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了解伊斯兰教
2526400000003

第3章 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3)

如果把刘智等人和利玛窦相比较也非常有意义。利玛窦无人不知,大家都认为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在文明对话方面是一个重要的经典,有很多人认为利玛窦当时的策略是通过消化儒学,用儒学的基本价值、基本观念来传播天主教,特别是耶稣教会天主教的信息。但最近在哈佛有一位从四川来的学者张琼和一位研究中世纪拉丁文的教授合作,对利玛窦写给梵蒂冈的很多拉丁文信件仔细分析以后得出的结论是,事实上利玛窦的策略是要彻底解构宋明儒学的基本信念(即我所理解的宋明儒学的基本信念是纯有的连续,从草木瓦石到人和神灵都是一气贯穿的),利玛窦要把这个结构彻底打破,使得儒家学者回到先秦,回到“天”,回到上帝,因为只有回到先秦才能把基督教所认为的超越而外在的上帝这个概念带进儒家的论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利玛窦的宰制性(colonization)的说法是,一定要打破你的基本信仰,然后你才能接受我的看法。这就使王岱舆和刘智的理论显得非常有价值,因为王岱舆本身是中亚细亚人,从小是在讲阿拉伯语的环境里长大的,到20岁才开始学古代汉语,但他把整个宋明儒学当作是自家的学问。他一方面批评道家、佛教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对儒学也有批评。到了刘智,他则把那时所有儒家的资源都消化接受,其基本立场是我并不要改变你原来的信仰议程,但是我要用另外一套论说使你相信我的理念;我完全接受儒家的学说,但我认为你还有一见未达。从我从事儒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大的挑战:是不是这条路为从儒学走向超越而外在指示了一个方向?这个很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思考。

17世纪如此丰富的讨论和丰富的资源对现代来讲具有怎样的意义呢?19世纪欧洲中心主义形成以后,一直到20世纪的后半期,到现在,最强势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就是启蒙,可称之为“启蒙心态”。“启蒙心态”并不是西方的启蒙运动,也不一定是哈贝马斯所谓的“启蒙计划”,它不是把启蒙的理性、启蒙最光辉灿烂的成分作进一步发展。我所讲的“启蒙心态”是一种物质主义、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从宗教学来了解,是一个强势的人类中心主义。这个强势的人类中心主义基本上消解了人类精神领域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宗教”和“自然”。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说现代性有两个特色,一个是“去宗教”或者“去精神”(de—spirit),另一个特色是“去自然”(de—nature)。这是西方启蒙思潮兴起以来所代表的人文主义的特色。这个人文主义使人类文明的发展,从迷信的宗教经过形而上的哲学,进入科学理性,到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生产方式,到马克斯·韦伯的所谓现代化的出现。所谓现代化就是理性化,就是专业化,就是凡俗化,就是所谓的祛魅,所以现代性就是完全把宗教排斥在外,理性挂帅,通过认识、实验、理解对自然进行宰制和征服。这一套思路也就是西方的现代化是唯一一条路的思路。但这个思路基本上从20世纪下半期到现在出了许多大的纰漏,有很多致命的弊病。这个人类中心主义的致命伤就是没有办法了解生态环境对人类的重大意义,没有办法把人摆在更宽广的自然环境中,从而导致了非常大的混乱。1972年,第一次世界环保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那时的一个共识成为大会的纲领,即发展是有限的(罗马俱乐部已经提出其发展有限的观点),同时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但自那时以来,大的潮流,所谓科学主义所代表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社会工程(socialengineering)的潮流,事实上是显学,一直到今天影响力非常大。总之,生态环保、女性主义和文化多元性这些问题的出现使我们意识到,启蒙思潮所代表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个人尊严,乃至自由、理性、法制、权利和个人一整套理论都非常好,但是还不够,因为它是建立在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基础上,对现在复杂的多元世界、生态环保的要求所带来的问题没办法处理。

我们要做哪些工作呢?我们不应该对启蒙作无理的批判,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对启蒙的完全扬弃和新左派对启蒙的某些扬弃是不对的,因为我们非继承启蒙不可,不注重自由、理性、法制、权力、个人,就很难建构现代。但是除了这些价值以外还需要其他一些价值,比如说公益、正义,比如说同情,比如说礼让、责任,还有人的社会性(人并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人而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如果从伊斯兰教或者从儒家来看,正义、同情、文明礼貌、责任这些价值非带入启蒙理性不可。而如果要把这些价值带进来,在当前复杂的现代文明条件下,除了经济资本,当然还需要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不能量化,而要通过对话、沟通(哈贝马斯所谓的沟通理性)。任何一个社群、学术组织、学会,假如没有横向沟通,没有讨论,没有辩难,缺乏社会资本,即使有再多的经济资本都不可能发展学术事业。另外除了科学技术能力以外,还要发展文化能力。文化能力就是人文学,包括对历史、文学、哲学和宗教有所体验,是对人的自我了解、自我反思最贴切、最直接的一些学问,缺之不可。前面讲的关于语言、性别、个体的问题都与人文学有密切的关系。除了智商以外,要有情商,要有伦理的智慧,除了物质条件,还要有精神文明。所以作为一个复杂的现代国家,在一个上升的时期,尤其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时代已经过去,它的参照系要扩大,不能只以在富强发展的道路上更先进的国家马首是瞻,不仅仅看西欧和美国,一定要把印度、拉美、伊斯兰社会乃至非洲都当作我们参考的系列。有很多其他的价值,其他的传统,我们非认识不可。考验一个现代社会的领导,不仅看他能不能够迎接现在科学技术、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冲击,我认为还有两个非常大的领域:一个是能不能够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另一个是对宗教能不能够以一种平常心的、一种不亢不卑的态度来理解、欣赏。在处理宗教问题上出现的纰漏会使问题严重复杂化。

