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与西域交通，已知所谓地球。”前文提及朱思本的《舆图》，应该说直接受益于札马剌丁的地球仪。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罗洪先将《舆图》加以增订，并于三十四年（15）55年）以《广舆图》之名刊印，其序曰:“元人朱思本图，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合东西相侔不至背舛。按朱图长广七尺，不便卷舒，今据画方，易以编简。”显然，这里的计里画方之法，即为札马剌丁所制地球仪“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员之广袤，道里之远近”之法。元天历二年（13）29年）问世的《元经世大典地图》中，有一幅网格状的西北地区图，而其网格也应看作是“苦来亦阿儿子”所绘小方井影响的结果。沈曾植认为，《经世大典地图》绘制方法特殊，乃西域回回人绘制地图与中国传统方法不同之故，原本很可能绘有南北向的“天度斜线”，后“摹者不解其义，留直而去斜，不解南北易向之由，仍存其四隅之旧识，据直格以观斜线之向，又不能得斜线之中线果在何方，则其回易迷紊，端绪不可寻，故所宜矣”。
中国古代没有明确的地理经纬度概念，而花拉子密等在公元833年以前完成的《地形》一书中，已附有区别于古希腊地理学家关于地球周长和度数的新的更准确的经纬度表。至易德里斯时，又将自赤道至极远的北方，分为7个纬度，各地带又由和纬度成正交的许多线分成311个部分，因而更接近近代地理学的测算。元代东传的回回地理学就突出表现了穆斯林对世界球形基础之上这一经纬度体系的认识。明初由汉族学者李翀、吴伯宗，回回学者海达儿、阿答兀丁、马沙亦黑、马哈麻等共同翻译完成的回回《天文书》中之地理经纬度概念，就是这一回回地理学知识传入中国的有力证据。明译《天文书》的底本，洪武初得自元大都。明末孙承泽云:“御制文集有授翰林院编修马沙亦哈、马哈麻诏文，谓大将军入（元）都城，得秘藏书数十百册，乃天方先圣之书，吾中国人未有解其义者，闻尔学道本宗，深通其义，今读之数目，窥天之道，至为精详。”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亦曰：“（洪武）十五年（13）82）命大学士吴伯宗等译回回历、经纬度、天文诸书”。又据《明太祖实录》载:“上以前元素无文字，发号施令，但借高昌之书为蒙古字，似通天下之言。乃命火原洁与编修马沙亦黑等。以华言译其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用靡不具载。”由此可见，《天文书》无疑是元朝传入中国之回回著作，且上述诸多回回著作中，已明确指出有关于经纬度的地理书籍。《天文书》作者为中世纪著名阿拉伯学者阔识牙耳（971—1029年），明译人员之一马哈麻在其所撰《译西域经书序》中证实道:“逮阔识牙耳大贤者生，阐扬至理，作为此书，极其精妙。”明译《天文书》在论述有关经纬度概念时曰:“但是有人烟、生物之处，亦分作四分。从中道上纬度往北分起，至纬度六十六度处止。
经度自东海边至西海边，一百八十度。经、纬度取中处:纬度三十三度，经度九十度。东西南北共分为四分。但是地方纬度三十三度以下，经度九十度以下者，此一分属东南;若纬度三十三度以下，经度九十度之上者，此一分属西南;若纬度三十三度以上，经度九十度以下者，此一分属东北;若纬度三十三度以上，经度九十度之上者，此一分属西北。”这一记载表明元代传入的回回地理学，通过经纬度概念，已对欧、亚、非所知世界大陆赤道以北的地理，区划得相当精密。
穆斯林在掌握与应用海洋气象学和航海地理学知识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大大促进了中世纪东西方航海文明的交流与发展。9世纪时，阿拉伯人已把海洋划分为7个气候带，10世纪前期的阿拉伯地理学家马苏第在《黄金草原》中将西方至东方的航路以七海分之，以后其他阿拉伯地理学家也常提到七海，但是这些地理学家具体所指七海并不完全相同。马苏第以今波斯湾、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安达曼海、暹罗湾及占婆海（今南海西部）、涨海（今南海东部）为七海，其他学者则分别将红海、地中海、里海、黑海等归入其列。然而不容置疑的是，他们均在其著作中涉及到诸多东西方航海地理知识。宋元之际，海外商舶停泊于福建沿岸诸港者频众，大食人蒲寿庚为泉州提举市舶30年，“擅蕃舶之利”，故泉州海舶频至，蕃商云集。《元秘书监志》有“至元二十四年（1287）二月二十六日奉秘书监台旨，福建道骗（？）海行船回回们，有知道回回文剌那麻，具呈中书省行下合属取索者。奉此”的材料。据此可知，元政府曾下令在福建擅长航海的回回人中寻找“回回文剌那麻”。“剌那麻”是波斯语Rahnama的音译，阿拉伯语作Rahnami或Rahmani，意为“指路”、“行路指南”，用于航海中则意为“航海指南。”这说明元初来华的回回航海者已具有航海指南一类的图或书了。
