉砖画像中记录的汉人风貌至今仍能撄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