影响全球化特别是在意识形态上影响全球化的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之一是世界经济论坛(WorldEco—nomicForum)。这个论坛每年在瑞士达渥斯举行会议。与会的2000位企业家可能掌握了全世界资源的30%—40%,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都前往参加。以前会上仅仅谈论经济发展,其他的问题一概不谈。但是3年前第一次提出了21世纪的宗教问题:为什么在21世纪宗教还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因为这个问题,我也参加了讨沦,并且讨论了3年。把宗教作为21世纪的重要问题来讨论,不仅仅是针对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而发,而是如卡尔雅思贝尔斯所说,面向21世纪,塑造人类文明、人类生活环境和意识形态的那些主要的精神文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儒家、道家、犹太教等等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为了突破狭隘的富强观念和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需要探讨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以前把现代和传统截然二分是错误的。任何一个社会,比如法国的民主与法国的革命传统,英国的民主与英国的实证主义、英国的经验主义,德国的民主与德国的民族主义,美国的民主与美国的市民社会都有密切的关系,每个社会里的传统对于创造和发展现代化都有一定的塑造能力。这样看来,多元现代性是绝对可能的,现代性的本身不是单元的,不是同质的,它有多元的倾向。我们再回过头来讲东亚。不要讲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不讲中华民族是21世纪的主人。东亚包括现在中国沿海一带,包括南京、上海、北京很多地方,与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在许多地方是可以相提并论的,这些地方都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特别现在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但是它所体现的生活方式,它的基本价值又和西方不尽相同,这就表明不属于西方的社会可以深受西方的影响而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性。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东南亚,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如果要发展它的现代性,绝对要受到东亚的影响,但是它不会变为儒家;它有它的佛教传统,它有它的伊斯兰传统,它可以发展有自身特征的现代性。就是现代性中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市民社会,在其他地方都可以发展,但发展却有它特别的文化特色,那么将来拉美、伊斯兰世界,也许非洲也都可能有它发展的模式。当然这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是这个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个金字塔的形式,超级大国美国在上,其他都依顺序排列的形式绝对会变。有些学者说现在基本上已经不是这样的了,已经是三足鼎立,就是美国、西欧和东亚。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有问题,伊斯兰世界、拉美世界、印度等也是不能忽视的。我为什么一直在说我们应该把印度当作重要的参考社会?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才发展出宋明儒学,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印度文化的受惠者。因此为了了解你自己的精神文明,你就不能够只是向日本、向西欧和美国看齐。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印度有50年西方式的民主,现在有1亿以上的中产阶级,而且其中上千万可以完全纯熟地运用英语,所以它在国际化的很多方面比中国的国际化更厉害。再者,印度是精神文明输出大国。如果印度出现宗教问题,印度的解决方式与我们可能绝对不同。如果只突出科学主义,就是西方启蒙心态所代表的科学主义、物质主义,如果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理解不够,对宗教的认识太肤浅,那这个文明要变成世界重大文明中间的一部分,就会有很大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文明对话,特别是伊斯兰和儒学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对话,不仅有国际的含义,特别在国内我觉得也有深刻的含义。

最后一点,在儒学的研究过程中,我以前提出过道学政三个领域要同时并进。第一个就是要经过对经典的诠释,了解这个传统的精神文明的核心价值。比如把《古兰经》的内容变成不仅是穆斯林的而且是所有中华民族生活的当今世界的重要资源来了解,认识其中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的价值。另外怎么样恢复经堂、讲经,就像在学中怎样恢复书院、讲学。讲学、经堂的制度在佛教、基督教和中东、马来西亚、印度尼亚西等地都很重要。这个传统非要恢复起来不可,不然它不能成为活的学问。另外,一定要有国际的视野。除了民族之间和谐相处的考虑以外,也要考虑对世界和平能不能作出贡献。如果不能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我们很难回应生态环保上出现的困境。我有这样的期待,中华民族的再生当然是一个经济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同时也有军事含义,可是还有更深刻的文化信息。这个文化信息就是希望中华民族的再生为世界和平重组提供文化思想的资源。伊斯兰和儒学的对话应该成为这个重大的课题的精神资源的非常关键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Marshall Mcluhan,Quentin Fiore: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Bantam Books,1967年.

(2)Izutsu Toshihko.Sufism and Taoism:A ComparativeStudy of KePhyiloslphical Concepts,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1984年.

(3)Karl Jaspers.Vom Ursprung ZieldGeschichte[M].Zurich,Artemis—Verlag,1949.

(4)Arvind Sharma. Our Religions [M]. San Francisco:Harper,1993.

(5)Benard Lewis. What Went Wrong?:Western Impact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M].Oxford UniversityPress,2002.

(6)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Man[M]. NewYork: Free press. Toronto: Maxwellmacmillan Canada,New York: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1992.

(原文刊载于2003第3期)