在阿拉伯伊斯兰文献中，现存最早的剌那麻见于15世纪末。阿拉伯人伊本·麻吉德（IbnMadJid）在1498年为达·伽马从东非马林迪到印度西海岸古里导航时，就曾使用过这种剌那麻，麻吉德当时还曾指出12世纪剌那麻的不足之处，可见早在12世纪时剌那麻已经出现并被用于航海中。而从14世纪初起在地中海已被广泛使用的航海图，“其内容与麻吉德的剌那麻是近似的”。剌那麻元初传入中国，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马可·波罗由泉州乘中国船舶回国时，船上已经使用了表示航向的针经。到明代郑和下西洋时，中国的航海图已经很完备。明人茅元仪《武备志》中附有多幅《郑和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藩图》），为现存中国最早航海图。全图24面，其中有《牵星过洋图》4幅，收录外国地名300有余。明代的航海图经是否与元初回回航海者使用的剌那麻具有一定的联系，近代国外著名学者“戴闻达（Duyvendak）和伯希和（Pelliot）曾猜想这些地图可能受到阿拉伯的影响”。据明人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载，明时苏州有马怀德其人，藏牵星板一副，共“十二片，乌木为之，自小渐大，大者长七寸余，标为一指、二指，以至十二指，俱有细刻若分寸然。又有象牙一块，长二尺，四角皆缺，上有半指、半角、一角、三角等字，颠倒相同。”由此牵星板之构造及所用乌木、象牙材料来看，它与国外史籍中所述阿拉伯人航海使用的牵星板非常相似，而马怀德其人显然是回回人。这说明郑和航海中所使用的《牵星过洋图》与元代传入的回回文剌那麻有关。虽然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比《郑和航海图》更早的阿拉伯航海图，而且很难说明代的航海图到底受阿拉伯剌那麻的影响有多大，但“鉴于元世祖时已收集剌那麻，元亡后其秘书监藏书入于明廷，且其中的回回文书籍深得明太祖朱元璋的重视，因而可以设想:剌那麻可能对中国航海图经的出现或发展产生过一定影响”。
元代回回地理学传入的途径较广，《元秘书监志》中录有“回回书籍”195部，其中不乏有许多回回地理学书籍，“海牙剔穷历法段数七部”，即为这时传入的回回地理学著作。据马坚先生的研究“海牙剔”，即清人刘智《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中的《海亚土额噶林》。“海亚土”（Hay’at），阿拉伯语，意为形象、形状等;“额噶林”（Aqalin）则为国家、地区的复数形式，刘智译为《七洲形胜》。七洲是针对东半球从赤道到北极间的亚、非、欧三洲而言的，这是古代地理学家通用的区划;《七洲形胜》之七洲具体所指为:“阿而壁（阿拉伯）、法而西（波斯）、偶日巴（欧罗巴）、赤尼（中国）、细尔洋（不详）、欣都斯唐（印度）和锁当（苏丹）”。讲七洲形势，就必定要提到各洲的经纬度，而经纬度的测定，要靠星象的观测。这部书既有7册，可能同时讲到地理和天文。刘智康熙年间曾“于京师得诸吴氏藏经数十册，皆西国原本，自元世载入，藏之府库，而为流寇发出者，天文地理之学，思过半矣”。
刘智在撰写《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和《天方至圣实录》时，曾参考过许多这些“自元世载入”的回回书籍，仅地理类图书，除《海亚土额噶林》外，尚有《查米尔·必剌地》（《天下方域）、《默拿集理·必剌地》（《坤舆考略》）、（《哲罕·打尼识》（《环宇述解》）及《克尔白·拿默》（《天房志》）等，在《天方至圣实录》“方域”一节中，刘智更多地引用了回回地理学著作《天方舆地经》中的许多概念和知识。如书中所言:“地为圆体如珠，乃水土相合而成，其土之现于水面而为地者，盖球面四分之一也。地之平面自东至西分为三大土:在东曰东土，在西曰西土，东西之间则中土也。又自东至西作一直线，距南北两极等为地经中线。自北极至南极作一横线，距东西海岸等为地纬中线”。这里显然反映了世界为球形，以及经纬线、赤道（地经中线）等回回地理学概念与知识。总之，元代传入的回回地理学著作，经回回学者的介绍、运用，肯定为中国地理学家所参考、借鉴。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地理学的内容，提高了元以来中国地理学的认识水准。
元代对中国地理学作出贡献的回回人，札马剌丁外，有赡思其人。赡思（1277—1351年），字得之，先世为大食国人，邃于经学，“至于天文、地理、钟律、算数、水利，旁及外国之书，皆究极之”。是一个十分博学的回回学者。他在地理学上的造诣与贡献，主要表现于参与《经世大典》的编修及运用回回地理学知识所撰写的《西国图经》一书，这是当时关于西域，包括若干欧洲国家的地理学著作，其中还应附有地图。然而遗憾的是，这部著作没能流传下来。
元代回回地理学中诸多概念、知识及制图法、航海图的传入，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丰富了中国地理学知识，从而促进了中国地理学的进步与发展。大型地理总志的编辑和元明两代地域更为广阔的地图及航海针经的出现，正是这一文化交流的重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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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元）许有壬：《至正集:卷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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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2002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